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期以来以文革为关注对象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那孱弱而局限的文本与当下作家们几乎对此话题退避三舍 噤若寒蝉而形成的重重阴霾之间，竟然出现了一道缝隙，让我们看到了响晴的天空——这就是袁劲梅的长篇小说《青门里志》。毫不夸张地说，这部小说的出现，可 以看成人文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学上的一个胜利。
“青门里”三个字，作为地名，有诗意，似乎是唐诗出现过的字眼。加一个“志”字，有了厚重之感，多了文人气质，有三 国志，有地方志，大约最低到县志为止，倒没听说过为一个小巷小胡同和住宅区写志的，这显然只能是小说家作派了。“志”有“史”之意味，《青门里志》就是 “文革志”或“文革史”吧。当然，如果允许并愿意，他人亦可做这工作，但《青门里志》的作者并不想复制事实，而是要写下真理。作者真正想探究的是：为什么 我们掉进了文革？还有，为什么至今还在文革模式的思维之中？忠实地复制事实固然可敬，相当于以真材实料的砖头来盖一座大楼，而只有一边写出事实一边挖掘其 深层内因者，才相当于既用了砖头又用了钢筋来盖起这座大楼。
小说以美国一位生物学家和一位人类学者对动物园里的黑猩猩和博诺波猿的联合研究工作开篇，引出《科安农 —苏邶风观察日志》，此后这类日志及俩人从事研究的过程引领每一章，贯穿整部小说及各个人物命运，甚至遍布文本各个角落。对黑猩猩和博诺波猿之生活方式行 为特点的考察与研究的部分，则成为了作者要描绘的人类某类现实生活的另一版本或参照物，二者形成对照，小说这样安排，有意无意地形成了一种用理性主义对往 事和现实进行“审视”的局面。作者开门见山亮出了观点，接下来又一层又一层、层层递进地随着故事展开进一步强调了这样的观点：人与黑猩猩、博诺波猿在基因 上非常接近，属于同一个种系，人与黑猩猩和博诺波猿之间最大区别在于拥有了百分之二的不同基因，才将人类与动物区别开来，这重要的百分之二是什么？是理性 与仁爱。人类走出丛林之后，如果不加防范，还会流露出黑猩猩社会的特点：暴力、群体性、等级制、派系结盟、雄性霸权、人格分裂、以多欺少、以强欺弱、排斥 异类、伤害型快乐等等，这正是文革及文革式思维产生的原因，属于返祖现象。同时，人类如果不够自我警醒和自我约束，也会流露出博诺波猿的遗传密码：和平、 非暴力固然是进步了，却用性和娱乐来解决一切问题，羞耻感淡薄，只活在当下和眼前的食与色之中——作者想以此弄清楚后来我们又是怎样集体陷入了金钱与性的 温暖泥淖而不可自拔，这亦属返祖现象。作者反对将丛林原则运用于人类社会，反对人类达尔文主义，反对放纵感官的享乐主义，呼唤理性仁爱并存的人性和以此为 基础建立的健康文明社会。
在作者斗胆以如此学者化的方式不管不顾地进入了她的小说叙述之后，一部小说应该具有的所有特质竟未受到 丝毫影响和损害，往下，渐渐地，小说采用了颇为独特的童年视角、悠悠的回忆语调和近乎温情脉脉的第一人称，讲述着带有自传性质但又被重新制造了的有魔幻感 的现实，不时穿插进以生物学人类学为依据的人与猿的基因对比和相互戏仿，纷繁生动的叙述构成了细节的欢乐庆典，使得一个原本属于正剧、悲剧或荒诞剧的题 材，具备了寓言性质和童话色彩：有着野泼泼的原始冲动，有着暖洋洋的遐想，有着天真烂漫的胡闹，有着漫不经心的诗意，有着明亮的脆生生的勇气，还有着愈是 不解愈是执著的孩童式迷茫与顿悟——只是，绝无感伤论调。
青门里其实是江南某大学的教工住宅区，是作品主人公“我”苏邶风从小长大的地方，由几幢小洋楼组成，那 里居住在一群从民国过来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家人。青门里是一个像城堡一样相对与世隔绝的地方，连青门里的风都是清新而沾染了书卷气的，连青门里的保姆都 会作诗。有青门里，亦有青门里之外，外面那个世界是史无前例的和野蛮的，可无论怎样改造和革命，青门里的风气里都难免夹杂着未泯的民国味：儒雅、精致、温 喣、纯良、非暴力以及包容异端，这些特质其实不单单是属于民国的，而是应该属于所有人类的健康人性的。青门里的围墙在那个年代几乎成了人类文明的最后一道 屏障，而这屏障既强大又脆弱。小说里还写到了剪子巷，是小说中尚处幼年的主人公以青门里为中心站在青门里的立场与角度去认识外部世界的一个窗口，如果说青 门里的知识分子们更多地受到了西方文明与理性的熏染，过着更倾向于精神层面的象牙塔生活，那么剪子巷相比之下则是烟火气浓重的市井世界，虽然充溢了形而下 的生存策略，却也终究保有着一些东方文化的淳厚和良善——不幸的是，这两处地方最终都没能逃过文革暴力的冲击和摧残。
小说塑造了以青门里小孩子们为主体的一大群人物：颇具波希米亚派头的苏邶风，以及苏邶风的玩伴陈榆钱、 小喇叭、小竹子、贺燕吟，捡来的婴儿“豌豆公主”安无为，还有因大鼻子而备受歧视的中俄混血儿王贝贝王伽伽，王伽伽的女同学红卫兵头目“皮旦”，研制过机 器人且自杀未遂的数学家蔡教授及其女儿蔡万丽，还俗尼姑张奶奶，妓女从良的保姆吕阿姨及其儿子魏青山女儿红鸟，胆敢改动毛主席语法竟为一个字而获罪的苏邶 风的诗人妈妈，而擅给孩子们讲童话的西洋文学大师或曰反动学阀陈仪铨，大约是青门里最清醒的人物，他在某种程度上几乎可以看作是作者在童年时期的引路人或 者作者思想的另一频道。
其中三个情节令人难忘：女红卫兵“皮旦”带领一群人闯入青门里，批斗两只名叫“雪球”“蘑菇”的兔子， 直到把两只修正主义的小白兔凌迟至死；小孩子们从学说粗话开始革命，恶意满怀邪劲十足，在青门里院子里挖陷人坑，往坑里撒尿倒泥，不料陈榆钱误把藏在自家 床底下右派爸爸的骨灰当石灰倒进了坑里；为了与四姑娘的爱情而留在大陆的前国民党连长马姑爷忽然死了，这是革命需要，但他那定了时的闹钟忽然铃声大作，原 本是叫醒他起床去酱菜园上班打扫厕所的。
小说试图告诉读者，不仅是为了真理本身或民族前途，哪怕只是为了个人良知，也应该记住文革 并且忏悔。打人者以维护群体的名义去制裁一部分人，将施暴当成新制度的铺路石，是错误的；所谓上当者被利用者跟随者旁观者沉默者，在客观上成了螺丝钉式的 帮凶，也并不清白；即使是那些被打者，也是认可了这等级制的，与打人者往往具有相同思维和类似行径，也不能算得上完全无辜。小说结论也正是作者引用易卜生 的话所作的卷首索引：“我们对于社会的罪恶都脱不了干系”。小说通过大量细节引导读者推导出以下联想：德国人应该向犹太人谢罪，他们犯下了“种族灭绝 罪”；美国白人应当向印第安人请罪，他们曾经犯下“文化屠杀罪”；中国人也应该向那些在文革中被打杀的同胞表示忏悔，因为犯下的是“阶级斗争罪”或曰“文 化自杀罪”——这些罪过都违反了那百分之二的人性，都是“黑猩猩政治”导致的返祖行为。
作者并未到此为止，而是借写青门里那些童年伙伴成年以后的诸种命运而一直将笔墨延伸至改革开放后的当代 中国。社会不能说没有进步，当然进步了，大家终于不再斗来斗去了，但是全都崇尚起了金钱与性，出身决定论改换成了经济决定论，于是又从黑猩猩变成了博诺波 猿，仍然没有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来。温文尔雅的青门里和古香古色的剪子巷跟大量古建筑一起最终都消失在了经济过热的旧城改造之中，这里似乎有象征意味，历史 正在变成废墟，正被遗忘，表面繁华正将真相掩盖，“皮旦”们逃掉了应有的法律制裁，且身居高位、安度余生，到死都不肯忏悔，其他人也都宁愿敷衍搪塞，不愿 旧事重提，每一个人都把个人犯过的错误推给了抽象的“时代”和模糊的“集体”，一身轻松地向“钱”看了。可是，拖着一条难看的封建主义的尾巴去发展经济尤 其是城市经济，并不能使一个社会真正地现代化起来，甚至对现代化的误读还殃及文化艺术，致使裸体行为艺术家陈榆钱被美国警方以性骚扰罪拘捕起诉。毫无疑 问，这个民族还得继续去做那摆脱动物性的努力，必须让人文主义获得胜利，是的，任重而道远——一至此，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已表达得淋漓尽致，她大概没有 做女娲去补天的机会和力量，然而，说出真理，已功德无量。
小说在结构和时空上具有三维效果：文革时期中国江南某个大学教师宿舍区青门里是主要场景，当代美国社会 和当下中国市场经济社会是附属场景，还有一个远去了的民国隐而未现却时时处处闪烁着它温润的余光。小说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了两个国度三个不同时代氛围之下的 人物与事件，它们或平行或相交叉或遥相呼应，但都紧紧围绕着一个小小的“青门里”来展开。作者的任务并不是要再现哪一个时代，也不想为哪一个时代立言，任 何时代充其量只是她手中进行人性研究的一个标本罢，她对童年那些胡闹趣事的兴致似乎远远大于以至压过了对所谓政治的兴致，正如在她笔下，麦卡锡主义者后来 向共产主义者道歉了，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的人去美国定居了。其实，作者身处青门里，而胸怀宇宙，想寻找出“青门里”个人经验里面的普遍化和一般意义，她有 着更大的野心，想站在远远超越任何意识形态的立场和高度，讲出人类的普遍法则。
小说的边界在袁劲梅这里被尽可能地扩大了，小说里出现了生物学者和人类学家的观察日志、绘了基因图表、 对科学实验过程进行记录与分析，甚至还有多处标明出处的学术引文，以及论文式小标题……除以上诸手段之外，作者在这部小说的行文之中更是展现出了一种论战 式的热情——密度较大的议论本身就是精彩杂文，那些属于历史批判文化批判和现实批判的话题原本严肃得令人正襟危坐，何况其论证方法颇具西方人的严谨缜密， 还要展示出逻辑推理的全部过程，这些原本乃传统小说之禁忌，却轻而易举地被作者那巨大的感性才华给消解了，读起来竟毫无沉闷枯燥之感，其表达方式实在是幽 默、俏皮、聪慧、洒脱、风度翩翩以至神采飞场，甚至时时有着颇不正经的越轨，令人莞尔、忍俊不禁、开怀捧腹，给人以巨大的智力享受和阅读快意。同时又由于 那些议论跟特定情境之下的人物身份颇为相符，于是水到渠成，嗓音响亮却一点也不刺耳，倒是清新婉啭，温柔亲和，颇有些像作者那略带江南口音的普通话——这 种风格与小说中所倡导和平主义是一致的。
没错，这部小说会使有些读者尤其是文学行家处于违背原则行事的地位，它会使得他们一向自觉采取的小说作 法诸原则与他们的鉴赏本能之间发生冲突，在理智上还没来得及对它的“非常态”提出异议，在纯粹情感立场上却已经由于文本本身的快感而不由自主地喜欢上了 它。小说还可以这样写吗？当然，为什么不可以？
作者曾经多次强调自己并不喜欢哲学专业，认为当年如果能够违抗母命去报考中文系就好了。其实，她先天的 感性里面携带着强大的文学烈度，像热带植物一样茂盛、蔓延、蓬蓬勃勃，早已绰绰有余，中文系何需去读？而其小说另辟蹊径的切入方式，对变异人性毫不留情的 摹写与探究，可谓深入骨髓并达神经末梢，远远超乎一般作家之上，其特异的思辩能力恰恰得益于后天的哲学训练。袁劲梅是美国著名逻辑学家欧文·M·科比的学 生，科比是罗素自传中曾经提到过的三个得意门生之一。也许她自己并未察觉，“哲学家”这个她并不怎么喜欢的面具戴了很久，已渐渐地与她面部的皮肤生长并融 合在了一起，渐渐地成了她的容貌乃至神情。
这部小说由于出自一位多年来一直远离中国大陆母语现场而浸润于英语中的作家之手，其语言除了展现出作者 性情之中的率真与灵动，同时，还可以看出，她对汉语更怀有一种警惕的敬意，甚至相逢的喜悦。那几乎是未被污染的、本源的汉语，是个人味十足的汉语，即使偶 尔显露的青涩竟也具有了陌生与新奇的效果。
《青门里志》是一部现代主义的文人小说或者知识分子小说。它横空出世，明显带着要了结一切的决心，想把 现代中国以至几千年中国最核心最致命问题放在里面去解决了。这一次，袁劲梅这个活儿干得够漂亮。但愿让作者创造出这部小说来的那种独立、清醒、智慧和勇敢 的力量能够约束住她，使她不要再改动这部作品了。
2011.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