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在北大其实只呆了半年， 最后拿了一张肄业证书。以至于20多年后想在校友网上登录而不得。上校友网是需要学生证或毕业证书号码的， 前者早已经遗失后者我没有 。那一次恰好北大校友会代表团访问芝加哥， 我就和校长大人说， 今天我和校友们在这里招待您们可是北大校友网还不认我。校友会办公室的年轻小伙子马上满口答应回去就解决我的问题，我也就那么一听，他回去后自然也就把这事忘记了。
虽然我在北大的时间很短，但是值得一记的事情还真不少。三十多年过去， 记忆已经开始模糊或者走样， 还是在老年痴呆到来之前留下点文字记录最好。
我们学历史的人自然要尽量精确， 我记忆里进北大的那一天是1980年9月1日， 离开北京去长春留日预备学校学习日语是1981年3月5日。 入校那一天秋高气爽， 先去领凳子， 然后到38楼109。 最先见到的同屋， 好像是L和H。H和我初次见面就聊得很热闹，壮硕的身材和他的声音形成对比，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应当是当天下午就拿到了图书证， 我立马去图书馆借书。入学第一周， 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于是每天去图书馆借一本泰戈尔全集， 躺在图书馆东边的草坪上读。我就这样读了泰戈尔全集， 书里面的内容差不多都忘记了，至今难忘的是阳光下草地上读书的美好。
第一学期的课其实不大有意思，五门课里有一门哲学、一门党史。哲学用的课本还是艾思奇，记得里面提到摇滚乐是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表现。党史用的是胡华那本。胡华先生是家里朋友，实际上是个风流健谈之人，和他那本书基本相反。我从中学时代就养成了旷课的习惯，高一旷课达四分之一， 多次挨批， 好在我从小皮实， 听到非常严肃的批评耳朵立刻闭上，低目不语，神游化外去了。教哲学的是一位女老师， 估计是因为上课看不到拿着班里名册的学习委员吧， 期中考试给我60分 并且叫我去她办公室谈话。我当时正在不靠谱的时期，和她大聊萨特，让老师全晕菜， 大概也忘了要批评我什么， 一摆手说，行了你走吧。我立马溜走， 带本小说去上了两堂课，然后故态复萌，继续旷课。
转眼到了期末。先是欢天喜地地知道这次哲学不考试， 改写小论文，于是就放宽心把这事搁一边去了。后是满怀焦虑地发现， 只剩下两天就要交了可我一个字还没有写呢。怎么办？看来唯有向同学求救这一条路。其时我和中国史的几个调皮同学是烟友，在他们帮忙打听之下，发现对门的一位好学生已经写好了论文。我和那位同学不熟，现在只记得他的模样，却想不起名字了。事态紧急，我当晚向他求助，他忒大方地把文稿借给我。挑灯夜读，感觉他写得很不错，就是字迹草了点，段落也不够分明。连夜工工整整地将他的文章顺序打乱调整，遣字造句多处改动，第二天下午总算攒出一篇交差。还同学文稿时，免不了连连道谢，且按下不表。
那时候一点版权意识都没有，做了次文抄公还挺开心，感觉对“天下文章一大抄” 有了更切身的体会。要过一些年才认识到， 我们几代人 在抄袭谎言中成长，长大了以后无论抄袭还是撒谎做起来都 轻而易举。
期末成绩公布被我抄的同学文章得了一个良，而我的居然是一个优。我自觉不妙，赶快出西南门买了包好烟， 不是牡丹就是精装大前门，到中国史宿舍请罪。一进屋果然大哗，得亏挨个发烟，旋即吞云吐雾里，又称兄道弟、其乐融融矣。
那一学期正儿八经听的课只有两门，一门是世界史、一门是中国通史。世界史前半部分是周先生讲两河流域和古埃及， 后半部分是朱先生讲希腊罗马。 周先生讲课不是很生动，但其实学问很扎实。 我有时问他问题他会讲得非常仔细。周先生告诉我 ， 学世界上古史最好直接读英文的剑桥通史。剑桥通史当时不外借给本科生， 周先生专门开了张条子让我能去图书室读，我至今感激。朱先生当时其实也只有五十出头，鹤发红颜，穿着整齐， 有一次向他请教，距离很近，仿佛还闻到了香水的味道。朱先生课讲的好，希腊罗马又的确光彩照人。 应该是听朱先生指点吧，读了部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不过认识到修昔底德的了不起与个人修史的意义，是多年以后的事。
(二)
讲中国通史是宁可先生， 他从北大毕业后就一直在北京师范学院任教。我不明白当时他在北大兼课的原因， 也许北大虽然师资雄厚，但是中年老师里少有能讲通史的。不过宁可先生讲课我觉得更胜一筹，很有些信手拈来，挥洒自如的风度。那一代老师一半是受蛊惑，一半是被吓的，当时观点拘泥于主流意识形态，但学问的功底还是很扎实。 宁可先生的课我好像一堂都没有旷过，笔记不仅记得认真，而且还复习过，感觉一堂课的笔记有头有尾，就似一篇小文章。
北大的好处是在一定程度可以随便听课， 这在当时其他的高校里几乎是没有听说过的。所以虽然本系的课不大好玩，我那个学期还是旁听了不少其他系的课，至今印象犹存。
刚上北大的时候，我实际上是一个文艺青年， 对历史根本摸不着门。能够多少懂得点历史学， 是在日本读研究院的时候。所以我蹭听的多是与文学有关的课和讲座。次数最多的可能是袁行霈先生说宋词， 然而更喜欢听的是吴小如先生的课。袁先生讲的是南宋张元干词，声音洪亮慷慨激昂，而一句一句的解读也颇到位。吴先生讲的是什么我记不得了，但是他说话字正腔圆，又如潺潺流水，听着很舒服，内容很细致。
当时去蹭课的学生很少， 有时不免让人侧目。但是北大的老师真是很宽容， 顶多看我一眼。我胆子越来越大，有一次居然不自量力地去听李赋宁先生给西语系77级用英文讲乔叟作品。一堂课下来听得我大汗淋漓， 唯一的成果是认识了一位77级英语的师兄，好像姓赵， 后来在合唱团又碰上聊天， 他告诉我他拿过北大桥牌赛第七名。
我去过的最火一次讲座，是社科院外文所的陈焜先生关于西方现代文学的讲演。大阶梯教室不只是座无虚席， 根本就是人挤人。陈先生是当时外文所中年一代的大才子， 我上大学前就在别人家里听他谈过意识流文学。那晚他念了一段他自己翻译的《尤利西斯》， 没有停顿没有标点符号，读完全场掌声雷动。陈先生次年出版了一本《 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后赴美不归， 听说在新英格兰一家中学教书，就此隐遁在美国的茫茫人海里。
如今还记得陈焜先生大名的人应该已经不多了，而1980年在喜欢外国文学的青年学生里他可是大名鼎鼎。应该是从陈先生关于现代美国文学黑色幽默的文章里， 我第一次知道《第二十二条军规》。他好像也是最早用中文介绍索尔贝娄的人。陈先生文章写的简洁漂亮而且一点也不晦涩， 但他讲演更是精彩。 陈先生是南方人，身材不高，文质彬彬，说话吐字清晰，声音不大但是气息悠长。他的讲演和文章都是从文本分析开始，先把作品的一段翻译得很漂亮，说得很清楚，进而论及整个作品乃至作家与流派。
我上高中时有幸听过钱钟书先生谈话并蒙垂赠著作， 不过钱先生于我高不可及，他的《管锥编》 我也读不懂。陈焜先生则文字易懂， 一方面才气纵横， 另一方面没有让人觉得学问深不可测。
那是解冻的年代， 陈先生介绍的是让人耳目一新的文学作品， 他强调的价值怀疑本身已经蕴含着批判。到了1983年“清理精神污染”，听说他处境不太好。1985年回国探亲时， 陈先生已经去波士顿了。那年夏天我读了《 洪堡的礼物》， 激动不已，颇想向陈先生请教，去问当年曾经带我见陈先生的女孩，她也没有陈先生的联系方式，结果我们聊了整整一天， 交流了彼此青春期的故事。
再听到陈先生的消息， 是20年后的2005年，据说早已退休，隐居在东部的一个小镇上， 我也远离了文学，远离了青年时代。
(三)
上星期六在一家北大校友豪宅聚会，遇见郝斌老师的女公子李萌校友，上次承赠郝斌老师回忆录《流水何曾洗是非》，这次她带来一本张曼菱的北大回忆。 1980年11月北大竞选的图景纷至沓来， 自然立马想起张曼菱著名的竞选口号：“男性雌化，女性雄化”。 虽然她的说话口气和文字都让我觉得过于夸张， 这两句口号我倒觉得相当反映刚刚走出文革极度压迫的中国两性状态。张曼菱在大礼堂那场轰动的竞选演讲会我也在场， 对那几个侮辱性的提问深感厌恶。记得张当场被气哭， 对提问者满场嘘声四起。 那些日子里，整个校园就像打了鸡血一般。张曼菱的竞选其实只是个插曲， 第一场让全校热烈起来的演讲会是国政系78级房志远的演说。 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他改名丁楚，曾经是海外颇有名气的”领袖”，后来悄然回国。据说他回国后改名房西苑， 现在依然经常演说，但讲的是资本运作。 路径的改变， 既反映时代也折射个人志向的变迁。1980年竞选，是八十年代开幕的一个象征性事件，到最后一年惨烈落幕。在八十年代浓厚的政治文化气氛里的弄潮儿，到了世纪末纷纷转向追求财富。那些没有跟进的，则成为寂寞小舞台上的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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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少年拿子走棋，用炮事先反打赤棋攻击的一兵，接着老者围攻的一兵吞掉大炮，又在攻上绿将，绿棋回车，又退了赤棋一兵，可左边取了防守，赤棋小兵从左路攻上，上面又有一兵把守，无处逃窜，只得认输。
魏文成对象棋可谓钻研颇深，极有兴趣，一见之下，顿时手痒难当，很想对上两局。以前关外，常常和义兄赵赢对攻解闷，投入其中，一下就是整个昼夜，此时间，看他们爷孙二人所下的正是，免不了要观上一观。
二人依自不动，只管下棋，对众人的到来，不亲不近，不以为然。看老者面色，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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