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新诗普遍的“降神”运动，使得诗坛内部的分化与纷争并不太醒目。个人化、私人化、日常性、直接性是当代新诗创作留给世人的整体印象。尽管对于日常语言入诗的理解，持知识分子立场的后朦胧派诗人和持民间立场的诗人颇有些争议，但无论做何种理解，日常语言却实实在在引起了当代诗坛的重视。日常语言在最具“pass”精神的当代诗人手里何以成了热点？它又在几层被遮蔽的意义上得到应用？什么样的日常语言才可以进入诗，并能够救治中国诗坛整体贫血的病症，进而以其独特的中国身份参与大语境的交流？这值得我们细加思索。
回顾中国诗歌的历史，《诗经》中的《国风》、二《南》虽经史官文人的加工早已整饬得抒情而优美，但读之仍可嗅出里面浓浓的俚语民谣，满是生命的活跃与炽热，透脱至极！口语入诗的最高成就当是汉乐府中的民歌，信手拈来，篇篇即佳品，无论是《江南可采莲》的单纯至极的活泼逍遥，还是《妇病行》、《孤儿行》的“泪痕血点”、“断续无端”（沈德潜语）的结缀之语，以及《上邪》中的质朴热烈，真把民间的本色语用到了淋漓尽致。后来随着诗歌从形式到内容的越来越文人化、“文化”化，语言也要求越来越讲究、对饬和雕琢，日常语言便渐渐地被逐出诗外，率真血性的质地被遮掩，反而成了粗鄙的代名词。到了唐朝的白居易确也曾提倡口语入诗，但他的更大热情是因为教化百姓的政治目的而非去发现日常语言的艺术表现力。
真正与当代口语入诗有关联的还得从胡适说起。在诗歌的白话化、诗歌语言解放的意义上，胡适功不可没。但自从胡适迈出了中国诗出走的第一步，自他起的中国新诗便越来越牵不起与传统相连的那根丝线，而且出走之风愈演愈烈，以至于发展到当代当我们募然回首，才发现返家是新诗在当下世界语境中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而长期的过渡贫血又使那遥不可及的返家之旅艰难到几乎成为一种奢望。中国性的汉语写作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重新寻找和焕发生命的活力？我们的换血行动应该从何处开始？也许清洗是必要的前提。
还是从当下的症候说起。其实，细说起来将当下新诗的症候追朔到胡适有些不公。胡适的“出走”及其扛起诗歌造反的大旗，纯是出于一颗“洋为中用”的赤子之心。他怀抱“再造國魂”的雄心，满是知识分子要“为生民立命，为万世立心”的忧患意识和精英气，而这一点恰是属于要被当代的许多新诗人们甩掉的传统之列。因此，除了出走的表象意义外，胡适的白话诗之于当代口语新诗，几乎并无瓜葛。倒是自八十年代以来西风东渐的一股股哲学、美学新思潮，尤其是语言学转向后语言地位的突显，对当代新诗话语系统的日常语言化的形成起着不可否认的作用。
一、日常语言与语言学哲学的问题
日常语言在二十世纪的语言学舞台上充当革命者的角色，它哲学上颠覆逻各斯语言，诗学上消解艺术语言。但对日常语言的理解并未在语言学界形成共识，因为与日常语言相对的有术语、科学用语，、诗词、神喻、理想语言等等。因此，日常语言在三大语言学派中的指称迥然有异。在英美分析语言哲学家那儿，严格说在维特根斯坦那儿，日常语言是一个可与自然语言相混同相统一的概念，它是其他语言符号系统的核心，它对应逻各斯语言，并可担当救治被逻各斯语言所污染的哲学的语言病。（应该说明的是，分析语言哲学内部还有以莱布尼兹、弗雷格、罗素、卡尔纳普和艾耶尔为代表的逻辑分析派，他们与以赖尔和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日常分析派观点恰恰相反，认为日常语言是有严重缺陷的一种语言形式，它的语法形式模糊或掩盖了反映语言本质的逻辑形式。哲学的任务是揭露这种混淆和遮蔽，必要时可以用人工语言改造和代替日常语言。例如，弗雷格在以他的“概念文学”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中指出，日常语言容易导致人们错误的看待事物，逻辑学家不应该盲目的追随语法，而应该和语言的逻辑失误作斗争，把我们从语言的桎梏中解救出来。他说：“如果说哲学的任务是通过解释有关语言的用法常常是几乎不可避免的形成的概念关系的假象，通过使思想摆脱只是语言表达工具的性质才是它具有的那些东西，打破语词对人类精神的统制的话，那么我的概念文字经过为实现这个目的的进一步改进,将能够成为哲学家们的一种有用工具。”[1 （弗雷格：“概念文字”，载于王路编译：《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4页。]1这倒与海德格尔有些相通之处，他把日常语言看作此在沉沦的一种主要形式，与自然语言（或本真之言）相对。
维氏和海氏都有“本真之言”这一说法。但维氏的本真之言是语法，是从生活形式和语言游戏来理解语言的规范作用。因此，日常语言作为提供本真之言（语法）的唯一根据，是维氏哲学的奠基石。海氏在此点上与维氏无法沟通，因为他根本就认为日常的种种话语，集合为Gerede (众议)，纯是此在沉沦的渊薮，岂可担当本质之言；只有诗，那最能体现基本言词力量和开启作用的语言才是本真之言。他们二人对日常语言的理解有着如此重大的不同，与一个是采取逻辑分析的言说理路，一个是以思诗的方式表述可能有些相关。但应该说明，维特根斯坦并不认为人不会出错，即他并不认为我们日常语言的表述没有错误，相反他承认人人都会犯错误，但这不是相对于上帝的绝对真理而言，没有一个绝对的逻各斯在支配我们，世间只有相对的标准，我们所有的认识都是只能相对于正确的正当的人类认识，那么，除了根据实际使用的语言所提供的规范来判断正误，我们还能根据什么呢？因此，语言游戏（日常语言的言说）既遵守规则也创造规则。可见在与传统形而上学决裂，割断历史的超验意义上，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还是有相通之处的。另外，在日常语言等同于自然语言（非沉沦语言）的意义上二者也可找到共鸣。如果是站在消解一切的解构主义立场上，你还会发现这两个人都是不彻底的反形而上学者，即他们反的是传统逻各斯形而上学，却不放弃对本体论、存在论的形而上学追问，无怪乎德里达以此立论批判海德格尔。因为，号称彻底削平一切的解构主义语言学对待日常语言的态度也是彻底的，如果说日常语言还残存在解构主义文本中，那只能是它自己踪迹的播撒，是悬搁了所有意义之后的语言的狂欢和语言的自来水。
二、日常语言入诗的解魅方式
那么当代诗中的日常语言又是何种状态呢？语言（包括日常语言）受到当代诗人们的重视有一个传统性的原因: 即语言本身的魅力和神秘性。诗人们大概是最能体会到语言自己说话的奥秘。语言那无可捉摸、无法控制的表现力就像美杜莎的头和海上勾魂的妙音，它引诱有探索精神的诗人不断进行语言的冒险行动。原因之二是基于一种反叛精神，意识形态话语、歌颂阳光的理想话语，浪漫主义的梦幻话语，宏伟叙事的激情话语，以及诗歌语言的形式、意象等等方面的追求，在当代语境下不是显得过于简单、天真就是矫情造作或顽固而专制，窒息了诗歌语言的生命，因此让日常语言入诗就成为当代诗人为诗歌寻找新的生命之源的策略。当然就当代诗坛的现状来看，以上两种关注诗的命运关注语言的珍贵性和表现力的可贵的探索行动，由于还处在摸索阶段，没有形成一股坚厚的主潮流，却往往被淹没在第三种声音里。这就好像真诚而严肃的革命行动到了阿Q们的眼里便全然有了一番后现代的阐释：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消费文化和快餐文化的社会不给细细的审查和鉴别以时间，于是各式各样的阿Q带着他们各式各样投机的美梦，以其无知也无畏的喧嚣在这个时代的诗坛上使真正革命者的声音反而落寞和沉寂。诗人杨炼在批判那些“写得太容易”之作时这样质问：“口语云云，颇像早年听腻了的‘人民’，一句玄学式的空话。谁知道什么是‘口语’？谁的‘口语’……”[2 杨炼：《诗，自我怀疑的形式》，引自肖开愚等编《从最小的可能性开始——中国诗歌评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3页。]2这使我想到了我们也曾有过“全民皆诗人”的岁月，与今天的“无畏诗”大可握手言欢。
如果说穿着大裤衩去看丢勒的画是一般平民出于对艺术的无知而缺乏敬畏感，尚可谅解；但一个对艺术全然无知又全然没有敬畏感而又号称先锋艺术家的人，只能被认为是艺术分裂者。当代新诗让我们看到了太多的分裂者而非艺术的真诚探索者。事实上，能够让真正的日常语言进入诗的艺术家，应该首先是一个具备“诗心”的人，无此便完成不了这一艰难的创造性转换行动。过于迷信日常语言是否是出自一种对日常语言的深刻无知？海德格尔以“诗”来代表他反复强调的本真之言，并与日常语言截然相对，并非出于一种浪漫情怀，只不过是他深知日常语言受遮蔽太深，无法以它的原生态——自然语言的面貌言说。无论是维特根斯坦在存在论的深层逻辑（语法）意义上，还是海德格尔在生命存在状态意义上，自然语言都意味着是一种让万物各归其所是的表述。因此，它是一种言之有物的语言，它在言说的同时让事物显现而言词却消隐。陶渊明的诗歌里往往能让我们触摸到这一点。沉默也是这种语言的言说方式之一，大音希声中你可以聆听到万籁俱鸣。这是真正的语言自己在说话，它隐藏自身而让万物显现。与之相对的就是貌似自然的词藻的堆砌，语言的压迫——说的人不甚了了却侃侃而谈，听的人不甚了了却也表示理解，要紧的不是显示存在，而只不过是言论一番——说，就是因为不知所云。不负责任的空谈也罢，连篇的套话也罢，只要是名言警句，只要是有人说过，似乎就为真实可靠作了保证，就可被当成自然语言而言说。
今天大有这类口语诗信口开河、空言泛滥到“异彩纷呈”：温馨的呓语漫到连篇累牍，身体和大肠的的享受被反复表白，大白话加一堆冷僻枯燥的翻译词，符码系统在无休止的轰炸中确也实现了一次“陌生化”转换——除了吸引同样嗜好的过渡阐释，仍然空无一物！这就是诗语的日常态？无怪乎海德格尔要把诗和语言的先后跟常俗的理解作个颠倒，他认为诗不是把语言当作某种质料加以运用的东西，而是先于语言，使语言成为可能的东西。因此，“本真的诗绝不是日常语言的某种较高品类，恰恰相反日常语言是被遗忘了的因而是精华尽损的诗”。 [3 Heidegger,Erlaeuterungen zu Hoelderlins Dichtung, Frankfurt,Klostermann,1981,S.38 .]3世上的万物并非现成摆在那里让我们用现成的语言来议论，日常语言及日常议论的一切，都首先是由诗敞开的。为什么诗人们总是觉着语言是那样的高深莫测？越是深谙语言奥秘的大诗人越是对语言充满了敬畏。语言本身不可穷尽的内在丰富性诱惑着他们尝试各种体裁、表达、言说，但从形式到内容的方方面面的探索都让他们更深切的感到语言是一种有灵魂的东西，它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洪堡语），每一个民族根性的东西。诗就是这原始的语言，它潜存在诗人灵魂的最深处，并让诗人学会倾听，应和这种本然所是的语言，然后从事命名的行动：“诗人就诸神和诸物的所是为他们命名。…当诗人说出本质的言词，存在者才第一次就其所是得名……于是事物才始闪出光芒，而人的此在从而才被树立在牢固的牵连中和根基之上。”[4 Heidegger,Erlaeuterungen zu Hoelderlins Dichtung, Frankfurt,Klostermann,1981,S.41.]4
对当下生活、日常经验、直接感受的过于执著的表述，可能是出于对诗歌中由来已久各式各样被神化的形而上形式的厌倦，这可以理解。但厌倦诗身上这所有的附庸就使我们有理由就此抛弃诗本身吗？抛弃诗与人的原初关系吗？诗意味着人的超越性。恩格斯曾认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可以制造工具、使用语言、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存在。但现代生物学、生态学的发展使我们认识到，动物不仅也能够制造工具，同时也拥有它们的语言和社会关系。那么什么还能表示人与动物的区分呢？就是他的超越性：他有意识地传承文化进而通过不断反思进行自我修正创造新的文化。解构主义在解放的意义上对我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我总认为，解构主义只具备策略上的价值，而不具备存在的价值。它以其极端的姿态提供警醒和反思的作用，而从不具备建设功能。这是由解构的寄生品格决定的。他最大的成就也是与“现代性大厦”同归于尽。人类的超越性是为了他的最终毁灭吗？我想不会。因此，“上帝死了”才使我们重新发现了早已存在的“人”；“作者死了”让我们意识到语言和读者的不可忽视；“零度写作” 消除语言的社会性和神话性带给写作的束缚，给了本真语言自己说话的机会，尽管这样一来会对语言借以言说的中介（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让自然语言的生命力显现于文本中并呼唤读者生命力的投入，再次寻求语言的显现。
三、当代写作的边界与危险
再没有一个时代的写作者，能像生活在当代的诗人们体会到真正言说的艰辛。写作真的成了一件需要冒险的行动？王岳川在《人的全面发展与全球化中的价值重建》一文中，将中国文明演进史分为三个时期：手写文明时期、印刷文明时期、无纸工业文明时期。他认为，手写文明时代因受到书写工具和书写对象的限制，文字记载十分精练，书籍文明处于经典地位，极具贵族性和垄断性。印刷文明时代，文化的世俗化成为可能，众多的知识分子以精英的身份参与文化传播和生产的启蒙行动，精典依然有效。而到了后传播时代或“无纸工业文明时代”，文化便从经典时代进入了非经典和反经典时代，口语写作超过书面语写作的价值，凸现日常生活感、当下性的高度合法性；网络文学的无限敞开和无终结性将文字的魅力化成文字的速朽，珍惜语言成为多余，无思的语言随处泛滥，优秀思想文本想要浮出文化垃圾的水面获得倾听异常艰难。这种书写文明史脉络的清理，使我们有可能认真面对当代写作问题了。
写作的危险来自于语言的威胁。海德格尔最推崇的诗人荷尔德林关于诗的本质有过这样箴语式的描述：一、诗是“最清白无邪的事情”，二、诗是“最危险的财富”。道出了人借助语言既可以向永生之物追返，见证自身，同时又能因此走向毁灭和沉沦的实质。类似的寓言是圣经上关于“语言通天塔”的故事，它启示，人类最根本的隔绝是语言的隔绝，而人类最终的得救也必须由语言来成就。在语言中，最纯洁的东西和最晦鄙的东西，最混乱的和粗俗平庸的东西同样达乎词语。 “因此词语之为词语决不直接的为它是否是一个本质性的词语抑或一个幻觉提供保证”。“相反，一个本质性的词语所具有的质朴性看起来无异于一个非本质性的词语。而且从另一方面来看，以其盛装给出本质性因素的假象的东西，无非是一种悬空阔谈，人云亦云。这样，语言必然不断的进入一种为它自身所见证的假象中，从而危及它的最本真的东西，即真正的道说。”[5 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第314页。]5这就是语言的危险所在。今天，大众语言和大众媒介创造了太多的“冒牌事实”， “虚假的显而易见”和“表里不一的东西”。（罗兰．巴特语），这些“神话”常常在隐含的不被意识到的层次上发挥作用，它捍卫比矮化、欲望化、消费化的文化现状，并有力地支持着这一价值标准，力图将事实上部分的和特殊的东西弄成普遍的和全面的，弄成自然的和理所当然的。
难道告别“红色写作”的污染，就是为了坠入“白色写作”的泥淖？写作的危险真是时时存在。如果我们的文化和人类精神能够以一种绿色生态化的方式发展，那么未来的写作是否会进入“绿色写作”（王岳川语）的良性氛围？也许，那时我们的日常语言就会以一种自然清新的面目，展现中国诗歌的蓬勃生命力和表现力参与到世界大语境的交流。不知道这一共识的形成还需要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