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三位海外新移民作家对当代华语文坛的现实意义
引言
面对二十世纪最后十年中国大陆当代文坛所出现的整体性创作动力衰竭并陷入茫然无序的浮躁，究竟应该如何从宏观及微观的角度客观地评价世纪之交的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冷静地探究当代文学的病症根源何在，本文试图站在海内与海外的交界点上，以三位海外华语作家的努力成就来反思当代中国文学的突出重围之路。
面对中国当代文坛的宏观思考
中国当代文学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人们普遍感到了巨大的惊慌：到底应该如何评价一个大国泱泱的当代文学？如今的世界是开放的，已经无法再闭关锁国，中国的当代文学，就这样赤裸裸地暴露在全球人的眼皮底下。想要世界承认，又害怕人家看到短处，中国的文坛陷入了极其难受的境地。
另一个更加难受的事实是：整整60年的当代文学成就为什么就无法与仅仅30年的现代文学匹敌？短短30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数来数去也就那么些个作家，却能让研究者们穷经皓首。浩瀚的当代文学，怎么就没有鲁迅那样的参天大树？这样的比较显然让创作的人和研究的人都非常地痛苦。偏偏那个爱管闲事的德国人顾彬还来火上浇油，竟然宣称“中国的现代文学是‘五粮液’，中国的当代文学是‘二锅头’”。（1）不过，待我们平心静气，说中国的现代作家比当代作家拥有着更为深厚的中西文化的根底，却是让大多数人都会同意的。
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史，那种波澜壮阔的文学气象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大多的现代作家都深受西方文化的洗礼，同时又都具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这种“脚踩中西文化”的局面，才诞生了如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林语堂、张爱玲、沈从文、郁达夫等等的大家。进入当代的中国作家，多在泥土中生长，其创作的原动力主要是来自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对西方文化的渊源陌生而却步，传统文化的根基在他们风雨飘摇的成长时代也只能是表层的记忆。如此的创作群体，如何能够要求他们缔造出精神的高度？于是，中国的当代文坛在外人看来就好似一个巨大的浅水池塘，水草摇曳，却无法养育出大鱼或巨鲸。
在世纪之初的痛苦思辩中，人们终于明白了：60年的当代文学其实是一种“国家文学”，（2）与前30年的现代文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土壤，所继承的文学传统也迥然不同。鸟瞰全世界，只有中国是有组织地生产文学和推动文学，中国也是世界上从事文学创作人口最多的国家。可是，文学，从根本的意义上，它是属于个人的事业。因为它是一种创造，而不是生产。
面对着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环境，当代作家将如何冲出当代文学的精神困境？显然，我们需要一个“世界性”的参照语境，同时更需要那种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突破性力量。这个“内部”的力量，也许就是在当代民间日渐雄浑的“网络文学”，而那种“外部”的力量或许正包括近年来在海外异军突起的“新华人文学”。这两种特殊的力量，正在给中国的当代文坛带来精神气质的改变，并将深刻地影响着当代文学的未来。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微观思考
中国的当代文学，1949年之后，走向了与“五四新文学”完全不同的精神道路。从“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主旋律，发展为“文学为政治服务”，至“文革”时进入绝境。
否极泰来，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当代文坛开始了一轮新的“人文主义”启蒙运动，犹如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的第二次“文艺复兴”，史称“新时期文学”。它最大的贡献是恢复和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精神传统，并开始追寻世界文学的发展步伐。在“新时期文学”的80年代，西方现代文学百年来的各种文学流派竟在中国的文坛仅用了十余年的时间就走马灯似地穿过。从伤痕文学到寻根文学，再到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等，中国的当代文学向西方睁开了双眼，也敞开了自己的胸怀。
可惜的是，风起云涌的“新时期文学”到了上世纪的90年代，骤然间完成了它线性发展的轨迹，浅尝辄止后仿佛一夜间失去了自身原有的强大动力，陷入了一种困惑和疲惫。于是，整体的繁荣局面开始消失，呈现出一种无序的浮躁和凌乱。用清华大学格非教授的话说，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似乎忽然‘盹着’了，进入了集体休眠的状态。”（3）人们没有料到，这种“新时期文学”只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殊的爆发，爆发过后，“启蒙精神”退潮，90年代的很多作家开始从社会化的叙事转向了“私人化的写作”。这一时期的创作在精神上的特征普遍被认为是表现苦闷，艺术上也呈现出“平淡”甚至“通俗”的压抑，虽然也时有零星的佳作问世，但已经很难诞生出博大深沉的世界性文学力作。“这个时期的叙事文学对社会生活的介入性和影响力，甚至降到了1976年以来的最低点。”（4）
中国的当代作家，好像是竞技场上体力不足的赛者，在起跑的冲刺之后，无奈地表现出一种懒惰和自卑，创作者既缺乏继续向西方文化学习的勇气，也缺乏审视自己传统的魄力。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铁凝认为中国作家是缺少“耐心和信心”，陈忠实认为是缺少“思想”，莫言认为是缺乏“想象力”，刘再复认为是缺少贵族精神和忏悔意识等等。（5）李敬泽则认为：“我们可能根本不像我们言说和表达的那样，在我们的口舌之下，潜藏着寂寞的、无以言表的中国之心。” （6）谢有顺如此感慨：“在这个时代奢谈精神和理想正面临越来越尖锐的嘲讽。谈论身体、欲望早已不是隐私，谈论灵魂才是，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7）格非竟然这样描述：“文学之濒临绝境，其重要表征无需特别的观察即可一目了然。”“ 不过让我觉得惊异的，与其说是文学危机的严酷性及其诸种表现，倒不如说是国内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对这种危殆状况的视而不见。”“ 九十年代以后的文学所拥抱的并不是西方现代主义，甚至也谈不上西方文学，而是其背后的市场机制。因此，就对市场的依附关系而言，九十年代的文学并不是对八十年代文学的解放，而是对它的反动，表现出对市场的更深的依赖。”（8）
面对曾经辉煌一时的当代文坛，人们痛苦地发现：如今的中国当代作家，明显的弱点有三：第一没有足够的底蕴和气魄来真心接受外来的东西，更将其变成自身的营养。二来又不肯潜心在现实主义的生活隧道中跋涉苦行。第三对于自身的劣根又缺乏抉心自食的胆量和勇气。
文学不是经济建设，文学需要情感积淀的内力，需要对现实的穿透力，作家需要寻找到自己灵魂的根。“让这沉默之心发出声音，让它获得语言和形式！”（9）面对着中国当代文坛的渴望诉求和沉思探索，人们却欣喜地注意到：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迅疾成长的海外新移民华语作家，他们无论在心灵的洗礼，还是在现实的挖掘，或者在人性深处的“抉心自食”，都正在展现出不同寻常的精神风采，他们的努力，正在形成当代中国文坛一道可喜的风景线。暨南大学著名学者饶芃子教授对此做如是评价：“海外华文创作的主要特征就是心灵自由和想象力的释放。这种心灵自由和超越想象力，使他们的体验可以深入到历史和人性的深处……”。（10）
历史性的2009年，一个对中国当代文学意义深远的事件发生在广东省的中山，美国华文作家严歌苓、加拿大女作家张翎共同荣获了建国六十年来第一届的“中山杯华侨文学”的大奖。也是在这一年的年底，中国的《人民文学》杂志推出了“新海外作家”专号。编者宣言：“他们在全球化背景下，在流散、迁徙的生命体验中，重新认识和想象中国人之境遇。现代文学中由郁达夫等人开启的微弱线索，此时成为了明确的潮流。”（11）
这股“新海外文学”，发端于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滥觞于九十年代，成熟于本世纪初。在经历了近三十年的沉潜磨砺之后，从早期的“海外伤痕文学”描写个人沉沦、奋斗、发迹的传奇故事，逐渐走向对一代人历史命运的反思，以及对中国百年精神之路的追寻，进而在中西文化的大背景下展开了对生命本身价值的探讨。“历史真的是很奇妙，正当神州文坛苦求突破、港台文学茫然无归的时候，远在欧美新陆的华文创作却展现出一派风景盎然的勃勃生机。” （12）在这一派盎然生机中，尤以海外新移民作家严歌苓、张翎、虹影这“三驾马车”对当代文坛的贡献正具有着突破性的现实意义。
严歌苓：让沉重之心脱胎换骨
严歌苓，这些年，人们看见她“嚼着铅笔头”写出了海外9项文学大奖和《纽约时报》的畅销书。她总是悄然地弯曲着自己的杨柳细腰，在文坛上匍匐前行，待风吹草低，她忽然昂首挺身站起来，那天上就好似滚过一声惊雷。从早年的《少女小渔》到从前的妓女《扶桑》，从遥远的《雌性的草地》到身边的《一个女人的史诗》，从《第九个寡妇》的惊艳再到《小姨多鹤》的诡谲，从【寄居者】的宏大到【赴宴者】的淋漓，俨然都是当代文学的珍稀奇葩。
生命的“移植”，对于迷恋写作的严歌苓来说，竟如同是深根的枝忽然嫁接在饱满新奇的土壤。异域生活的切换和重塑，全面地激发了严歌苓潜在的创作才情。她的系列作品，总是散发着与本土作家迥然不同的奇异芳泽，闪烁着一种“自由作家”所独有的精神特质。究其原因，正是因为她在心灵上的脱胎换骨。
2005年，严歌苓说：“我在美国住了十五年。这十五年，让我的观念都重新洗牌了。” （13）这种洗牌的结果，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现在的我是一个是非很模糊的人”。留学期间的严歌苓，曾进入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深造英文写作。在那里，她看到，美国的知识分子是叛逆的，他们注重个人，而不是把国家、民族放在第一位的，他们在乎的是怎样对个人的关怀。这种西方人文主义的观念深深地影响了严歌苓，遂使得她笔下的文字不仅浸染了西方小说的细腻和情绪流动，而且在审美判断上彻底脱胎换骨。
近年来的严歌苓频繁游走在东西方，穿梭在“海外”与“本土”之间。严歌苓渴望在多年的“离散”与“放逐”之后重新回归“中国书写”。轰动文坛的《第九个寡妇》即是她“回望乡土”、重新“抒写历史”的一声号角。《第九个寡妇》之后，严歌苓再推出更为神奇的《小姨多鹤》。这部长篇所讲的故事已不仅仅是跨“历史”，而是跨“国籍”，被评论界誉为是一曲“刀尖上的舞蹈”。因此，人们发现，严歌苓的创作，已经跳出了所谓的政治判断，即所谓的“是非观”的判断，无论是【第九个寡妇】里的王葡萄，还是【小姨多鹤】里的竹内多鹤，她要表现的是一种“个体”生命的存在形式。严歌苓要突出的是人，而不是时代，她要在“人性与环境的深度对立”中，展现出“文学对历史的胜利”。
我们喜欢严歌苓的小说，是因为她的目光是跨种族的，而不仅仅是“中国”的，她的惊心动魄，是因为她为我们颠覆了很多东方主义的观念。严歌苓的很多作品，探索的人性主要在女人，不同时代的女人，不同种族的女人，而女人的对面就是男人。她尤其善于挖掘母性的力量，母性、女性、人性，由此再融进家族与民族的伤痛。严歌苓笔下的爱情，也多是两性相隔的绝望，在一种“不可能”中展示出人性所有的内在张力。在严歌苓看来，“女人只有通过自我牺牲后才能得到爱情”，所以，在“情”与“欲”的挣扎中，女人身上是永恒的悲剧色彩。
对比当代中国的女性作家，很少有人能够将小说写得如此客观、冷静、暧昧而充满歧义。严歌苓的窥探人性之深、文字历练之成熟，为当代文坛带来的何止是清新爽目，乃是清冽和惊醒。
严歌苓说自己是“中国文学游牧民族”之一员，因为“游牧”而自由，因为自由而丰收。这种离开了中国的文化背景、又处于异国文化边缘的身份，才使她获得了一个崭新又奇妙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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