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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的多瑙河深又长

发布: 2016-2-11 20:28 | 作者: 李大兴



        一
        
        蓝色的多瑙河深又长
        为保卫祖国我来过这地方
        月光下没有歌声在飘荡
        只有轻轻风吹拂在水波上
        
        我看见英雄的苏联儿女
        光荣的朋友年青好战士
        他们在伏尔加河边打过仗
        来到多瑙河旁
        
        姑娘们含情地目送他们
        走向上那遥远的胜利路上
        战士的眼睛象伏尔加河水
        闪闪地放光芒
        
        现在我们又欢聚在一堂
        把那亲爱的多瑙河来歌唱
        我们在战斗中保卫了多瑙河的自由
        保卫了这地方
        
        五零后、六零后所谓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大都难忘《多瑙河之波》的旋律。我至今能背诵这首歌的歌词,但是想不起来是从《外国民歌200首续集》还是别处学来的。我在网上查到《外国民歌200首续集》里的歌词,和我的记忆略有出入,但是上面这个版本更押韵好听。《多瑙河之波》原本是十九世纪罗马尼亚作曲家约希布·伊万诺维奇(Iosib Ivanovici,1845-1902)谱写的一首舞曲,曾经在1889年巴黎万国博览会获作曲奖,脍炙人口。当时唱这个歌词觉得有些怪,心想罗马尼亚的多瑙河和苏联有什么关系呀?后来才知道,这是乔治乌时代重新填写的吹捧苏联的歌词。
        我熟悉《多瑙河之波》的旋律,却是因为同名电影。这部摄于1959年的罗马尼亚电影,1960年获卡罗维发利电影节大奖。游击队缺少弹药,地下党托马中尉为了搞到军火,混入囚犯队伍,被船长米哈依选中,当上运军火轮船到水手。米哈依有一个美丽的妻子安娜也在船上。托马排除了漂在河上的水雷,米哈伊被托马说服投奔革命,杀死了押送军火的德国兵,把武器运送给了游击队。战斗中,米哈依不幸牺牲,临终前握着托马的手把安娜托付给托马。然而革命事业高于爱情,托马雄赳赳气昂昂地上前线去了。这部电影1961年就曾经在中国上映,1971年6月齐奥塞斯库访华后,为了表示中罗友好被重新上映。当时中国银幕上的电影屈指可数:国产故事片已经五六年没有拍过新片,外国电影只有几部阿尔巴尼亚、朝鲜和越南的,《多瑙河之波》与之相比要棒出几条街去,而且别的电影都是革命啊、打仗啊,《多瑙河之波》却有一个爱情故事。不管是我这个年纪的小屁孩还是二十多岁的青年,看到米哈依抱起安娜说:“我要把你丢到河里去”,然后显然是丢到床上时都瞪大了眼睛,屏住了呼吸。最让人难忘和感动的,当然是船长临死前对托马说的那句话:“安娜是个好姑娘,你要好好照顾她。”在1972年或1973年,我经常听到男孩子模仿那断续深沉的声音,无论是文学青年还是小流氓都记住了这句话。
        我一直觉得有些指向是天生的,比如说我从小喜欢女性美、喜欢爱情故事,对宣传则是本能地怀疑。所以电影《多瑙河之波》里的美丽的女主人公、忧伤动人的爱情清晰如昨。我对托马中尉一点也不喜欢,二十多年后看到普京的形象,气质上有些相似,更明白我为什么不喜欢他。在少年眼中,反法西斯似乎是高尚的事业,但是革命者却是无情的铁石心肠。米哈伊深爱安娜,重伤后对托马的请求里传达的爱是电影最为感人之处。可是电影却在安娜目送托马远行中结束。
        八十年代初出国后,看了《卡萨布兰卡》,忽然感到《多瑙河之波》在相当程度上是一次并不怎么高明的模仿。有趣的是,《卡萨布兰卡》里最不招人喜欢的角色也是地下抵抗运动领袖拉斯洛。
        
        二
        
        七十年代中期,如果你想看电影,就要去看报纸某一版的底部很小字,告诉你在哪家影院上映什么电影。如果我记得不错,在北京这样的电影预告一般是在《北京日报》的第四版下方。《多瑙河之波》的人气显现在上映多年以后,还会在某一家电影院偶尔重放。我辍学在家的时候,有大把的时间,几乎每天都读报纸看有什么电影可看,在一个几乎没有电影可看的年代。等到什么电影都能看的时候,我却再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记得是1975年或者1976年夏天,在中山公园露天上映《多瑙河之波》。在一个黄昏,我约一个女孩去看电影,早早就到了中山公园门口,买好票,嘴里含一只小豆冰棍,望着街上人来人往。一直等到电影开始前一分钟,也没看见她的人影,只好自己独自去闷闷地看了一场,暖风一阵阵吹来,银幕微微抖动,安娜在甲板上穿浅色连衣裙的曼妙身姿让我无限惆怅。
        
        我在十四岁多身高窜到1米72,长出一层薄髭,声音变的很低,经常唱《伏尔加船夫曲》、《老人河》。我开始戴眼镜,开始抽烟,经常写长长的日记,还试着写格律诗,自己觉着已经成熟长大。我约的女孩,姑且叫她西西吧,那本是1979年没写完的小说里一个女孩的名字,用在这里也是真名隐去,贾雨村言的一层意思。她那年十八岁,正是鲜花盛开,刚刚考进一家文工团,是女中音独唱演员。我认识她,也是因为唱歌。那年头唱歌、学乐器、演小品考文艺团体是逃避上山下乡或者去街道工厂、去当售货员的捷径,所以日坛公园早晨有不少吊嗓子的。我的童声本来很高,能够模仿花腔女高音郭淑珍的《千年的铁树开了花》,一变声却掉到了另一个极端。不过据说我声音本钱不错,而且天生有头腔共鸣,于是唱歌也成了我的一个梦。
        七十年代的北京,一直有一些年青人的不固定时间地点的聚会,领头的大多是所谓“老三届”,他们当时都还很年青,唱歌是主要内容之一。我是从小跟着大孩子屁股后面一起玩的,因为总是年纪最小,长了一颗硕大的脑袋,看上去有点怪异;因为会唱歌、会打扑克、会背诵诗词,所以有时候能够混进去。应该是一次在红霞公寓的聚会上,西西来了,她那天声音有一点闷,仿佛感冒了似的,“田野小河边,红莓花儿开。有一位少年,真使我心爱”唱得无精打采。但是她不像别的女孩子那样要推托半天,而是落落大方,请她唱就唱,唱完了微微一笑,坐下去安安静静听别人。在聚会上她格外引人注目,似乎不是因为歌声,而是因为她穿了一件细花布拉吉和一双黑色半高跟鞋,引起了小小的轰动,引来了一群小伙子围在她身边。那是街上看不见裙子的年代,更不用提高跟鞋,是资本主义腐朽堕落的象征物之一。不过无论怎么批判,一旦出现似乎依旧魅力无限。我自然也被吸引,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后来西西告诉我,她就是因为我一直呆傻地看着她,才对这个孩子有印象。她说这话时特别把重音放在“孩子”上。
        在人群中西西是一个话不多的人,也并不是美丽不可方物。她个子很高大约有1米70或者更高一点,因为练唱歌的关系,身子挺得很直,微微前倾。她的脸很瘦削,在舞台上想必轮廓分明很出彩吧,但在生活中就显得太骨感了一些。我似乎从小就对眼睛格外敏感,让我难忘的是西西的眼睛,睫毛有些重,让她的目光显得有点朦胧,但是在唱歌中有时一闪,让我感觉到一双非常深邃清澈的眼睛,而且在瞬间整个人也忽然生动柔和起来。
        
        当然这一切都仅仅是后来的回想与记忆,当时估计更多是少年莫名其妙的激动吧。我想必唱歌唱得很卖力,好像唱了《鸽子》、《菩提树》,好像受到很多夸奖,自己很开心,更多因为西西和我说了挺久,有点晕乎。现在想想,她恐怕是因为不想多搭理身边那几个小伙子才和这个小孩搭讪的,不料我是个话唠,而且一嗨起来就不管不顾,让她有点目瞪口呆。也许觉得好玩吧,散场时她对我说“什么时候有空你来找我玩吧。‘我从小就是把别人的说的话都十分当真的人,而且曾经记性还不错,别人家的地址告诉我一遍就能记住。于是大约一个月以后,我就敲开了西城区辟才胡同一个小院里的一间厢房的门。
        在西西的房间里坐着一个小伙子,后来我知道他叫孟昌,是“老三届”里老初三的学生。孟昌梳着整齐的分头,戴着一副棕色镜框的眼镜,镜片很厚,使得后面的眼睛显得很小。他穿着白色的确良衬衫,蓝卡叽布裤子,是当时最平常的装束, 看上去干干净净。他说话声音不高,语速偏慢,却能够一直不停地说下去,不容分说,不容打断,在貌似文静的外表背后,有着很坚决的自我主张。很多年以后,我才听说他曾经是红卫兵一派的笔杆子之一。傻瓜都能看出来西西对孟昌的倾慕与崇拜,不过孟昌似乎对此不是很在意,只管自顾自地说着。西西默默听着,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孟昌从黑格尔说到《反杜林论》再说到《九三年》。
        
        我和西西很快就开始了一段交往:我们每隔一两个月会见一面,她说她的,我说我的。我告诉她我在暗恋一个眼睛分得很开,有点婴儿肥的姑娘,她目光迷茫地对我说:爱情往往是在被忽视中成长。我说你这话说得好棒,她说算了我们还是唱歌吧,然后就轻轻地唱起来:“深深的海洋,你为何不平静?不平静就像我爱人,那一颗动摇的心...”
        
        三
        
        如果“四人帮”不倒台,就不会恢复高考;如果不恢复高考,我就不会去上学;如果不去上学,我多半会去唱歌。然而生活没有如果,虽然文革折腾了十年,人们内心深处的观念还是“唯有读书高”,所以没有上过小学初中的我就很自觉自愿地回学校读书去了。一读书自然没有时间到处晃荡,和西西就不常见面了。再见到她已经是1978年初的寒假,前一年11月的第一次高考已经尘埃落定,西西告诉我孟昌考上了大学哲学系,她说这个消息时脸颊兴奋得微微发红。西西还在唱歌,时不时还要上山下乡、慰问边疆去演出。生活忽然呈现一片百废待兴的气象,每个人都各自忙碌起来,见面的频率一下更加减少了很多。听说西西和孟昌成双入对,已经说好等孟昌大学一毕业就结婚。
        我自己也在长大,经历了从暗恋到昙花一现,然后无疾而终。时光匆匆,我也上了大学,然后又要去留学。在外地接受外语培训后回到北京,有两个月的假期,我又开始四处游走和往昔告别。教育部给出国留学人员发八百元置装费,八十年代初八百块可是一个大数,那时候茅台酒一瓶才八块钱。我心中畅快,就脱下臃肿不堪的棉大衣,去王府井百货大楼买了一件轻便的羽绒服,然后到马路对面红都服装店定做了一套西装。阳光明媚的下午,我怀着一份好心情去西西家,敲了好几下门没有人开,正想走时,门吱呀一声打开了。西西略带倦容地走出来:“对不起,我在睡觉呢。”我说我是来请她去吃西餐的,她笑了说:“你小子挣钱了?”我说是啊,感觉是平生第一次挣到了钱。她弯腰洗脸的时候,我注意到她丰满了不少,不再是几年前的少女。我问她你什么时候结婚啊?她一面擦脸,一面很随意地回了一句:“不结了。” 我大吃一惊:“你没事吧?”她说:“我挺好啊!”擦好了脸,对我一笑,眼睛很明亮。
        我们一起去莫斯科餐厅,吃完饭后,天色黄昏,渐渐暗去。我们围着北京展览馆散步,一起轻声唱:“看晚霞映红伊洛瓦底江,这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啊海鸥飞来飞去尽情歌唱,啊海鸥自由自在多么欢畅”。西西一唱歌就开心了,展览馆门外的花园小径空旷无人,橙色的灯光亮起,照见笑黡如花,为我定格关于她最美的回忆。人家不想说的事情,我自然不会去问。我倒是老实交代当年约她看《多瑙河之波>时,曾经“怀着激动的心情。”于是我们又说起《多瑙河之波》,我说革命为什么要让爱情死亡,船长为什么要牺牲呢?西西说这样的结局更动人,米哈依死了,他和安娜的爱情也就永远了,爱和死总是分不开的。
        
        那时出国留学即使在北京也还很少见,国外还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世界,无论谣言还是信息都十分匮乏,只是在小说里和为数不多的电影上偶尔看见。几乎每一个人和我告别时,都会问“你什么时候回来?” 西西也问我什么时候回来,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一阵漂泊感在心中冉冉升起,带给我一种预感、一些茫然。那晚我和她在展览馆高高的走廊里相拥而坐,说了很久话。晚上十点四十五分的西直门外大街上人影稀杳,空气清新而料峭。我们告别的时候,西西给了我一个温暖的拥抱和一个轻轻的吻。
        两年后回到北京,听说她结婚了,嫁给了一个年龄相仿的青年大学老师,好像是经济系毕业的,听上去像是那个年代挺般配的婚姻之一。又过了三四年,听说她跟着丈夫出国了,这也是当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四
        
        芝加哥坐落在密执安湖的西南角,芝加哥河横亘市中心。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沿河岸的市中心一带翻新重建,恢复了美丽繁华。在温暖的季节。晚上两边灯火璀璨,人群熙攘。我长年住在郊区,除了听音乐会很少进城,夜色里的芝加哥河水多少带给我一种刘姥姥的梦幻。若干年前,十月的晚上,我陪一个外地来的朋友游览市中心,在河畔散步。和这位朋友也是好多年不见了,彼此说些别来的故事,我忽然想起卡萨布兰卡里那句著名的台词:“塞纳河的水已经流过很多了。”生活中有些时刻、有些感应真的是难以解释,莫名其妙。就在我忽然想起塞纳河水之后不过二十分钟,我和朋友因为走累了,就进了一家滨河的酒吧,要了瓶啤酒坐下。从一进这家酒吧,我就觉得有人在注视着我,我左右看了一眼,除了很多人,什么也没看见。爵士乐一曲接一曲放着,从高昂的小号变成低声呜咽的萨克斯管。整个酒吧也忽然安静下来,我和朋友不再说话,看着窗外的城市夜色。
        就在这时我的右肩被轻轻拍了一下,我回头看见一位烫着大波浪,高大壮实的中年亚裔女子。我楞住了,不知过了多久,从那双眼睛里认出了西西。久别重逢的感欣交集,给秋色迟暮的晚上带来几许春风沉醉,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说什么好。我有朋友要陪,她也是和一群朋友在一起,第二天下午就要离开芝加哥,只能约第二天在城里吃午饭。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经历过许多次久别重逢,也就习惯了很快平静下来,甚至没有感觉。这是一年中最美的红叶时节,虽然寒冷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我们再次在河边见面,临窗而坐,河对岸的高楼之下。有几棵年青的枫树。树叶微微摇曳之间,回忆年青琐事描述生活轮廓,感受着亲切、温暖和时空造成的距离。从身揣不到一百美金抵达美国,餐馆打工、人家保姆、读书、离婚、再嫁、工作、海归、创业,虽然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个人的,但是同代人的故事往往是相似的,以至于过几年以后,很多情节就想不起来了。我们谈话中间,西西接过一个电话。她讲电话的时候,我静静看着她。听上去是关于业务的,她说话声音比以前更低了,有一些命令的口气。在某个瞬间,她眼睛一抬闪现亮光,让我想起遥远的七十年代,不过我也看到了以前没有见过的坚定和冷静。
        时间过得很快,西西马上就要去机场,我开车送她。出城的高速公路经常莫名其妙堵车,我们的谈话也开始走走停停,有一搭无一搭。我忽然问了一句:“你后来有孟昌的消息吗?”“他已经走了几年了。”我听了一惊,没有说话。车再开不动时,我侧头看她的侧影,仿佛有一行眼泪曾经流下。
        “他得了什么病?”
        “听说是精神病。”
        在余下的高速公路上,西西告诉我,孟昌哲学系毕业后分到一家地方高校教党史,大约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出于自己的兴趣,开始研究红卫兵史,后来更往前追溯。他做的事情,申请不到经费也无助于提职称,而且易于坠入人性的深渊。但是据说他乐此不疲,其投入与专注一点不下于当年红卫兵笔杆子的狂热,直到有一天自杀未遂被送入安定医院。我也第一次知道孟昌的父亲是投诚的国民党军官,后来又被关了很多年,放出来没多久就死了。孟昌是独子,母亲在世时一直和母亲在一起,后来终身未婚。
        “现在你能告诉我当初为什么你没和他结婚吗?”
        “他好像对我,对女人没有兴趣。”
        “难道他是同性恋?”
        “不知道,也许是,也许不是,那个时候我们都不懂。”
        到奥海尔机场停机楼时,太阳已经西斜,照在她的脸上,凸现出眼角的鱼尾纹。我停下车,帮她取出行李,然后拥抱告别,互道珍重。她的背影在挥手中消失,我重新开上高速公路,旁边是机场跑道,有飞机起飞,也有飞机在降落。
        
        我一边开车,一边忽然独自唱起:“现在我们又欢聚在一堂,把那亲爱的多瑙河来歌唱...”
        
        

最新评论

删除 引用 Guest  post at 2016-2-12 09:54:48
当时大家都影后争论:到底有没有删减,把裸体去掉...

哈哈,这个跟帖好污好扫兴,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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