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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的语言艺术

发布: 2015-10-08 20:33 | 作者: 张隆溪



        英国作家王尔德(Oscar Wilde)尝言,评论比创作更具创造性,而且“评论远比创作要求更高深的修养。”  我一向喜爱王尔德文章的机警风趣,以为在他幽默俏皮的语言当中,往往存有隽永的深意,耐人寻味。按前面所引一语的道理推想出去,我很怀疑当今之世有多少人有足够的学识和修养来评论钱钟书先生的著作。我虽然极爱读钱先生的文章,可是何敢妄言“评论”?很久以来,我一面想把读钱先生著述的一点体会写成文字,一面又深知浅陋而不敢动笔。现在终于提笔写来,绝非自信有了评论的资格或能力,而是全然打消评论的企望,只信笔写来,不求深切,亦不讲章法,算是一堆零散的读书笔记。 
        
        佛经与文章繁简
        
        读钱钟书先生著作,无论《人.兽.鬼》、《围城》等散文和小说,或《谈艺录》、《管锥编》等学术文章,使读者不忍释卷、赞羡不已的,首先是钱先生那极活泼生动、运用得极巧妙妥帖的语言。我们常常说,语言是传达思想感情的媒介和工具,好像思想感情可以离开语言独立存在。且不说这看法在近代已很成问题,就是把内容和表现内容的形式分开,如果仅视语言为工具,甚至认为这工具的利钝精粗无关大局,则实在是迂腐的谬见。我们没有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健笔力,就说重要的不是文,而是道,是德,甚而以为辞赋小道,是壮夫不为的雕虫篆刻。重道轻文不过是道学冬烘的迂拙,诋毁文辞则往往是无才者酸葡萄主义式的自欺欺人之谈。把语言形式之重要解说得最明白的,还是钱钟书先生论汉译佛经的一段话。佛经用语枝蔓,丁宁反复,不厌其烦,欧阳修讥曰:“余赏听人读佛经,其数十万言,谓可数言而尽。”  钱先生批评欧阳修“挟华夏夷狄之见,加之正学异端之争”,一语抹杀佛经未免轻率,但也认为欧阳修此语也并非“不根无故”。  钱先生引东晋时译的《那先比丘经》数喻与《晏子春秋》、《墨子》、《说苑》等相比较,各书设喻相同,可是佛经辗转反复,“含意尽伸而强聒勿舍,似不知人世能觉厌倦者”,吾国典籍则要言不繁,“繁简相形,利钝自辨矣”,恰好证明欧阳修对佛经的讥评不无道理。  韩愈和刘勰,一个排佛,一个奉佛,钱先生认为如果佛经文字能像《庄子》那样奇伟,也许能得韩愈的赞许,刘勰著《文心雕龙》,更当大引而特引。方浚师《蕉轩续录》卷一载方孝孺为一和尚文集所作序文,有这样几句话:“佛氏入中国稍后,而其术最奇,其闳诡玄奥,老、庄不能及之。然而世之学者常喜观诸子之书,至于佛氏之说,非笃好者,多置不省。何哉?岂非诸子之文足以说人,故人尤好之邪?佛氏之意盖亦深远矣,惜其译之者不能修其词也。以其所言之详,使有能文者译其辞,命文措制,与诸子相准,虽阻遏诸子而行于世可也。”  钱先生引此数语,说明佛典用语笨拙直接影响佛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语言修辞之重要,也由此可见一斑。
        钱先生在《谈艺录》、《管锥编》中,常常拈出佛经中精彩段落与中西典籍相通之处交相发明,而他不仅精深地理解段落,更极准确地把握其语言特点。一个很有趣的例证,便是钱先生用佛经体的文言翻译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史记》所载一桩趣闻,用《三言两拍》体的白话翻译意大利作家邦戴罗(Matteo Bandello)一篇小说,与《生经》里佛说的一个故事相比较。  希罗多德所记那节掌故,钱先生用四字一句的佛经体译来,唯妙唯肖。描写一贼窃银、盗尸,最后骗得王女,都简略而明快。相形之下,《生经》讲同一个故事,不仅词句生硬,而且加枝添叶,反复啰嗦,令人生厌。同一个故事(fabula)因为讲故事的语言技巧之高下不同,就变成效果迥异的不同叙述(sjuzet, récit),这又证明语言本身之重要。
         
        文字机趣 
        
        《生经》的冗笔使故事结构松散,难免产生情理上说不通的漏洞。钱先生用他特有的幽默且带讥讽的笔调,对佛经文体的弊病作了一针见血的批评:“中世纪哲学家讲思想方法,提出过一条削繁求简的原则,就是传称的‘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对于故事的横生枝节,这个原则也用得上。和尚们只有削发的剃刀,在讲故事时都缺乏‘奥卡姆的剃刀’。”  作为体现钱钟书语言特点的例子,这几句话很值得玩味。奥卡姆即十四世纪生于奥卡姆的著名哲学家威廉(William of Occam)。他反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烦琐论证,提出删繁就简的论辨原则,剪除冗赘有如剃刀削发之干凈利落,所以有奥卡姆剃刀之喻。对于佛经文体的冗赘拖沓,故事结构的松散,用奥卡姆所提的原则来作修正的戒条,当然最为妥帖。讲汉译佛经而联想到欧洲中世纪哲学,使东西方典籍互作邻壁之光,也正是钱先生行文的特点。可是用“奥卡姆的剃刀”来剪除《生经》佛说故事的横生枝节,不仅止在道理上十分贴切,而且还能最后构成结尾那一句妙语,即英语所谓punch line,在那里巧妙的构思具体化为巧妙的语言。信佛的人削发为僧,当然身边少不了一把剃刀,可是佛经繁杂啰嗦,没有“奥卡姆的剃刀”所代表的简洁明快。和尚的剃刀是实物,“奥卡姆的剃刀”是比喻,把两者合用,一虚一实,一有一无,在语句结构上形成有趣的对比。不仅如此,和尚们“有削发的剃刀”,却“缺乏” “奥卡姆的剃刀”,“削”与“缺”同韵,“发”与“乏”同音,“削发”与“缺乏”在同一句中连用,更有特别的修辞效果。
        利用谐音字连用对比,相映成趣,确实是钱先生语言风格的一个特点。我们可以从《诗可以怨》的结尾一段再举一例。钱先生此文像他别的著作一样,旁征博引,纵横中外,涵盖古今,全然打破各种学科界限,也决非一般学术论文的写法。可是正因为超越各专门学科的分野,才有可能以更开阔的眼界见出事物本来的联系,由分散见于各种文学和文评的例子,总括出“诗可以怨”即“穷苦之言易好”这样一条原则。再从跨学科的宽阔视野看回来,以专攻某一学问鸣世,本不是什么值得自傲的事。钱先生说:“由于人类生命和智力的严峻局限,我们为方便起见,只能把研究领域圈得愈来愈窄,把专门学科分得愈来愈细,此外没有办法。所以,成为某一门学问的专家,虽在主观上是得意的事,而在客观上是不得已的事”。  “主观上得意”和“客观上不得已”,又是在音与义上都形成绝妙的对比,使人读过便难以忘记。前半句活画出专门家沾沾自喜之态,后半句则指出专家之所以能成为专家的最根本原由,这是专门家大半不能或不愿自己意识到的,而一经点出,专门家或许要现出踞促的窘态.以上所举同声谐音字的使用,在钱著中并非仅有的例子。我们只要看看《管锥编》论及古代典籍中风人体双关语等修辞手段,就可以明白钱先生著述中谐音字的妙用不仅凭灵感巧思,而且有深厚的学问基础。  钱先生说:“修词机趣,是处皆有:说者见经、子古籍,便端肃庄敬,鞠躬屏息,浑不省其亦有文字游戏三昧耳”。  这正说明“文字游戏”的“机趣”与严肃重大的内容并非如水火互不相容。细看前引两例,音与义、形式与内容实为一体,文字之妙与文思之精细密不可分,深邃的思想凭妙趣横生的语言传达给读者,使我们既得到作者智能的启发,又得到美文的享受。
        钱先生的文章使人觉得活泼生动,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深得“文字游戏三昧”,而又绝非词浮意浅的游戏文字。还是从《诗可以怨》再举一例。我们听惯了文学反映生活的理论,以为作家体验生活之后,作品里所写的便是现实里所有的,却完全忽视或无视文学虚构与生活实际可能恰好相反而形成互为补偿的关系。钱先生指出钟嵘《诗品.序》里的几句话:“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又引李渔《笠翁偶寄》自谓虽“生忧患之中,处落魄之境” ,但一当写作,便“非但郁借以舒,愠为之解,且尝僭作两间最乐之人”。这些例证都说明文学不直接等同于作家的生活,所以钱先生总括说:“李渔承认他剧本里欢天喜地的‘幻境’正是他生活里局天蹐地的‘真境’的‘反’映——剧本照映了生活的反面”。  这里把“反映”两个字拆开来,故意依字面直解,看似轻松的“文字游戏”实际上却有千钧之力,笔锋过处把长期被奉为国内文艺理论正统的“反映论”一扫而空。此外,“剧本里欢天喜地的‘幻境’”和“生活里局天蹐地的‘真境’”又是结构对称的排比句,在钱先生著述里是随处可见的基本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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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评论

删除 引用 Guest  post at 2015-10-29 14:28:15
  在2021年这个时候纯种的藏獒已经越来越少了,想要找个不是近亲的就更少了,桑吉是李国宏在当兵时一次在高原出任务时收养的,那次的任务,让他现在想来也眼迸寒光,看着面前壮实的桑吉,思绪似乎又回到了那个让他永远也无法割舍下的日子。  李国宏一动不动的盯着她的双眼,似乎早就意料到了她如此的疑问。  李国宏一路加速跑过凉亭一直跑过了公园才慢慢放慢脚步,正在这时李国宏耳朵一动目光很自然的瞥了一眼路边一人多高的观景树,在刚才那里发出一种很细小的声音,那是干枯的树枝刮过野兽皮毛的声音,一般人是很难发觉的,根据多年的军旅实战让他察觉,树后有东西正在窥视着自己,然而他却没有停下依然很自然的小跑前进,就在他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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