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总是愿意邀请一部分人进入历史，但它给人的机会往往只有一次——如果还有第二次，那么它就不再是机遇，而是个人对历史的回馈。
历史给人的身份往往只有一个，其它身份总是容易被“这一个”无情地遮蔽。
一
上面这两句准格言体的话语，是我对诗歌批评家徐敬亚的形象观察所得出的一种经验性概括。
谁都知道，对当代汉语诗歌而言，徐敬亚一出场就注定进入了历史，把他带进历史的正是他1981年作为吉林大学中文系一名大三学生所写的学年论文，题目叫《崛起的诗群》。这样一篇学生习作，却有机会出现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震惊中国诗界朝野上下，以其万丈光芒照亮了汉语诗歌的天空，同时又刺瞎了许多人自以为是的诗歌之眼。这就是我说的历史机遇：有的人创造了历史并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有的人则由于无知或者自私、狭隘，在瞬间的犹疑、忌妒、权衡之中被历史永远抛弃。《崛起的诗群》位列三大“崛起”（另两篇是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和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篇幅都极短）之一，但今天从真正意义的诗学角度来看，谢氏“崛起”只能说是一种立场性的表态，孙氏“崛起”主要强调诗歌美学与社会学的原则的“不同”，为诗歌的艺术独立性张目，只有徐氏“崛起”才是真正的诗歌美学分析，它以洋洋洒洒四、五万字的篇幅和饱满的诗歌激情，阐述了新时期中国现代诗兴起的历史和美学背景，诗歌的美学原则，最难得的则是结合当时中国诗坛最新出现的年轻诗人诗作详细地阐述了现代诗的多种艺术表现手法和修辞手段，从而为中国诗歌的现代化道路在中断近40年后再次奠定其美学基础。从这样一种史实来看，徐敬亚个人的历史性角色必定是和“朦胧诗”捆绑在一起的，换句话说，徐敬亚这个名字主要地被“朦胧诗”所占有。从历史的方向看，这已经是多么大的恩遇！
令人更加感佩的是，徐敬亚接受了历史的邀请，也对历史给予了他个人最好的回馈。1986年，在徐敬亚的倡导和推动之下，以《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的名义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如果说“朦胧诗”是中国当代诗歌向世界诗歌冲锋的第一冲击波，它在经历了残酷的阻击和反叛，数年之后再次形成了更加猛烈和强悍的第二冲击波。第一次是一种自发的运动，第二次则是一次有组织的集团军式的美学大反攻。尽管这个集团军内部的各方面军美学主张不同、战略战术各异，但他们却集体完成了对汉语诗歌主流阵地的强占，汉语诗歌历史从此完成了方向性的彻底转变，这对汉语诗歌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美学战役中，徐敬亚可以说既是战略家、策划者，也是主要的实施者之一，正是这个“朦胧诗”的理论代言人为“第三代”诗人吹响了诗歌的集结号。
二
也就是说，徐敬亚作为一个当代诗歌批评家的身份铁板钉钉；而他作为一个诗人的身份则被“批评家”的光芒几乎完全遮蔽和掩盖住了。
但是，徐敬亚确实担得起诗人的称号。由于历史给予的“批评家”名号的影响和徐敬亚自己的主动选择，他几乎不发表诗歌，没有出版过诗集，读者无法看到他写的所有作品，也不知道他到底写了多少诗。只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一直在写诗，从1976年开始，直到今天。
和徐敬亚一样，我也是一名诗歌观察者和批评者，所以对徐氏理论和批评从不陌生，但我也从来没有集中看到他的诗歌作品。现在，由于特别的原因，我第一次看到徐敬亚自己选择和整理的30余首诗，它们涵盖了徐敬亚近40年来各个主要的创作时段。出于对徐氏作为一名杰出的诗歌批评家的信任，我也愿意相信他所选的这些作品代表了其创作的主要风格和基本面貌。
阅读完这些诗歌，不出所料，徐敬亚早期诗歌基本属于“朦胧诗”的美学风格，他也是一名“朦胧诗人”。
当台上跪满了黑压压的人群
罪人们，已经把手臂挽得紧紧!
每当台上增加一个罪人
台下，就出现十个叛逆的灵魂
历史的天平……一寸一寸，被扭歪着嘴唇
一天，又一天——它，突然一个翻身！
这是写于1978年的《罪人》一诗的最后几行。诗歌记录的是在长达数十年间的中国大地上司空见惯的对“罪人”的批斗场面。但是，诗歌的重心在于对这种无情的阶级斗争所可能引发的反抗所寄予的希望，而且更大的希望在于这种反抗带来的“历史的天平”的倾斜和倾覆。在这样的诗中，不难看到“朦胧诗”的某种共性特征。以北岛为代表的“朦胧诗”之所以在不久的将来就遭到“第三代”诗人的批评和美学反叛，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朦胧诗”所天然带有的政治美学的目标。北岛的诗歌在以人性为旗反抗政治“英雄”的同时却还是将自己作为政治抒情主体塑造成了一个时代反抗者的英雄形象。这种政治英雄总是将希望寄托于未来，在精神上无法摆脱一种浪漫主义的某些气质。这一点在著名的《回答》一诗的结尾表现得十分明显，所谓“新的转机”在今天看来显得十分的诡异，“转机”虽然如约而至，但并非诗人所期望的那种意义上的转机。显然，这类诗歌仍然只有抒情的价值，其政治美学的意义依然是幼稚的，它显示出对中国政治的某种无知和对人性的肤浅理解。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徐诗《我们》中：“我-们！我-们！/从深渊中走出的群峰/新世纪的父亲和母亲”。我想历史大约是不会承认诗歌中的“我-们”为“新世纪的父母和母亲的”，因为新世纪虽然来了，那些“我-们”却还是连北岛诗歌所追求的最基本的“做人的权利”也没有具备，谈何“新世纪的父亲和母亲”！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徐诗，大抵都是如此：“每天又重新有了/一张新的报纸/公园里出现了两个两个依偎的人/新的真理/像新生儿一样四处跑动”,“从千百万人的表情里/我看到一种稳定的东西在生长/这就是一种黎明/几千年从眼睛里流进去的太阳光/正从每个毛孔里释放出来”（《活着，并且发光》）；“我年轻/但我将以整个生命的名义/迎接每一次黎明/以我的呼吸/助长每一阵春风/把汗水注入夏雨/并用真诚的思索/填满深秋空旷的星空”（《雪·新年·我》）。
毫无疑问，北岛式的“转机”也好，徐敬亚式的“黎明“或者“历史的天平”的“翻身”也罢，都不是以他们所期望的形式实现的，那种集体性的“叛逆的灵魂”并没有出现，历史转折依然是高高在上的政治权力自我运作的结果，而那些本该成为“叛逆的灵魂”的人要么接受了被动的“评反”从而继续当一个沉默的顺民，要么被新的权力所完全同化，成为其中的一个结构因素，而极个别的真正的“叛逆的灵魂”则遭到了反叛对象的无情摧毁和曾经同为“罪人”的集体遗弃和精神背叛。当年的“朦胧诗人”作为一个群体，尽管多数并不年轻，对政治和人性的了解却不乏天真。
奇怪的是，比“朦胧诗”人更年轻的“第三代”诗人却成为了第一代真正的叛逆者，实现了政治的和美学的双重叛逆。他们似乎比朦胧诗人更清楚，政治这个玩具只属于一个特殊的集团，不是任何人想玩就能玩的，不管你以什么方式介入，最终都只能是局外人。因此他们选择了后退和撤离的态度，以不合作的姿态，以一种不反抗的方式进行更持久的反抗，正如“撒娇派”的诗歌宣言：一种温柔的反抗。是策略？是无奈？都是，可能也都不是。总之，诗歌的历史彻底拐弯了，年轻的一代似乎比他们的前辈更聪明，但历史他老人家本人却不一定只喜欢聪明人，他有时反而可能更青睐那些表面上笨拙的家伙。正因为如此，批评家徐敬亚虽然从不以诗名世，他的《别责备我的眉头》这样的诗篇却依然算得上是朦胧诗时代的一首名作，这不是由那些诗歌的权威们决定的，而是由那个至高无上的“读者”所钦点、由历史老人认证的。
三
诗人徐敬亚自然有他自己的成长史。“第三代”崛起之时，徐诗也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加之《崛起的诗群》一文所带来的个人生命的曲折经历，徐敬亚无论是作为批评家还是作为诗人，对中国社会和历史，以及中国人的人性认知，必然发生剧烈的转变，对个人和族群的命运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写于1985年的《一代》就具有这种转变的标志性意义：
你是野草漫漫的人
你是没有边际的人
你是一个在夜里被推醒的人
这样的诗句容易让人想起鲁迅的“黑屋子”之喻，但是“被推醒的人”命运如何？诗人已经不像“朦胧诗”时期那样乐观了：
前代和后代都过于聪明
而这一代将注定失败
注定穿越时光
用步步后退的方式
批评家写诗往往难以摆脱一种总体性判断的语气和抽象性的认知表达，诗题“一代”已经标明了诗人对自己这一代人的历史定位和某种审判意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后退”一词，它不正是“第三代”诗人的典型姿态吗？采取这种姿态的原因不正是看到了“失败”的必然命运吗？
从沉沦，到崛起，再到
流落
这不就是徐敬亚吗？这不就是包括“朦胧诗人”和“第三代”在内的当代中国诗人的集体肖像吗？当然一代中国诗人的集体“流落”实际上是1989之后，可是作为一个敏锐的诗人和批评家，徐敬亚透过个体的命运早已洞察这样的命运。但即便是这样的诗，在其整体的语感和精神气质上，还是具有显著的“朦胧诗”特征，这是徐敬亚这“一代”人的精神胎记，终生都无法彻底抹除，只要读一读这首诗歌的最后两节，一切都清清楚楚；还有《这一次我能够游过去》《强劲的思想使我弯曲》等诗也都足以说明上述的思想症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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