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小男孩时，我绝没想到有朝一日他竟是改变我的命运的人。
赵京兴被牟志京在《拍婆子与黑格尔》一文中称为“叛徒”，事情经过如下。
“四中的赵京兴、刘力前因一篇我们选用的文章，深受罗克的赏识，力主邀请加入，不想在第五期加入，第六期就退出，给报纸带来不小的损失。”这是牟志京本人的文 章《出身论》与《中学文革报》中的一段原话。赵京兴，刘力前是四中初中三年级学生。现在赵京兴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社会中举足轻重的政治经济学家，刘力前则在美国有着好工作，收入颇丰。两个人都是公认的才子，一个在社会科学方面，一个在自然科学方面。
一九六六年血洗北京的“红八月”后，“中央文革”号召平民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赵京兴，刘力前在班上成立了个“红旗”战斗队，这个战斗队曾为继承毛泽东率领的长征精神从北京出发，徒步走到过延安。由此可见其思想之正统。
在戚本禹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后，赵京兴，刘力前领导着“红旗”小组立即反戈一击，到西便门印刷厂去抢正在印刷的“中学文革报”，并在反面空白处印刷“红旗”反叛“中学文革报”的声明。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让人十分气愤。
不知道是谁给我看了印在报纸后面的“红旗”声明，冲动之下我只身去四中找他们兴师问罪。
刘力前没作任何解释，“战斗组”还有几个成员亦不出声，只有一个个子不高，说话尖声尖气的小男孩，眉清目秀，皮肤细细白白象个小姑娘担任接待员。他具体说些 什么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他说“杨友真不同意这么做”。看着这个小男孩结结巴巴，语无伦次，我说出自己的意见：“你们退出就退出，何必抢报纸呢？你们写声明可以用别的纸，何必非在报纸反面呢？”参加“中学文革报”有危险人所共知，尤其是“中央文革”已让戚本禹表态，这些初三的孩子哪经过这阵仗？小男孩（我现在给他起名叫“东东”）不知该怎么答复我，说带我去找“红旗”首领赵京兴，我随他去了赵家，找到赵京兴，东东不知什么时候离去，在我一番义正词严下，赵京兴承认自己很茫然，思想很混乱，他说“刘力前的姐姐找我谈话，我认为很对，我这样做是为了让‘红旗’战斗组的同学别倒霉，至于我，愿意陪着你们一块儿倒霉。”临走时，还把胸前的毛泽东纪念章摘下来送给我做纪念。
赵京兴是个很复杂的思想家，本文不想对他做过多的评价。
我想谈的是东东，这个可爱无比的小男孩。
东东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干部家庭，父亲母亲都是大学生参加地下工作，搞学生运动的白区革命者。“文革”一爆发，在北京市委的父亲率先被隔离审查，母亲是某外院附中的党支部书记，差点儿被学校的“红卫兵”活埋。十五、六岁的东东则成了“黑五类”的狗崽子。
后来我打定主意，想让赵京兴成为遇罗克的继承人，也确实使赵京兴对研究“中国究竟向何处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有次赵京兴提议我一起去东东家看望东东。
失去父母的东东一家被安置在东四猪市大街一个大杂院里。东东的妹妹只有七岁，东东见我们来，跑出去买了一片猪肉托回来，想请我们吃饭。
造化弄人，十几年后，我带着孩子再次遇见东东，他家已被安置在我家斜对面的胡同里一所十分讲究的大院宅中，门口还有传达室，就差警卫员了。他的父母都升了官，他的父亲兼职北京市委右派摘帽办公室主任。
东东还是东东，他的纯真依旧，他的善良依旧，他是一个具有天下苍生一律平等思想的普通平民百姓。他对我和赵京兴关系恶化十分遗憾，对我的境遇由衷地同情。
当时生活中除了马德升、乔雪竹，就是东东。
东东当时是北京航空学院飞机燃料方面的研究生，他当过工农兵学员。先在陜西延安地区插队，喝水要靠毛驴到二十里外的地方驮，水非常金贵，他经常二十天不洗脸。因为表现良好，被当地老乡在一九七二年推荐上大学，大学毕业后主动请求分配到西藏，一九七七年高考恢复后，从西藏考回北航。东东就是这么个优秀的青年。在我心中，他永远是四中那个说话急促的小男生。
因为住得近，过条马路的距离，他经常来我家玩，有时候碰见我那些具有自由思想的朋友，爱开玩笑的乔雪竹直接了当地问：“东东，爱陶洛诵吗？”东东抬头看我一 眼：“不敢说爱。”我心里闪过怜悯之情，东东被吓怕了，那次，他激动地搂我一下，这突如其来的动作使我一惊，我猛一挣脱，东东嗫嚅地说“你真美。”看我生气的样子，东东说：“以后你还理我吗？”我说：“只要你不再这样。”东东就是这么个乖小孩。
我从未把他与我那些具有自由思想的朋友混为一谈。他是正统的，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是。乔雪竹见了东东，说让东东帮她抄小说稿子，我虽觉得不妥，还是应乔之托对 东东说了，东东居然二话没有的答应了。赵京兴听到此事觉得不可思议，说：“人家东东可是个研究生啊，让人家抄稿子，不合适吧。”把这事儿给制止了。
东东一点架子都没有，凌晨五点钟穿着件棉袄到北大医院帮我给儿子挂牙科号，一直等到八点钟才挂上，他怕我去不安全，太早了。
我自己则忙于社会活动，遇罗克平反后，遇罗文回到北京（从东北劳改农场提前释放）。下一步是为罗文爸爸遇崇基先生平反，他被冠以“右派”，而且是“极右”分 子，一直没摘帽，外加“历史反革命”，因为在伪满州国铁路上工作过。他从五七年被开除工职，送去劳动教养，就没了工资。
我忽然想起东东的爸爸是“北京市委右派摘帽”办公室主任，我对遇伯母王秋琳女士说：“我有位朋友，他爸负责给右派摘帽，您看……”性格爽朗的遇伯母听我说完，高兴地说：“正用啊，太好啦！”
我把东东带到十三条，与十四条中间罗圈胡同遇家，将东东介绍给遇伯父遇伯母。
自从一九六六年“红八月”后认识遇罗文，他家的经济支柱就是遇伯母，但他们家从不狼狈，任何艰难困苦情形之下，都能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但遇伯父能平反，恢复工资或拿到水电部的赔偿金退休金，将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给遇家进行平反的警察对遇伯母说：“我们是代人受过，‘四人帮’在台上时，我们不是被下放，就是轰回老家，我们也是落实政策后才回京的。”
有警察对遇伯父说：“光您的材料就有好几平板车，看也得看一气儿吶。”
东东跟我说，他天天回家跟他爸吵，催他爸快办。我请他千万别吵，我知道他小孩脾气急，别惹恼了他老爸，适得其反。
遇伯父的问题终于澄清了，“极右派”的帽子摘了，工资补发，并有赔偿金，工资的数额比以前少几十，但已经很不错了。
遇伯母为了感谢东东的父亲，买些礼物送去，被悉数送回。
遇伯母给我几百块钱，我交给妈妈买了台黑白电视机。
遇罗文和张富英结婚，婚后不久生下一个儿子。我和东东最后一面是他在街上告诉我，他正联系出国。
好久我再没见着东东。
一九八六年，我在银行上班时接到一封从外国寄来的信，起先我以为是师大女附中同班同学张镭寄来的，后来见到落款是东东，从澳大利亚寄来的。我的眼前立即出现了澳洲的蓝天白云、农庄、牧场，我看到自己的前景。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一日，我如愿以偿抵达澳大利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