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一凡——《今天》资料附言
发布: 2015-5-14 19:43 | 作者: 鄂复明
一凡的公司总算是走出了麻袋的怪圈儿，他又开始向我描述一笔收录机的生意。那年月的学习英语热以及港台歌曲的风靡，紧俏的录音机还停留在日本进口的“砖头机”时期，北京无线电某厂引进了一批机芯组装成收录机，我见过那个机型，可以堪称那个时代的家庭音响。一凡告诉我，只要能弄到资金，该厂业务员就答应供货，利润极为可观，几批货周转过来，就能打个翻身仗。我有感于他们公司捉襟见肘的资金状况，也相信了一凡天衣无缝的描述，竟一反自己处世的常态，从某单位朋友那里挪借了3000元，约定让他使用三个月。
岂知资金到账后，根本就没见到一台收录机，这笔资金马上被他下属的经营者们提取得干干净净。两个月过去了，一凡也沮丧得很，他用高额的利息应付我，可我担心的是本金的归还。那一阶段，是我到一凡家最频繁的时期，最后几乎是隔一天去一次，一凡也曾尝试着给我划过款，结果因空头支票还被银行罚了一百多元。想起来真是后怕，这笔款项一旦缺失足以让我的朋友身败名裂！我与一凡尴尬对坐，没有言语，只是苦笑，就像被双双困在无望的孤岛。最后，一凡不知动用了何等的心血，从他的不可控的茫茫商海中捞取到资金如期归还。我极度疲乏，终止了断断续续地参与一凡的 “商业”活动。
在如此虚幻的闹剧中，一凡却很投入，很忙，他很兴奋，说是找到了《上海的早晨》（小说）里资本家在商业场上弄潮的那种感觉。与过去的朋友渐行渐远，我也仅仅是出于习惯每个月顺路去看望他一次，但不再介入他公司的事务。
四
一凡搬进了新家，后拐棒新1楼，最靠近文改会后门的那个单元101号。一凡的父亲出门行走数十步便可到单位上班，脑力却大不如前，不久离休居家。有时外出散步，离家不足百米便找不到归途，为此又雇了一位保姆专职看护。某日我去看望一凡，见一半大小子抱头鼠窜，身后飞来碎砖破瓦，再往后看竟是赵老先生所掷。恍然间时空倒错，仿佛回到老前辈投笔从戎的战乱时期。气急败坏的保姆紧跟着赶来拉他回家，一路上他还在愤愤不平的向我讲述他“替天行道”的缘由。
父母患病先后长期住院治疗，家里名正言顺地成了一凡公司的办公室，各色人等攘来熙往，传呼机与电话铃声此起彼伏。我去他家的次数更少了，一凡面色疲惫，总是有着处理不完的事务，坐上半天也难得和他说上几句话。北岛在一凡去世后，从国外给我的来信中也抱怨过这一状况。
一凡未曾从公司那里得到半点好处，他的全部心血和精力都无偿地给予了那些身处社会底层的残障人员、他那些贫穷的乡亲们以及社会上有求于他而并不相干的人，为数众多的人利用他公司的名义，使用他公司的账号，淘得了自己的第一桶金。《今天》的成员刘念春和崔德英在失学、失业陷于贫困之际，也是一凡首先接纳了他们。
1988年夏初，一凡向我展示了他公司新购置的“四通一体化电脑打字机”，居然可以在录入文档校对后准确无误地打印出蜡版，这与速印机配套油印刊物简直是易如反掌。望着一凡依旧疲惫的面庞，我很欣慰：一凡始终没有忘却他所钟爱的文学事业。数日后传来一凡因过度疲劳住院调理的消息，我和朋友们都觉得他早该换个环境去休养一段时间了，我准备待他将养数日后再去看望。孰料不到一周，他却在简陋的中医院病房悄然辞世。
一凡去世后，他公司的账号空空如也，竟承担不起他的丧葬费用。最终，还是那些曾靠他公司发些小财的商人们良心发现慷慨集资，为他在八宝山公墓大礼堂举办了隆重的葬礼，大概是这里首次开放给一个平民的葬礼。
我们在京的朋友们以《今天》同人及生前友好的名义在他的灵前安放一个小小的花篮。
北岛在一凡墓地的哀思（1989年春）
有关一凡的家世，长期以来一直沿袭“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的说法。可能是缘于赵老先生任职秘书长的文字改革委员会麋集了叶籁士、叶圣陶等一大批饱学鸿儒，他的满头银发梳向脑后，一身藏蓝色中山装纤尘不染，那份儒雅与谦恭也很难让人联想起曾与敌特周旋、转战南北的革命者。
在义乌政府网站上详尽地介绍了赵平生老先生出生于义乌仓里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通过义乌城里一个姨娘的关系在绣湖书院就读三年，毕业时得全县高小统考第一名，1920年以全县统考第一的成绩考入浙江省立第七师范（金华）读书；在“五四”运动后，参加了择师运动和反对学校当局贪污运动，受停学（后改为试读）处分。1924年上学期，自动离校后考入浙江省立一中高中师范科（杭州）读书。1926年到绍兴县立女子师范学校任教。一凡的母亲孟荷珠（孟俊）女士网上只提到她是“全县第一位女共产党员”，我曾见过她早年书写的字体娟秀的楷书，或许是位大家闺秀。
一凡的父母在他去世两年后相继辞世。
一凡家庭中唯一的“高级知识分子”是他的弟弟。孟小凡（从母姓）先生文革前即执教于北京大学物理系，据义乌政府网站介绍：“孟小凡是著名的超导电子学专家。曾任北大物理系超导器件科研组负责人，参与国家超导量子电压基准的建立和国家科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超导量子干涉器’的研制。曾于1983年和1985年2次获得国家科委科技成果奖……现移居美国，任柏克莱加大学电机工程系微电子实验室资深工程师及低温工程部主任，并被聘为硅谷多家高科技公司顾问”。八十年代初，家用电器还在电风扇和黑白电视徘徊时期，一凡家中已用上他弟弟手工制作的以液化气为能源的冰箱。
我还保存有一份一凡写的文革期间“他和弟弟小凡因参与社会活动”被街道派出所传唤的备忘录。这并不奇怪，后来被誉为“国学泰斗”的季羡林先生，当年也曾领导过“井冈山战斗队”与红极一时的聂元梓对垒。一凡收集的文革资料，很可能还有他弟弟小凡先生的一份功劳。
2010年清明，我们去祭扫一凡墓地，一纸续租通知提醒我们：一凡过世已逾二十载。一凡下葬的太子峪陵园绝非风水宝地，这座号称“规模最大，安葬骨灰数量最多”的公墓，地处京郊永定河故道、京广铁路沿线与占空高压线交汇的荒沙丘地带，在其官网上也仅仅列举几位不甚知名的作家、演员和播音员入葬于此。我和徐晓去为一凡办理逾期20年的续租手续，因缺少有效的墓地证件（在他早已失去联系的干女儿凤英手中），特意从他家乡义乌政府网站上下载了有关他父母的“显赫”身世并打印给办公人员看，以图网开一面，孰料他们略微翻看，便微笑着退了回来，那笑容似有深意：你当我们是少先队员呀，来这里给我们讲革命故事？
五
一凡的追悼会后，我叮嘱徐晓与他家保姆联系，以期尽快去取回曾经我手保存在一凡那里的《今天》资料。我把工厂的本职工作完成后，偷偷溜出，去他家翻检。我未曾见到一凡数以吨计的珍贵收藏，那些成箱成捆的资料，可能已经到了它们的去处，剩余的由劣等纸张构成的资料堆，像沙丘一般从阳台流向室内。显然是徐晓的预先叮嘱起了作用，虽同样使用劣等纸张，但印制还算精美却不带有官方出版印记的民刊，鹤立鸡群般地兀现其中。
从我最后见到的这些资料中(也许连其百分之一都不到），仅仅翻捡出一套插图本的《红楼梦》，尚未开封。一凡参与过该书校对，这应该是给他的赠书。为了能够在一凡即将消逝的资料旁多逗留些时间，我讨好般地拿给保姆，看她们喜爱的模样，应该不会去当废品卖掉。此刻，我在她们眼中，已是个友善的拾荒同类。
一凡嗜书如命，但家中书架只见码满资料，他的藏书却悉数在朋友们手中辗转流传。我在他的遗物中找到一份藏书单，只记录了1974年之前的，其中有内部出版物的黄、灰、白皮书类，其书目之齐全，闻所未闻。
我用了两个下午的时间翻检，分两次用自行车驮运回家。就像八年前《今天》停刊后，我和老周（郿英）分别把《今天》的剩余物资（速印机、封面、纸张等）运回家中，第二天见面时，不约而同的谈起各自那不识字的母亲，用一块洗得发白的旧布单，把它包得严严实实，我俩曾哂笑过她们这种掩耳盗铃式的遮盖。这次母亲依然如故，只是面色更为沉重。
有关一凡巨大收藏的结局，长年以来被归咎为“他家的保姆全部当废纸卖掉，送到废品站，化为纸浆”,但保姆是他家从贫穷的家乡请来佣工的农民，不会懂得历史与文化；更何况一凡去世前父母神智不清长期住院，弟弟小凡早已移居国外，家中无主事之人，保姆处理完剩余物品，公租房即将被收回，她们也要返回家乡自谋生路。作为一凡的友人们，难道不应该反思此时此刻的无所作为吗？固然，我至今也无从设想我们中间谁能有条件承继这数以吨计的有形物资，但必须承认：我们对一凡的珍贵收藏缺乏足够的注重，在以后的很多年，我们都在刻意地回避这个问题。包括我自己从中取回有关《今天》的资料，也仅仅是囿于自身的责任所在。
我是最后一个离开一凡以一生心血凝聚而成的珍贵的巨大收藏。
一凡和我经手过的这些信函、文稿、单据——与我保存的收发记录对照，居然完整无缺，真是奇迹！——分门别类存放在旧的包装纸袋和纸夹中，滞留在八年前《今天》停刊时的“待处理”状态，就像一架正常运转的机器戛然中止，又随时在待命启动。一凡的辞世，这才令我醒悟，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已被埋入历史。
其后又很多年，我都一直保留着资料的原初状态。如果说一凡作为那巨大收藏的所有者，他尚且在期盼有人来接手做下一步的整理工作，这“……整理出东西来，是另一种工作”不仅仅依靠热情和毅力，它是一项必须具备某种学识的专业工作，甚至可以说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而我因某种机缘介入《今天》的事务，我仅仅是这些资料的经手人。
光阴荏苒，这些当年因经济窘迫而使用的劣等纸张渐渐泛黄变脆，不堪抚弄，兵燹水厄也历来为纸媒文物之天敌。但深知此物将要伴随我的终生，于是在内为存放煞费苦心，在外不惹事不折腾，对上门“造访”的公安干警毕恭毕敬，在单位连“组级干部”也不敢得罪，唯恐“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哪敢有我在草原插队牧羊时“天老二，我老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与我何有哉”之豪情。
母亲数十年来隐忍在心，在她病重时悄悄地央求我：“把这些东西还给一凡吧”……
直到……直至我也到了一凡去世的那个年龄，我不再存有任何希冀和指望，就像当年第一次拿起胶辊帮助油印《今天》，我越俎代庖地做起了资料的初步整理工作。如果说《今天》已被埋入历史，我就算是个苟活其中的殉葬者，在暗无天日的墓穴中，自得其乐地按照我自己理解的方式，将这些我所熟稔于心的“殉葬品”分门别类，“不知今夕是何年”……
我得感谢日新月异发展着的电脑技术，它使得我梦想成真：将资料录入或扫描后存入硬盘，它的原件便可视为可有可无的“躯壳”。尽管如此，依然与这些相伴多年的旧物难以割舍，我抚平它们的每一道折痕，用那种只有在农贸市场上才能买到的旧式信笺尺寸的薄膜封套，一一封装后分类入册。若干年后《今天》资料移送馆藏时，黄潘明珠老师马上叮嘱她的工作人员：“不要打乱现有的次序”。
最初我的设想是：把资料数据利用盗版光碟的途径刻成光盘，让资料存留在更多的朋友们和研究者手中，那年月还没有见到大容量的存储设备以及可以快捷地传输大宗资料的互联网。但我始终未曾动过移交给图书馆的念头，数十年前在一凡的斗室中听到那句“撤架销毁”的粗暴指令，完全颠覆了我自识字始对图书殿堂的敬仰；无独有偶，报载巴金捐赠给国图的7000册珍贵藏书，竟有400册流失到旧书摊，此刻巴金尚未辞世！国图曾承认对巴金的藏书不作专项收藏，只按分类“插架”，以致……
诚然，国图“汗牛充栋”，“巨擘”巴金尚且如此，小小《今天》又怎敢希冀立锥之地?
也有几位朋友谈到移交给欧美名牌大学的图书馆，肯定会得到良好的收存，我相信。但我又感觉那是“天上宫阙”，此刻，我与这些旧物，已到了难以割舍的境地。况且，这些动议也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2008年初冬，《今天》30周年庆典在香港举办，东道主香港中文大学，一应事宜由中大图书馆操办。期间，有位我一直以为是位馆员的女士，跑前跑后，事无巨细，包括安置座位号这种琐事都很认真，渐渐地，在我头脑中叠现出30年前在一凡的小屋见到的那位敬业的北图女馆员，心中萌动了把资料放在香港的念头。我找北岛商议，这才知道她是中大图书馆的副馆长黄潘明珠女士。
此后近三年的时间，黄潘明珠老师与北岛倾力操作，直至她从中大图书馆长位置上退休，又转聘在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担任馆长高级助理，终于成就了《今天》资料在香港城市大学邵逸夫图书馆的特藏。
此刻我方知晓，黄潘明珠老师在任中大图书馆长时期，曾促成“规模最大、收藏最丰富的”香港现代文学特藏室。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被 “正史”所忽略而濒临流失的这两部分珍贵史料，经黄潘明珠女士的悉心呵护得以存世，其善莫大焉功莫大焉。
北岛拜托挚友广州木刻文化公司董事长陈志实先生，亲自来我家将十数箱《今天》资料押运到机场，安全抵港存至北岛家中，等待我随后赴港交接。资料运走后的翌日深夜，我家自来水表突然爆裂，地面漫水寸许，令我心悸不已，又暗自庆幸。
2011年秋，在香港城大图书馆的小会议室，举行了只有十数人参加极为低调的捐赠仪式，黄潘明珠老师与我约定不去惊动媒体；尚有三分之一的《今天》资料滞留在我家中，包括全部的读者来信来稿，这部分资料在我将其全部整理扫描后，才显现出它的意义。我不想被打扰，还有大量的后续工作等待着我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