一
武俠小說新秀鄭丰在她的《天觀雙俠》（以下簡稱《天觀》）於2007年7月正式出版之后，嘗到了成功的果實。隨后她再接再厲，又以兩年一部的速度，相繼發表了長篇小說《靈劍》（臺北 • 奇幻基地2009）和《神偷天下》（臺北 · 奇幻基地2011）。
《靈劍》是《天觀》的前傳，其男女主人公，是《天觀》兩大男主角之一的凌昊天的父母，凌霄和鄭燕龍。《天觀》裡留下的一些疑問，例如昊天何以會有兩位一正一邪、同母異父的兄長比翼、雙飛，在《靈劍》中得到了解答。除此之外，《天觀》裡出現或倒敘過的一些人物，例如浪子成達、凌霄的義弟陳近雲、鄭寶安的父親鄭寒卿、以及丐幫幫主吳三石、“百花門”門主白水仙等等，在《靈劍》裡也有更多的著墨。
文學、電影作品中的“前傳”，雖屢見不鮮，但以總體而言, 實在乏善可陳。出自原作者手筆者，例如美國電影大師盧卡斯親自監制、導演並為之撰寫劇本的《星球大戰》前傳三部曲，被觀眾和批評界普遍認為是失敗之作。相隔二十年之后，盧卡斯在電影制作的科技手段上有了長足的進步，可是他的新作，偏偏就少了《星球大戰》三部原作中那一份人情、幽默和溫暖。在文學作品中，“前傳”由他人操刀者，想來也祗有多米尼加女作家珍 ∙ 瑞斯的小說《藻海無邊》（Wide Sargasso Sea），描寫英國作家夏洛蒂 ∙ 勃朗特的名著《簡愛》裡的羅切斯特和他那個閣樓上的瘋女人當年那一段情事，還算得上獨具一格而足以傳世。
然而鄭丰這兩部作品的相互關系，情況有所不同。根據作者在《靈劍》的“后記”中介紹，她寫完《靈劍》初稿，其實在《天觀》之前，因為情節“比較陰暗悲慘”，自己不大喜歡，就擱置一邊。等到《天觀》正式出版之后，這才又對《靈劍》“大刀闊斧，徹底改寫”。
金庸的《倚天屠龍記》裡，用江湖上流傳的口訣提調全書敘事的脈絡：“武林至尊，寶刀屠龍；號令天下，莫敢不從；倚天不出，誰與爭鋒？” 鄭丰的《靈劍》與之異曲同工，也是由“楔子”裡神卜子老人那首簽詞開場，並且貫串全局：“猛虎藏，正道殤；獨聖尊，天下奔；異龍現，江湖變；靈劍泣，野火熄。”全書共分三部，“聖火神教”、“虎嘯龍翔”、和“神劍之泣”，每部各有自己的“楔子”，洋洋洒洒，一共九十一章，一開始敘述凌霄在成長過程中如何漸漸了解自己的身世、再寫到他與燕龍在與神火教教主段獨聖的艱苦斗爭中相識相交，最后以燕龍舍身入虎穴，破除獨聖神功，凌霄殺死獨聖，再與燕龍團聚成婚而收場。
筆者初見到《神偷天下》的題目，以為鄭丰是想追金庸《鹿鼎記》之步武，寫一部顛覆傳統的“反武俠小說”，有些擔心她寫得太早。因為那部以“小混混”韋小寶為主角的作品，是金庸在寫了十四部長、短不一的武俠小說之后，游戲筆墨的封筆之作。我向來以為，以類型論，《鹿鼎記》不能算是一部武俠小說。《神偷天下》確實也是鄭丰力圖尋求突破之作， 但在基調上與《鹿鼎記》迥然不同。全書也分為三部，“跛腳小丐”、“靛海奇緣”和“悲歡無情”，一共七十八章。小說的主人公楚瀚，小時被人收養，在世代相傳以盜竊為生的“三家村”裡被培養成一代“神偷”，隨后他歷經磨難，冒充太監入宮，盡心竭力保護一位小皇子，隨后又遠走苗疆、深入大越，后來又回到京城。在這一過程中，他逐漸了解了自己的身世，最后為了保護後來成為明孝宗的小皇子而犧牲了自己的性命。與滑稽突梯的《鹿鼎記》相比，《神偷天下》可以說是一部徹頭徹尾的悲劇。
二
今年夏天讀了鄭丰的《天觀雙俠》之后，筆者頗為欣賞，曾經撰文推介（見《東方早報 ∙ 上海書評》2011年7月10日第146期《女金庸的得失》）。這次讀她的兩大部近作，文字似乎更見流暢，人物的刻畫、情節的安排也仍然頗見技巧，但是兩部作品的節奏都緩慢下來，遠不如《天觀》來得明快，而且更重要的是，再也感覺不到《天觀》裡那一份激動人心的朝氣。
文學的類型，好比一個大家庭，有她自己的開山遠祖、有她光宗耀祖的后裔，世代相傳，可以有千變萬化，然而“萬變不離其宗”，其血緣必須一脈相承，其中有她本身內在的規律。以文藝復興時代西班牙作品《小癩子》肇始的流浪漢體小說（the picaresque）、源出德國的“成長過程小說”（Bildungsroman），無一不是如此。武俠小說的“血緣”的核心，全在“武”、“俠”二字， 而且相對而言，“俠”字也許比“武”字來得更為重要。
若是以“武”、“俠”二字來衡量鄭丰這兩部近作，《靈劍》裡“武俠”的成分，雖然較之《天觀雙俠》已經有所減弱，但是大體上還說得過去。《神偷天下》裡，“武”的成分進一步稀釋，而主人公楚瀚舍命保護的皇子，居然是他同母異父的弟弟，這一個細節，無形中又減弱了“俠”的比重。
當初《天觀》出版時，為之作序的劉兆玄先生曾經說過，武俠小說的作者應當培植“雜學”的根基。鄭丰也許記住了這位曾以“上官鼎”為筆名的武俠小說前輩的話，在這兩部新作中，花了很多的心血筆墨，寫了不少可以列入武俠小說的“雜學”項下的東西，比如在《靈劍》裡，她以極大的篇幅，寫了邪教及其善男信女之間的關係，在《神偷天下》裡，又添加了許多有關蠱毒的情節和描寫。殊不知所謂“雜學”，祗能是武俠小說裡的陪襯，是主菜邊上開胃的小碟，是一副麻將好牌裡攤出台面的“春夏秋冬”，切不可喧賓奪主，亂了主次。
記得小時候讀童話、看民間故事，開場往往是“從前有一個國王，他有三個兒子……”長大了以后讀小說，並不是要從小說裡去求知識、尋真理。知識、真理這些東西，該去圖書館裡查找，該去讀人生這一部大書本身。我們讀小說，歸根結底，還是為了去聽那“從前有一個……”。小說家主要應該是個說故事的人，他的任務和使命，不在傳道、授業、解惑，而在講一個故事，而且一定要把這個故事講好。試舉兩部迥然不同的中外經典作品為例。曹雪芹的《紅樓夢》由“假語村言”發端，哈代的《還鄉》從描寫“一片蒼茫萬古如斯”的愛敦荒原開場。前者裡面包含許多傳統文化裡五花八門的材料，后者也描寫了不少英國鄉村的人情風俗，但是這些“雜學”絲毫沒有影響兩部小說的核心內容，那就是一個引人入勝、娓娓動聽的故事。
以這個標准來評判鄭丰的近作，也許太苛刻了些，因為即使文學大師也往往在這一點上亂了方寸。比如法國小說家雨果的作品，就有以冗長的篇幅、羅列那些從故紙堆中搜羅來的文史資料的例子，甚至其杰作如《悲慘世界》和《九三年》，都有這個“掉書袋”的毛病，而其中尤以《巴黎聖母院》為最。在托爾斯泰的長篇巨著《戰爭與和平》和《安娜 • 卡列林娜》裡，迷戀於哲學思考的托爾斯泰，往往也佔了小說大師托爾斯泰的上風，於是作品裡就出現了那些前者把后者擠出場外的片斷。在這方面最為惡劣的例子，莫過於我們自己那位夏敬渠老先生的《野叟曝言》了。洋洋一百五十四回的所謂“小說”裡，塞進了與故事本身沒有多大關係的多少天文地理、醫卜星象，何等令人生厭。我以為凡是想寫小說的人，都該去硬著頭皮一讀，並且引以為戒。
三
鄭丰的兩部近作裡還有一些問題，也與武俠小說本身的“血緣”和內在規律有關。例如她的三部作品中，在人物“正”“邪”的區分上，似乎往往在刻意模糊其間的界限。《天觀》男主角之一趙觀的六位妻子裡，有一位是反角“死神”司空屠的女兒，雖然作者已經花了不少心血，去寫她如何改邪歸正，但是以筆者的一隅之見，讀來還是令人覺得不太舒服。到了《神偷天下》裡，這一種正邪難分的傾向，似乎更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男主角楚瀚后來追隨生父、大太監汪直，殘害忠良，作惡多端，而與他傾心相許的百裡緞，更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錦衣衛。金庸作品中，假作真時真亦假，人物的廬山真面目，往往一下子看不清楚（例如《笑傲江湖》裡的岳不群），但是到真相大白之際，正邪之分，還是清清楚楚，毫不含糊的。鄭丰在正邪之分這一點上所力求的“突破”，究竟是不是能夠符合武俠小說這一類型的基本要求和內在規律呢？
其次，作者在這兩部小說裡，為了尋求“創新”而摻入了不少有關“神通”、“靈能”的內容，例如《靈劍》裡的凌霄和段獨聖，都有預見未來的特異功能，而《神偷天下》裡對蠱毒的描寫，也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其實若是回溯武俠小說的歷史，這樣的內容也算不得“創新”，上個世紀三十年代還珠樓主的小說，就曾將武俠與神怪镕於一爐。記得少年時代看《蜀山劍俠傳》、《青城十九俠》之類的小說，就覺得那些什麼“站立山頭，手指處，一道白光射出”的描寫，未免太荒唐，太不近情理，而后來讀金庸的小說，就沒有這樣的感覺。以金庸的作品而言，合情合理的成分，相對而言，還是佔了壓倒優勢的。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沈君山先生在普林斯頓大學做博士後，周末的一大樂趣，就是去紐約買金庸的小說來讀。因為他好弈，就發現《書劍恩仇錄》裡有關陳家洛以棋子作暗器使、以弈代酒的描寫，違背了下棋的常識。一九六四年初，他路過香港時，“年少氣盛”，就去拜訪金庸，指出了書中的漏洞，金庸十分大度，設宴招待，坦承失誤，后來得到靈感，重新構思合理的棋局。（見沈君山《浮生後記》上卷《自敘》）由此看來，武俠小說裡究竟該不該揉合、或是應該揉合多少怪力亂神的東西，還是個很具挑戰性的問題。
更為重要的，則是有關這兩部作品的基調。在《天觀》的結尾，女主人公鄭寶安遠走東瀛，歸期難卜，凌昊天痴情相待，祗能在幻夢中相聚，小說已經響起了悲涼的尾音，但是多少還被另一位男主角趙觀圓滿幸福的結局所沖淡了。到了這兩部近作裡，卻是一片愁雲慘霧，連作者自己在《靈劍》的“後記”裡也說這部小說的初稿情節陰暗悲慘。經過她改動之后，這一種悲涼的氣氛，依然籠罩全篇。雖然終卷時凌霄、燕龍聯手，讓邪教教主段獨聖伏法劍下，但是這一種勝利，卻是以燕龍犧牲了自己的貞操作為代價的，給小說帶來了一個極為慘痛的結局。《神偷天下》則更不用說了，作者自己也在“後記”裡以“沉鬱”二字概括全書，從頭到底，幾乎難得有撥雲見日的時候。
對於作品的情節和基調何以如此安排，作者自己在《神偷天下》的“後記”裡有一番解釋：“我的小說也不得不跟著我的成長而變化。變化中有沒有進步？有沒有新意？有沒有突破？這些應是我需要留心的重點。”求進步、求新意、求突破，小說家本來應當如此，無可厚非。問題在於，在作如此嘗試的同時，是不是還是應當遵守文學類型的內在規律，切不可亂了“血緣”？例如以約翰 • 韋恩為代表的美國西部片，專寫打抱不平的荒野俠客，如何憑一手出神入化的快槍法，與驕橫的流氓地痞、貪贓枉法的警長周旋，成為好萊塢影片的一大類型。后來影星克林特 ∙ 伊斯伍德自導自演的電影《殺無赦》（Unforgiven），盡力刻畫暴力的血腥慘烈，被認為是一部顛覆傳統的“反西部片”，但是其中還是保留了西部片絕大多數的基本元素，比如槍戰、惡警長等等，而且到了最后關頭，還是邪不壓正，以正面人物的勝利終場，所以，在分類上還是屬於西部片的范疇，而且有了不少創新和突破。
更為重要的是，鄭丰所追求的“新意”和“突破”，以她這兩部近作來看，本意是不是努力想要將悲劇引入武俠小說的范疇呢？我們試看金庸的作品，其中雖然往往不乏悲劇的因素，但是到了關鍵時刻，正面人物總是能夠吉人天相，逢凶化吉。《笑傲江湖》裡的任我行，就有步東方不敗后塵的性格，很有與他未來的東床快婿令狐沖發生沖突、釀成悲劇的潛力，但是作者卻安排讓他突然暴卒，這就為令狐沖和任盈盈最后的幸福結合掃除了障礙，鋪平了道路。《神雕俠侶》裡，小龍女和楊過歷經艱難困苦，九死一生，然而總是能夠絕處逢生，說穿了，就是因為他們實在死不得！我們都知道，貫串《射雕英雄傳》和《神雕俠侶》兩部小說的核心人物郭靖、黃蓉，最后是在元軍攻破襄陽城后，以身殉國，但是作者從未正面去描寫這樣一個悲壯慘烈的情節，祗是到了《倚天屠龍記》裡`，以倒敘的方式一筆帶過。《天龍八部》裡的喬峰最后自殺身亡，算是金庸的作品中最具悲劇氣氛的一部了，但是他畢竟祗是三大主角之一，所以他的死似乎還不足以影響全局。說到底，悲劇，也許是武俠小說的“不能承受之重”？
四
鄭丰在《神偷天下》的“後記”裡說，“我愛看小說，喜歡沉浸在小說創造的情境之中。但是寫小說是很孤獨很苦悶的。寫不出來時，不想寫時，誰也幫不上你的忙。”文學創作確實是一種孤獨的磨難，所以成語裡有“苦心孤詣”這個說法。德國猶太思想家瓦爾特 ∙ 本雅明在他的論文《譯者的任務》裡曾經發出驚人之語：“沒有一首詩是為讀者創作的，沒有一幅畫是為觀眾畫的，沒有一部交響樂是為聽眾譜寫的。”從這種觀點看，把《靈劍》和《神偷天下》寫成現在這種情調，完全是作者自己個人的選擇，不容他人置喙。
但是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 ∙ 伍爾夫曾在一篇文章裡說過，作者還是該有假想的讀者；十八世紀以前的作家，為了他們的貴族靠山、贊助人寫作，當代作家，則為她稱之為“普通讀者” （Common Reader）的對象寫作。從這個角度來說，小說創作，怕還是得有一個假想的讀者群，而武俠小說所訴求的目標，竊以為該是我們（無論少年還是成人）所有的那一顆“赤子之心”，對成人、甚至老人而言，是那一份永遠長不大的孩子氣，雖然明明知道世上不會有此等情事，卻忍不住還是要做著如此這般的夢。
作為五個孩子的母親，鄭丰自己也說過，她的孩子們是她寫作“最大的干擾和阻力”，也是她“最大的希望和動力”，她希望有一天她的孩子們“能看懂媽媽寫的書”。她的下一部小說，會是什麼樣子？誰也無法預料。但是作為一位喜愛《天觀雙俠》的讀者，筆者倒是希望有如此才情的她，能夠不受書商的驅使，擺脫編輯的壓力，也許不妨把自己的孩子們，當作她下一部作品的假想讀者。誠如是，也許她會讓她的下一部作品裡多一點燦爛的陽光，多一份浪漫的情懷，多一些美麗的憧憬。說到底，武俠小說要去圓的，是夢，而不是魘。
[2011年12月於香港城市大學初稿；2012年於美國加州華山市猿影齋修訂]
[原載于《萬象》第十四卷第三期二零一二年三月138至146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