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时候北京人把有帽子的棉大氅称为棉猴，无帽有领子的才叫棉大衣。1969年冬天，我细身大头，看上去有点像电影《红岩》里营养不良的萝卜头，穿着十分厚实的棉猴更加显得头重脚轻，根基不稳，也确实偶尔会摔一个大跟头。在红星电影院看电影，我把棉猴垫在屁股下面，坐得高一些以免被前面大人的脑袋挡住我的视线。全中国只有两部外国电影在上映，那就是《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如今我知道这两部电影离历史真实颇远，好在具体情节也都忘光了，清晰记得的只有《列宁在1918》里的《天鹅湖》片段。那是万里河山一片蓝制服，女性全都穿裤子的无性别年代，白天鹅一出场整个电影院开始嗡嗡。我坐在棉猴上瞪大眼睛张大嘴，旁边有人嘟囔，怎么放这个呀？我大叫一声：看的就是这个！
六十年代初生人，绝大多数没有受过任何音乐教育，听着八个样板戏，唱着三本《战地新歌》长大。回想起来，《列宁在1918》里的《天鹅湖》片段竟然是我最早听到的西方古典音乐，当时自然也不知道谁是柴可夫斯基，只觉得又好看又好听。后来看过《天鹅湖》电影和几个国家的芭蕾舞现场演出，天鹅在记忆里却定格在前苏联老片的黑白镜头，《天鹅湖》的黑胶我也听过若干版本，而难忘的音乐是电影院里的嘈杂音响。即使对古典音乐所知不多的人，也泰半听过并且喜欢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音乐。这多少意味着他的作品有着通俗易懂的一面，事实上柴可夫斯基与同时的“五人团”写的有一半是流行或应景作品。我们所谓的古典音乐，其实在当时有不少是流行音乐。这也是不少人以为古典音乐应该译为经典音乐的原因之一。
大约十岁的时候，在家里的一本书里发现夹了几张明信片，是二十世纪伟大的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的照片，依稀记得一张是天鹅湖、一张是吉赛尔，望之宛如天人。然而在当时，这样的印刷品绝对属于黄色照片，只能夜深人静时偷偷拿出来看一会。从那时起我就暗中有了一个心愿：以后一定要看一场苏联芭蕾舞团的《天鹅湖》。不料想过了三十年这一心愿才终于实现，苏联早已解体，我也到了芝加哥多年。前苏联几家著名的芭蕾舞团大多七零八落，改头换面，外面的人大多不清楚哪一家还保有当年的水准。至少我看的这一场颇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感觉，好在我已人到中年，明白期待与希望大多以失望收场这个浅显的道理。也是到那时我才第一次知道，《天鹅湖》原本是悲剧，大团圆结局是斯大林时代社会主义文艺改编出来的光明收场，也在中国被沿用至今。当然另一方面，大团圆属于人民百姓喜闻乐见，所以至少在美国也很受欢迎。然而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却是为了一个悲剧结局而写的：白天鹅投湖追随她的王子，他们相聚在天国。这样的结局倒是很符合乌兰诺娃那张照片：白天鹅看上去美丽忧伤。现场演出的白天鹅差强人意也好，就让乌兰诺娃永远留在印象里。
据说柴可夫斯基接下写《天鹅湖》一半是为了挣钱，一半是出于对芭蕾音乐的兴趣。他的音乐想必是按照故事情节写出来的，然而后来音乐远胜于故事，甚至超过芭蕾舞本身，传遍整个世界。还是八十年代在日本留学时，我就收下了安塞美指挥的《天鹅湖》全剧黑胶唱片，上个月回北京，看见它静静倚在那里，唱片套落满尘土，里面的黑胶却如三十年前一样闪着崭新的光芒。
二
初听黑胶唱片，是1974年那些风高月黑之夜。邻居张遵骝先生是张之洞曾孙，夫人王宪钿先生则是庚子之变殉国的国子监祭酒、甲骨文发现者王懿荣后人。二老术攻与音乐无涉，然其音乐素养，非我辈可比。在张先生家拉上厚重的窗帘，25度灯泡的昏黄光线下，静静倾听。批林批孔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我的许多同龄人就是在那年学会了写批判稿。我辍学在家，游荡在社会边缘和北京的大街胡同。由于没有玩伴，习惯了独自唱歌听音乐，读小说抄古诗。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就是那年初次听的，也不知道曲目，就是听到第二乐章，感觉那么美，美得想流泪。这首协奏曲和他的小提琴协奏曲都是耳熟能详百听不厌的所谓大俗经典，各有上百个不同版本。范·克莱本1958年以此曲赢得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大赛第一名，也成为二战后第一次与苏联乐团合作的美国钢琴家。他和苏联著名指挥康德拉欣及莫斯科广播乐团合作的黑胶，是历史上第一张销售量突破百万的古典音乐黑胶唱片。我如今依然常听这张RCA公司影子狗名盘，23岁的克莱本大气磅礴的天才演奏，每次听都那么令人激动。唱片套上原主的签名，提示着半个多世纪的时光。
出生于1840年的柴可夫斯基，在世时就名满天下，在世俗意义上其实是今日所谓成功人士，他的职业生涯相当顺利，也从未穷困潦倒。不过那个时代的音乐家比不上如今的歌星，而且敏感的天才在尘世的痛苦往往是不可避免的。他出生于生活优渥的知识阶级，父亲是彼得堡大学校长。当时的音乐家或出生于世家，或者来自教养极好的家庭。柴可夫斯基开始就学于法学院，毕业后担任司法大臣秘书，然后辞职从安东·鲁宾斯坦学习音乐，后来自己当了音乐学院教授，晚年自任指挥。不过他的个人生活颇为悲摧，在自称是他的学生却不识谱的米留可娃非他不嫁、以死要挟的疯狂追求下，柴可夫斯基和她结婚，半个月后他就精神崩溃，企图自杀。两人从此分居，终生没有再见。此后柴可夫斯基的精神伴侣是赞助人梅克夫人，通信13年却从未谋面，是音乐史上一段谜一样的佳话。柴可夫斯基实际上独身毕生，所以才被怀疑是同性恋、因忧郁自杀，但是现有的史料并不足以证明这些看法。
我对于柴可夫斯基是否同性恋这一点没有兴趣，这种出自现代流行意识的研究很容易偏离历史真相。把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京东单公园描述成同性恋多有出没的场地，是相当可疑的。虽然中国历史上相公癖源远流长，但是在一个两性关系都被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严密监视的年代，同性恋更是大逆不道的。童年时北京话“二尾(读“yi”)子"一词，是极具侮辱性的。我曾经晚上在东单公园逛荡，也曾听到些关于打群架、拍婆子的传说，那些更具有时代特色。
也许因为历史教科书中充满意识形态，其反作用导致当代人往往把历史当成八卦或者把八卦当成历史。历史本应是严谨的，不应为了有趣而添油加醋。“大胆怀疑，小心求证”的重点应该在后半句。“于不疑处有疑”更是认真求索的怀疑精神，以史料为依据，去伪存真。说个热闹与真实历史的区别，大致上就是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的不同。我们确知的是，柴可夫斯基在第六交响乐《悲怆》首演九天之后猝死，死于什么疾病至今没有定论。那是在1893年一个寒冷的冬日，俄罗斯天空灰暗白雪皑皑。伟大的天才往往不是短命就是死得稀里糊涂，从莫扎特、舒伯特起可列一个相当长的名单。贝多芬活了五十多岁就算相对长寿，然而晚年近于疯癫。身后的荣耀与生前的不幸成反比，本是人生常态，和享荣华富贵者死后大多速朽一样正常。
三
文革结束后的第二年，调频电台开始播出西方古典音乐。柴可夫斯基自然是首选之一，不过开始的时候也就是《天鹅湖》和《如歌的行板》这样一些短曲。从1978年开始，像一块砖头那样的单卡录音机出现在北京，没过多久，邓丽君的卡带，很多是转录一次甚至两次的，开始悄悄在地下流传。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人第一次有了高尚音乐与流行音乐的分别。当然是邓丽君流行音乐的速度征服了一代人，同时也有少数人走近古典音乐，如今的骨灰级爱乐人很多都是从那时起步的。
真正播放交响乐、协奏曲应该是八十年代初兴起古典音乐热之后的事情。主要在大学里，交响乐着实热了一阵。阶梯大教室讲台上，有时会出现一位长发飘然的音乐界人士，提着一台录音机，放一段贝多芬的《田园》，然后声音激昂、手势夸张地讲解，台下座无虚席。我曾经观摩过一次，纳闷怎么从《田园》第二乐章愣是听出一片开满三叶草的原野，好像和惠特曼没有什么关系呀？在炎热的夏天回国探亲，去学生宿舍看望旧日同学不遇，却见他的一位室友，身材瘦小，脑袋、眼睛和眼镜却都很大，穿着背心、摇着大蒲扇，坐在一台松下单卡双声道录音机前，正在听《命运》听得大汗淋漓，我只有悄悄退了出去。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柴可夫斯基第五、第六交响乐是仅次于贝多芬第九、第六、第五、第三交响乐的启蒙作品。他的音乐感情丰沛，或以为这是因为他个人生活的不顺利，其实这是俄罗斯文化的特色，虽然有时候不免过犹不及，也是一个盛产酒徒国度的宿命吧。不过在我看来，真正悲伤动人的作品，唯《悲怆》而已。有八卦说他写《悲怆》是因为赞助人梅克夫人离他而去伤心绝望，其实私人生活对他的音乐创作有多大影响不可知，我更倾向于，即使生活中的事件会给柴可夫斯基带来某些契机，音乐本身是远在现实之外的。第六交响乐是一部无标题作品，也是柴可夫斯基自己最满意的一部，“悲怆”严格讲应该译为“悲情”，是根据他弟弟建议加的一个副题，他自己开始想到的是“热情”。《悲怆》是柴可夫斯基一生的巅峰，震撼与杀伤力非其他作品可比。这是一部诠释上可以相当自由的交响乐，我听过不下十位大指挥家的版本，风格差异明显。我虽然不同意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并且怀疑此言出处，不过伟大的作品确实具有抽象性和普世性，给予演绎者极大空间。
大约1985年，王府井外文书店楼上有原版古典音乐卡带出售。我已在日本留学，迷上了黑胶唱片。卡拉扬指挥的《悲怆》也是一代名演，让我感动地想起童年时记的俄罗斯古老民歌：茫茫大草原，路途多遥远，有位马车夫，将死在草原。
四
从熊猫牌收唱机到卡带，从AIWA牌组合音响到剑桥CD机，而后回归黑胶与胆机，音响设备的变迁里刻进四十年岁月。这四十年据余华说顶得上四百年，也许真的是”重来回首已三生”。1973年费城交响乐团访华，在闭关锁国的年代，是西方著名乐团的破冰之旅之一。率团的大指挥家奥曼迪为表示友好，专门演出《黄河钢琴协奏曲》。要等到6年以后的1979年，才又有小泽征尔的波士顿乐团访华。现在听说中国已经是古典音乐的最重要市场之一，全世界的著名乐团常来常往，票价比美国还贵。不过大部头交响乐最好听高水平的现场演出，因为其中的细节与动感，是唱片无可企及的。在二月冬夜，听穆蒂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奏《悲怆》。穆蒂是战后主流的传人，继承托斯卡尼尼、卡拉扬强调忠实于原谱的客观主义正统。他的《悲怆》是中规中矩，恰到好处。穆蒂的长处在于从不汪洋恣肆地抒情，而是洗练清晰，以精准的音效之美传达作品本身。听大家指挥一流乐团的《悲怆》现场音乐会，在我还是第一次。以前多少觉得《悲怆》有死亡的气息，真的很悲凉绝望。推开音乐厅大门，寒风扑面而来时，我忽然意识到这何尝不是由于柴可夫斯基的猝死使《悲怆》成为有预示性的绝笔？历史的偶然会不会引出过度诠释？
爱乐人与专业人士的区别之一在于，他们对音乐有更多的热爱，也往往有更多广博杂乱的知识，而缺乏或不曾有过系统的音乐教育。进一步说，音乐是在语言之外的，用语言来描述对音乐的感受本身就是纯主观的。爱乐人评论的不靠谱，某种意义上讲是不可避免的。不过有时误会本身就是一种理解，可以打开一扇旁门。我想为感受音乐，倒不妨想象一下柴可夫斯基生活的时代氛围。19世纪的俄罗斯还是农业社会，时光悠长，平静无聊，更多是奥勃洛莫夫那样多余的生活。在田园牧歌般的另一面，也有深深的压抑。一个时代的历史与文学，与音乐有着一种不可言说的互文关系。那是不仅有托尔斯泰，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在《悲怆》里，感到他们两个人的气质同时在流动，自然这更多可能是描述我内心感受的一种错觉。
夜晚驱车在高速公路上，中西部雪原映着天空，灰色的空旷多少有些俄罗斯气象。就好像《悲怆》，有着直白的苍凉。我从来不觉得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很深刻，也没有感觉到多少宗教气息，只是觉得他的音乐感性、多情、纯粹。即便是被认为最深邃沉重的第六交响乐，音乐表达其实相当的直接了当。不知道是不是现场音乐会的效果，在音乐厅里，巨大的悲肃之声，一波一波，汹涌扑面而来，包围着压倒着，直到归于沉寂。《悲怆》的感人是直达内心的，它的伟大在于它的简单。简单得让我想起并不相关的往事：
这是一个悲伤的夜晚
冬天浸满灰白的路灯
柴可夫斯基在写完《悲怆》后死去
当彼得堡开始下雪
一百二十一年过去
在忌日重温
温暖的仅仅是一个梦
雪国才是终乐章的命运
小径脚印早已吹平
爱情与年华了无踪迹
熄了听音室最后一盏灯
大提琴在黑暗中隐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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