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在生命意义上最本质的缘起是感动
李东：
30多年前您写下《崛起的诗群》一文，时至今日依然被许多诗歌研究者反复提及，更是成了文学史中的重要文献，可见其对新时期诗歌发展影响之大。而写这篇文章时您还是一名大三学生，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写下这样一篇具有前瞻性的诗论？
徐敬亚：
后代人理解这个问题可能会有点困难。一个大三学生，不太可能啊，翻译成标准年龄，不就是21岁嘛。
不，我当时的年龄是31岁！比正常年龄整整超出十年。其实31岁的年龄已经是硕士、博士，或者大学老师的层面了。那多出来的十年，就是文革。
最近几天我正在写一篇 序，是八十年代大学校园诗歌的书。想了一个题目叫《站在两条彩虹的交点上》——那一代大学生是幸运的、罕见的。一条彩虹，指突然恢复的高考。一条彩虹，是 突然涌起的诗歌热潮。我当时恰恰正站在那两条彩虹的交点上。上大学前我在一家豆腐工厂里烧锅炉，转眼前便坐到了大学课堂。突然站上彩虹俯看白云，那感觉真 是太美妙。当工人前我还做过三年多的中学语文教师，因此各门功课对我来说都非常轻松。大学四年，我基本上成了一个全职的诗人。每天的任务就是读诗、写诗。
回想那几年，我的进展 真够神速。大一的下学期，便发起成立了《赤子心》诗社。大二夏天，我的长诗《早春之歌》在《诗刊》上发表，还是头条。冬天，写出了我的第一篇评论《奇异的 光——“今天”诗歌读痕》，很快就被北岛他们发在《今天》第九期上。写那篇评论根本没什么动机，只是因为读了诗非常感动。也是那个冬天，我紧接着又写了一 篇诗歌评论《复苏的谬斯——1976至1979中国诗坛三年回顾》。那篇文章更没有动机。“当代文 学史”开卷考试，每人要交一篇小论文，一般同学都对付一下，写个一两千字。结果我一下笔，一发不可收，写了二万多字。授课老师很为难，以不懂诗为由把它交 给了当时的副校长诗人公木先生。老先生大赞，亲自帮我修改，后来推荐到了南宁会议。谢冕读了也激赏，来信甚至说他似乎看到了“中国的别林斯基”什么的…… 为什么能突然写出那么大块的文章，纵横捭阖地指点中国诗坛，其实连我自己都很吃惊。现在想关键还是由于阅读，阅读后的感动。那几年，我每天读诗，对中国诗 歌的局面、动态与细节，了如指掌。不知不觉中，我已经站在了中国最高的学术观测视角之中了。这些，都成为《崛起的诗群》写作前的铺垫。
大三那年的1980年夏，我和王小妮一起参加了第一届青春诗会。这对我非常重要。在北京，我不但见到了艾青、臧克家、张志民、贺敬之、袁可嘉等大诗人、大翻译家，还见到了刘宾雁、黄永玉、邵燕祥、韩作荣等中年作家、诗人，更重要的是会见了一大批心仪的青年诗人：北岛、江河、芒克、杨练、顾城、舒婷、梁小斌等。在我最需要打开视野的时候，眼前忽然洞开。而对于即将写作的《崛起的诗群》来说，那次的北京之行，无疑是一剂大补药和强心剂。在熟读了大量作品之后，又会见到了中国老、中青几代诗歌中坚，耳闻目睹了最前沿的诗歌创作理念。整整一个月，几乎为我展开了一次中国诗歌全景的大扫描，令我眼界大开。
回到长春三个月后，我才动笔开始写《崛起的诗群》。起因还是一个小考试。大三的学期末要交一篇“学年论文”。我便突然写起来，写了十几天零几夜，一发不可收拾，最后写了四万五千字。如果没有青春诗会，可能没有这篇文章。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可能才是首届“青春诗会”的最大收获者。
你的问题很好，这篇文章因何产生？在今天看来，这是一篇奇怪的文章。不是为了发表，不是为了稿费，也没有什么“学术成果”可言，更不是为了评定职称。图什么呢，是什么趋使一个大学生突然没日没夜地写出这么大一堆字。原因很简单：感动。
学术这个东西，应该在生命意义上最本质的缘起，首先应该是感动。没有感动，没有对研究对 象的倾心专注，一个人怎么可能产生深入探究的愿望，又怎么可能深入骨髓地追寻，他写出来的字怎么可能新鲜与原创。我当时虽然是一个普通的中文系学生，但我 敢说我的诗歌阅读量，超过太多诗歌界的理论家们。同时，作为新诗潮的倾心参与者，我阅读中的兴奋与激情，几乎无人能比。
还有一点要说明，当年我写《崛起的诗群》还有另一个幸运。那就是我恰逢其实地碰到了一本 书。正当我即将写《崛起的诗群》之际，与西方学术专著之间，发生了一次恰巧如期的美妙相遇——它就是意大利美学家克罗奇的《美学原理》。就是这一本枯燥的 学术著作。我却读得津津有味，读得与作者气通神合，思绪万千……最后读到了物我相忘的地步。我一生都记得那种无限美妙的阅读：读到最佳效果时，完全忘记身 边事，完全忘记段落、文字和前后逻辑关系之类琐事，头脑里一片通明，思如泉涌……常常出现这样情况，拿出前两天的读书笔记，我分不清读书笔记上哪些话是克 罗奇说的，哪些话是读他的书时我涌出并记下来的——所以后来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读书笔记每页的中间划一道竖线：左边记克罗奇原话。右边记录我随时产生的 想法。这种被击中、被升华、被激活的阅读，一直持续了一两个月。到后来，我的感想越来越多，读书笔记的右边总是大大超过左边。因此，读完了克罗奇的《美学 原理》，我其实已经完成了很大量的个人写作——那些零星的随想与片断的琐记，那些对中国现代诗的大量笔记，后来构成了《崛起的诗群》中很多段落的雏型。同 时，克罗奇关于“直觉即创造”的美学理念，也影响了我的一生，成为我个人美学思想的最主要来源。
李东：
从一些资料中得知，这篇诗论对您个人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能否具体谈谈。
徐敬亚：
《崛起的诗群》是一篇纯自发的、生命意义上的激情写作。没想到的是，它却受到了一场完全非自发的批判。当年时局的严酷，今天的人们无法理解。
多 少年后我才知道，像设了局一样，我的文章没发表前已经被决定批判了。层层请示后，最终由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贺敬之拍板，中宣部文化局代局长杨子敏将刊发文 章的《当代文艺思潮》的有关人员专程从兰州召至西安。据说杨子敏当时提出疑问：你们作为一个地方性刊物，能否驾驭得了？你们的理论力量够不够？可见，对于 “引蛇出洞的”斗争，打蛇人费了不少心思。
1983年新年刚过，发表我文章的刊物还没有印出来，1月10号，由冯牧主持的大型“讨论”会就在北京召开了。不久，长春、兰州、重庆等地也召开了很多会议。对“三个崛起”乃至朦胧诗的批判开始。据《朦胧诗论争集》的不完全统计，当年，批评《诗群》的文章达数百篇之多，总字数应该有几百万字吧。
据王蒙先生透露，背后最大的指挥是胡乔木。胡在我的文章上批示“背离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并亲笔删掉了我名字后面的“同志”两个字，事情变得异常可怕……一 年多以后，风向变了。《当代文艺思潮》单纯地认为文艺春天回来了，再次向我约稿。我立刻又写了《圭臬之死》一文。谁料这篇文章竟导致《当代文艺思潮》最终 被查封停刊。
对我的批判时间大约只进行了一年左右。形势很快逆转，1984年夏天，我莫名其妙地被通知出一次没有任何任务的差，在全国旅行了一个月。黄山啊、峨嵋啊、长江啊都去了。1985年新年过后的1月3号，我一个人乘火车离开长春去了深圳，从此告别了吉林……这些事，已经过去了近40年，快到一个世纪的一半了。当年一些决策者、组织者有的已经过世。前朝的悲剧往往成为后来的喜剧，成为笑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