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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索尔仁尼琴的背影致敬

发布: 2015-8-13 16:06 | 作者: 朱大可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仅剩的文学巨匠之一、东正教堡垒、“俄罗斯良心”和“政治恐龙”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弃世而去,留给世人一个形迹可疑的背影。
        作为作家,索氏最值得炫耀的不是诺贝尔文学奖,而是他的两度被清除:1969年11月,他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1974年2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以“叛国者”的罪名剥夺其苏联国籍并驱逐出境。索氏先是丧失了官方“作家”的称号,继而又丧失伟大祖国的国籍。这种身份的双重剥夺,正是这个人的最高桂冠。他是作协体制外最伟大的作家,同时又是没有国籍的伟大公民。在20世纪,还没有任何作家获得过如此奇特的荣耀。
        1970年代中期,当我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就偷窥了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越过“内部资料”的栅栏,他的反面乌托邦叙事令我感到震惊。一位从未听说过的陌生作家,正在用畸零的手指,痛击着中国人昏睡的灵魂,让我们闻到了浓烈的叛徒气味。
        正如卡夫卡《地洞》里的鼹鼠,索氏躲藏在专制的黑夜里,以敏感的触须,率先感应着某种巨大的威胁,喊出民族苦难的真相。他擅长用最细小的字形写作,而后把这种蚂蚁天书卷起来塞进小瓶,以孩童的方式隐藏和传递。这看起来像是一种古怪的游戏,他不仅要叙写故事,还要发展出一种中世纪异教徒的生存异能,以便其作品能够在超越被捕和失踪的命运,在尘世间继续流传。这种苏联版的猫鼠游戏,为铁幕国家的思想传播学,提供了卓越的样板。
        我们看到,小说就是索尔仁尼琴自身黑牢经验的语言总汇。因在一封私信里批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这位青年军官在前线被捕,头戴所谓“反苏”罪名,在劳改营里度过长达8年的苦难岁月。铁窗是他全部文学书写的起点。他从此获得了反抗性叙事的动能。
        从处女作《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到名著《癌病房》和《古拉格群岛》,索尔仁尼琴坚定地揭露专制政治对人性的戕害。直到死亡降临,他打开的嘴再也没有闭上。在豪华的雅尔塔疗养院里,到处挤满了表情谄媚的歌德派作家,他们像苍蝇一样赞美着自己所寄生的体制。而像索氏那样甘冒生命危险的作家,只有几十位之多,包括帕斯捷尔纳克在内。他们是支撑民族文学的坚实基石。他们的良知和勇气,托举起了整个俄罗斯文学。而在拥有全球最大数量作家的中国,这样的作家,据说一个都 没有。
        正是基于一种政治抗争的立场,他被视为国家的危险叛徒。1971年,索氏在公共场所被人注射蓖麻毒素,差一点丧命,但这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警告而已。三年后,他被克里姆林宫逐出国境,移居美国的偏远村庄。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他并未高声赞美收留他的白宫,而是开始痛斥西方消费时代的道德沦丧,呼吁以基督的价值重建社会伦理。这种左右开弓的先知立场,令他在东西两个方向都失去了支持者,成为愤世嫉俗和不合时宜的批评家。
        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这个人的独立信念,而不被各种政治势力所收购?索尔仁尼琴在自传里宣称,被捕就是他开始忏悔并获得神启的时刻。他在囚室里听到了上帝的声音。癌病房境遇还提供了另一次更重大的契机。在流放地哈萨克斯坦,做完手术的后半夜,他和另一位基督徒囚犯,展开了触电式的对话。越过无边的黑暗,病友向他低声说出福音,闪电般击中了内在的黑暗。他从此获得了毕生战胜恐惧的勇气。
        索氏的终极关怀,与托尔斯泰和陀斯妥也夫斯基如出一辙。他们的三位一体,勾勒出俄罗斯文学的近现代轮廓。这是东正教文学的巨大光芒。在某种意义上,索氏就是两位先贤的翻版——不仅叙写反抗黑暗和寻找光明的先知话语,而且还擅长文学叙事(尽管索氏的文学成就远不如他的前辈,甚至不如同时代的纳博科夫)。他是孤独的民族祭司,怒气冲天地审判着这个问题辈出的世界。
        傲慢的流亡者1994年从美国归来,开始向普京大帝致敬。这是一个富于戏剧性的激变。他把俄罗斯的衰落,归咎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错误,同时盛赞克林姆林 宫的现任主人,能够令俄罗斯重修强国地位。索尔仁尼琴甚至为“独裁者”普京辩解说,西方民主处于严重的危机状态,而俄罗斯不应对此草率模仿。索氏就这样背弃了恪守一生的民主信念,成为捍卫威权的政治神父。普京对此大喜过望,亲自到索氏府上造访,授予他联邦国家勋章,还把先知衰老而愤怒的容貌,张贴到全国的大街小巷。这是一场古怪的联袂演出,塑造着一对互相取暖的国家英雄。从索氏到普京,俄罗斯艰难轮回了100年,并没有走出彼得大帝的阴影。
        但在自己的故乡,国家主义先知遇到了比专制更阴险的敌人——它从不囚禁作家,而只是冷藏他们。在索氏批判市场之后,市场对他实施了反审判。富裕起来的“新俄罗斯人”主宰了这个自我更新的国家。索氏著作的销售量急剧下滑,他的短篇小说集《崩解的俄罗斯》只卖出区区5000本,甚至不到一个平庸的畅销书作家的百分之一。人们在书店里已经很难闻到他所散发的气息。老先知在各地行走,发表愤世嫉俗的演说,偶尔也闪现于电视屏幕上,犹如一件沾满尘土的古董。在全球娱乐时代,先知早已丧失了“逗你玩”的功能。而这正是思想和文学的最大悲剧。2008年,他和反抗文学一起中风,死于人类狂欢的午夜。
        (原载2008年8月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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