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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碑(八)

发布: 2015-7-30 16:06 | 作者: 南屿



        “大清国钦州界”的5号界碑竖立在东兴市口岸旁边。2001年中越边境全线统一更换新界碑,然而,1号和5号两块老界碑仍然保留。5号老界碑是民族英雄刘永福跪拜过的界碑,保留它,我想是让更多的国人瞩仰它,了解那一段历史,以史为镜。1885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天津与法国驻华公使巴特纳签订了《中法越南条例》,承认法国对越南的“宗主权”,结束了中国封建王朝与越南之间的“藩属关系”。1887年3月,清政府派出钦差大臣鸿胪寺卿、邓承修与法国勘界使臣狄隆在茫街正式签署了两广段的勘界文书,和法国四画官拉巴第会办钦越立界事宜。战役打胜了,但没有办法拯救这个腐败无能的政府,终于划出了边界,树起了界碑。
        越南一直是中国的属国。自秦到唐末,越南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是清政府对越、法两国这种“准主权”的升级与认定。从此,中国让出了对越南的宗主权。这块界碑,透出了清政府的腐败与国势的衰落。
        人们在英雄辈出的土地上,留下沉重的叹息的同时,也忘不了民族英雄刘永福赴越班师回朝的那一幕,令人动容落泪的场景,仍历历在目,让人刻骨铭心。
        1885年秋天,东兴城沐浴在暖暖的秋阳中,伴随着一阵阵锣鼓声,无数人涌到了北仑河边,争相目睹刘永福这位“黑虎将军”的归来。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这位离家多年的黑旗军大帅翻身下马,一步步走到界碑前,撩起了袍子,单膝跪倒在地上,深深一拜。“哗啦!”所有的黑旗军将士齐齐跪倒,朝大清国界碑轰然一拜。界碑前,刘永福眼中浊泪滚滚,二十多年了,我刘二,终于回来了!
        此时此刻,我的脑海里叠印出这个画面: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的勃兰特为了向二战中被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谢罪的场景。他双膝下跪,泪流满面。全世界舆论评价说,跪下去的是勃兰特的双膝,站起来的是整个德意志民族的人格和精神。男儿膝下有黄金,非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事情不可下跪,但这些都是世人称道的经典一跪,同样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一位“替所有必须下跪而没有跪的人跪下了”的国家谢罪,一位用自已的威武之躯向祖国表示忠诚。
        刘永福又叫刘义,字渊亭,公元1837年出生于广西防城小丰村。17岁时,父母叔婶相继去世,只留下他与同父异母的李保哥相依为命。兄弟俩靠打柴捕鱼为生。20岁时,为求生存而参加农民起义军。经过10年生死拼搏,刘永福组织起了自己的队伍,以八卦旗作为旗号标志,号称黑旗军。
        为避清军的围剿,1867年2月刘永福率部入越南六安州创立根据地。这时,法帝国主义企图顺红河打通进入中国云南的道路,于1873年10月由远征军司令安邺率军北上,11月攻占河内。刘永福受越南政府的邀请,赴河内抗敌,并大败敌军。1883年3月,中法战争爆发,法国西贡总督派李威利率领法军北上,4月攻占了河内,扬言驱逐黑旗军。5月,刘永福接受越南政府的遣调,率3000人在河内城西大败法军,阵斩法军司令李威利,副司令韦鹭。由于战功赫赫,越南王授予刘永福为三宣提督,一等义勇男爵。1885年配合清军和越南义军在临洮大败法军的西线主力,收复附近各州县。中法战争结束后,刘永福被迫裁军归国。后于1887年、1890年先后任广东碣石镇、南澳镇总兵。1894年帮办台湾军务。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廷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条约中将台湾割给日本。刘水福不受“内渡”之命,毅然留台抗战,“誓与台湾共存亡”。在清海陆军及所有省府州县官吏“内渡”后,刘永福率台湾军民在敌我兵力相差十分悬殊,又得不到任何支援的情况下,与日军作战百多次,杀伤俘日军32000多人。后因弹尽粮绝不得不“内渡”。
        刘永福回大陆后,1898年重建黑旗军,任广州镇抚,为地方人民做了很多好事。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朝廷召他入宫作谋士。1908年,刘永福退役。在三那人民反糖捐的起义中,刘永福支持和保护了起义者。1911年受国民党的邀请,欣然出任广东省民团总长。1915年,刘永福通电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并倡议组织义勇军抗日,愿亲赴战场杀敌。刘永福年近八十,但爱国之心不变,忧民之情不减。 1962年,田汉在钦州谒拜刘永福的故居三宣堂后,欣然作诗赞颂这位民族英雄:
        
        南越崇宏有故枝,
        渊翁风骨自雄奇。
        守台岂敢辞金印,
        抗法争先举黑旗。
        垂老不忘天下事,
        岁荒常恤里人饥。
        庭前龙眼飘香雪,
        犹似将军系马时。
        
        我的故乡在东兴的上游,坐船要走一天时间。每天都有很多运货的乌篷船穿梭于江面上,或停泊在对岸的码头上。那些乌篷船从东兴运来布匹、食盐、煤油、农具……离码头不远是长长的河滩,水流非常湍急,每到滩底所有船工都下来拉滩。儿时我常常坐在江岸上,看着船工赤着膀子把头埋在船边,他们整齐划一地喊着拉滩的号子:嘿哟!嘿哟!站稳马啰!脚不颤啰!齐出力啰!不后退啰!……。金色的阳光在他们赤黑色的背上跳跃、闪烁。流水、夕阳、乌篷船、古铜色的人体,好像是一幅法兰西的油画。
        那时每到秋末,村里就开始上山砍伐木材,然后把木材运到河边,等到明年春水涨发的时候,再把木材扎成长长的木排,放到东兴出售。放排是一项十分危险的劳作,都是挑选那些身强力壮的青壮年当排工。木排下水启航那天,村里杀了猪,在河滩架起一口大锅炖肉,全村人聚在一起村喝酒吃肉,为放排工举行仪式,祝他们一路顺风顺水。
        看着十几张木排浩浩荡荡地向东兴驶去,少年的我,心中总是涌动一种莫名兴奋和冲动。那些放排工从东兴返回后,他们从越南人手上给村里人购买到紧俏的商品;有大胆的村民还从越南人的手中购到走私的手表、布匹等等,那时的东兴,在我少年的心目中就是一座了不起的大城市。
        若干年后,在镇上读中学的我,因为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在东兴城热播,学校组织全体学生步行去东兴城观看影片,我才有机会去了东兴城,感受这座边城的魅力。
        我们沿着北仑河边的小路步行前往东兴城。天刚蒙蒙亮从学校出发,到了傍晚才走到城郊的一个山坳上,我们又饥又累,不少女同学倒在路边的草地上不愿意起来。这时不知谁大喊一声:你们看!东兴!我们抬眼看去,夕阳映照下的东兴城,一座朦胧的山头上,露出一个塔尖似的建筑物。他们说那是东兴标志性的建筑——中越人民英雄纪念碑。我们顿时忘记了疲劳,好像是打了鸡血,一路小跑冲向东兴城。
        东兴果真是一座美丽而宁静的边城,法式小洋楼沿河岸而建,长长的骑楼街,青石板铺设的小街小巷,清晨你就听到清脆悦耳的木屐声声,富有韵律地敲打节拍;越南女人早早地挑着一筐筐一担担的海鲜涉过北仑河赶早市 嘴巴仿如是涂了蜜似的,用夹生的白话向你兜售海鲜,只要是男人,不论年纪大小,一律称为中国阿哥。北仑河穿城而过,中越友谊大桥横跨中越两岸,河岸边是高高的槟榔树和火红的风凰花,微风中,火红的风凰花纷纷扬扬,清清的河水漂荡着火红的落英。
        每天一帮帮越南女人在河堤上贩卖走私物品,成了一道风景,她们像变戏法似的,从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都能掏出那些私货让你挑选,直到你满意为止。我方的管理人员,对卖私货的越南人多是睁一眼闭一只眼,有时只是像征性地驱赶她们一下,那些女人就像小鸭子呼啦啦地跳进北仑河里,站在主航道的一侧,嘻嘻哈哈地挑逗我方的执法人员。待那些管理人员走开了,转眼之间她们湿淋淋地爬上岸,又故伎重演。
        1978年凛烈秋风,吹落了北仑河畔似火的凤凰花,掀起了愤怒的的波涛。
        一夜之间,往昔的“同志加兄弟”的中国越南,竟然反目成仇,祥和友好的边界忽然间剑拔弩张,变成了铁丝网林立、碉堡相对的敌对状态,以至最后酿成了一场战争!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场战争: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一场忍无可忍的有限战争。     我们的边疆人民亲眼看见我们如何勒紧裤腰带省吃省用,把一车车大米、白面和战备物资,从5号界旁的北仑河友谊大桥上运往越南前线;看见一条条输油管道,源源不断地把我们极其缺乏的原油,输送战火燃烧的彼岸;看见一艘艘在前线被炸得百孔千疮的战舰,从“胡志明小道”拖到防城港“322”工地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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