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人邹汉明，身上兼有诗人的飞扬与学人的沉实。这些年，他写诗、写散文、写乡土文史，都可以见出治学之严谨与见闻之淹博。从这组《地理记：我的塔渔浜》中就能感觉得到，他的文字经过一番修炼，慢慢地沉了下来，有一股子猛烈的静气。这跟他近些年的散文（比如我所读过的《岁时记》）一样，在不经意间把文心、史识、乡土情怀都融入文字的肌理间。这是多年来养出来的，想学也学不了的。
同是一夜听春雨，有人想到的是花落知多少；有人想到的却是明朝小巷卖杏花。前一种人是诗人，后一种人是农民或农民的儿女。当诗人坐在亮堂的书房里，用农民的脑袋写作时，一切与泥土有关的事物立时就变得富于诗意了。汉明是个书卷气很重的人，但他身上也有一种中国农民式的可爱的土气。与飘浮的火气相反，土气是重的，往下沉的。就像他在一首诗里所写的：“树根安静地生长着，向下，向下。”
我读过汉明的散文集《少年游》、《江南词典》以及其他一些散见于杂志、博客的文章。他写人写事不作高蹈，写俗的东西不溺于俗。这样的文字，源自于水土，是接地气的。他的文章里面不乏古俗今说、掌故杂说，但它包含更多的是一段个人的心灵史。文字往深处游，静处游，宜于夜半读。现在坊间有许多书也写水乡风土的，类如旅游指南。它们总能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哪里有名人故居、先贤祠，哪里还有特色美食。最终给人的印象无非是几条水路、几处旧兮兮的老房子加上一份菜谱。而诗人邹汉明却非常明智地避开了这一切。他走进了南方的腹地，走进了人迹罕至的乡野之地，走进了寻常庭院，走进了一棵树的年轮，并将沿着一片树叶的茎脉，一直走进自己的掌纹：他把自身的微命揉入了整个南方乡村远为繁杂的历史与命运之中。
我们从小就被告知：讲普通话要跟播音员一样标准，写文章要使用大众化的语言。就像一个少小离家的人，我们远离语言的故乡。因此，当我看到汉明的书中出现那么多方言，我的眼前再度为之一亮。我没有研究过吴越语系，但我发现很多方言（包括一些汉明提到的“老古话”）都有相通或相似之处：汉明笔下的老乡把“我们”称做“吾拉”、“他们”称做“伊拉”，与温州话都是同一个念法，“拉”字是句末助词，念来悠长，听来亲切；又譬如，“下雨天”在我们这儿与汉明那儿都一律叫做“落雨天”，一个“落”字，有着滴沥不尽的南方意韵；“年底”叫做“年脚边”，就仿佛我们这儿的人把“临近黄昏”称做“黄昏边”，多了一个“边”字，那股村野气味就出来了；汉明那儿的人说“狗心是泥做的”，故而苟延残喘的狗离土即死，而我们这儿的人说“狗的一条后爪（腿）是泥做的”，故而撒尿时常常会十分自觉地抬起后爪（腿）；汉明那儿的人把喝茶称做“吃茶”，类如我们这儿管喝酒叫做“吃酒”；骂人“狗畜”，居然也与我们一般无二；问菜贩子“几钿”，与温州话“几厘番钿”的叫法很相近，只是“省脱”两个字而已；有意思的是，汉明那个村上的人惯常把“猫叫春”压缩为一个“叫”字，无邪而传神，实为吾乡所未有。我把这些方言土语拎出来，倒不是说这些词看来十分“尖新”，非要鼓励一些人故意去标新立异，在语言上玩杂技什么的，而是要在这里特别指出，方言（南方话语）给我们汉语写作所带来的一种可能性。我觉得，语言会在无形中影响我们的记忆。有些在我们童年时期发生的事，我们事后只能用一种掺和了方言的叙述方式把它尽可能准确地表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