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老师的《坐在汽车上看美国》（一下简称《看美国》）就要出版了，他发来邮件说：“我们相识相知这么多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想请你为这本书写个序言。随你写什么、怎么写都行——一方面写你对这本书的感想，一方面通过你的文字把我们的友谊记录下来。这完全看你的情况而定，不知你的时间和工作情况是否允许。千万别打乱你自己的安排。”老实说，我现在真是忙得一塌糊涂，一本年底就得交稿的《中华网络文学史》，按合同得写60万字，初稿尚未写完，其他琐事，更是千头万绪。但杜老师是我的导师，是著名文论家和美学家，他的《看美国》，是我多年翘首以盼的一本书，他从十年前开始写，我从十年前开始读。从接受美学的视角看，我也一直是这本书的参与者，现在能够以文字的形式参与这漫长而有趣的心灵之旅，对我而言，可谓期待久矣，幸甚至哉！
为导师的书作序，不说惶恐之至，却要说幸甚至哉，是否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众所周知，作序本是个讲辈分的事，如果齿序不分，尊卑无论，那么这个“序言”之“序”，又从何说起呢？理虽如此，事未必然。其实也有不少晚辈为长辈作序被传为美谈的例外。譬如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大作家孟伟哉请人作序，他以其社长之尊，应该少有请不动的神仙。但为之作序的并非什么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而是一位默默无闻的大学生。更有趣的例子是李泽厚为宗白华作序，当年李泽厚四十九岁，他为《美学散步》作序，开门见山，直击“逆序”的非同寻常处：“八十二岁高龄的宗白华老先生的美学结集由我来作序，实在是惶恐之至：藐予小子，何敢赞一言？”像李先生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为长辈作序尚且诚惶诚恐，庸常我辈竟然为自己的著名导师作序，于情于理，这惶恐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惶恐归惶恐，我却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杜老师不仅是我耳提面命的业师，也是情深谊厚的朋友。
虽说有些“惶恐”，但细细想来，我说的“幸运”似也未必理亏。首先，因为我遇到的是杜老师这样宽仁敦厚的导师，他对后学晚辈的包容和奖掖可谓早已名声在外。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收到杜老师的赠书《文艺美学原理》时就惊异地发现，为该书写序与跋的竟然是两位“小人物”。杜老师在该书的后记中还专就“名人序”和“小人物序”各自的优劣发表了一番感概。不久以后，在《文学会消亡吗》一书中，我竟然读到“60后”的金惠敏先生给“30后”的杜老师所写的序言，印象更是深刻。表面上看，杜老师在对待著述的序跋方面，一向有抬举晚辈的雅量，其实这“雅量”背后还隐含着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作序者首先必须是“知情人”，至少也应该是一个认真读过所序之书的读者。只有认真读过书中那些文字，且对作者比较知根知底的人，才能说出些明心见性的真感受。
说到知根知底，在我认识杜老师的16年中，有幸见证他一本接一本地出版的30多本著作和文集的一些重要时刻，例如，从一本书的构思提纲、查阅文献、推敲概念，直到联系出版、封面设计、赠送新书、召开研讨会等，几乎这每一个环节，我都是以一个忠实粉丝的身份守候在观众席上的。正当这本我期待已久的旅美游记即将粉墨登场的时刻，杜老师突然把我这个十几年的观众擢上前台，让我说说感想，虽然难免有些忐忑，确也并非无话可说。
我是杜老师门下一个最平庸却住得最近的学生，也清楚自己卑之无甚高见，但还是想借此机会聊几句与学问无关的家常话。我知道，对杜老师的家人和亲友来说，《看美国》与其说是一部为稻粱谋的旅美记，毋宁说是一部万金不易的“家书集”，它承载着一个儿子对灵居天上的父母无尽的追思与怀念，也包含着一个父亲对脚踏实地的儿女们深切的关爱和理解。书中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和舔犊深情，更是溢于言表，字字句句如泉涌出，读之无不令人动容。对于一般读者而言，这一“看美国”的窗口，内容丰富，视角新奇，叙事妙趣横生，写景异彩纷呈，字里行间蕴含着美学大家特有的人文底蕴，是一本“寓理于游”，“情景互宅”的旅美“纪实大片”。但杜老师看美国的“取景原则”和审美眼光，隐含着文化观光类影视节目所不具备的深刻内涵，关于这一点，或许众多读过他的《文学原理——创作论》《艺术哲学》《价值美学》等著作的读者，更能够深入地领悟“个中滋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恰好也是“可解其中味”的幸运读者群中的一员。
其次，像这样一本“看美国”的书，我原本是无从置喙的。因为我对美国文化知之甚少。有关美国的一些极为有限的知识，多半还是这些年和杜老师交谈时直接听来的，或是因其话由而乘兴追读到的。但从“教学”的意义上说，杜老师这些“坐在汽车上看美国”的文字，完全可以看做是给我讲授“美国概论”的生动教案，这门课，杜老师先后给我讲了十年，我虽鲁钝，也应该多少有点感悟和收益吧。事实上，杜老师旅美的大多数游记，几乎都是在第一时间电邮给弟子或同好们分享的。为了更好地分享这些游记，我还特意将一张大号的美国地图张贴床头，有空就循着落基山脉或密西西比河巡游一番。杜老师在美的“处处屐痕”，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传送到我的邮箱，我便一会儿看看这些文字和图片，一会儿看看墙上的美国地图，一会儿在网上查查他提及的人名、地名和历史掌故，有时甚至会就一个地名的不同译法展开讨论。譬如说，杜老师游历美国的“大本营”——怀俄明州的“Cheyenne”市，至少有两种译法：“夏延”或“善安”。我在大多数地图上看到的中译是“夏延”，但他的文章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写作“善安”，或许因为他女儿的一家都住在这个美好的城市，这“善安”二字则明显包含着音译之外更多的含义。
杜老师坐在汽车上看美国，我则凭借网络和地图，在千里之外，追赶着他们的脚步。他坐在汽车里，奔驰在美国的山川大地之上；我坐在屏幕前，翱翔于互联网的数字化云端。我所看到的视频虽非杜老师亲自拍摄，却与杜老师所描述的情景极为相似，“蓝天白云绿草坪”、青山绿水大盆地、同行的趣味人物、窗外的异国风情……单从视听的层面说，互联网上的形形色色的实地拍摄的数字化场景，同样可以游目骋怀，一幅幅快速移动的视屏画面在眼前流过，也足以极视听之娱，人情风物与杜老师在车上看美国似乎也没有太大差别，所不同的是，游人亲临实地的在场感，往往是一种无法再现的审美享受，而作为一个虚幻影像的看客，更多的时候只拥有目送归鸿式的遐想。这也是正是我会对杜老师《看美国》如此翘首以盼的原因。还记得当杜老师第一次从美国回来时，我就半真半假地对他说：“杜老师，您去了趟美国，我也去了趟美国。”见他不解，我便说：“是您带我去的。”他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哦，我的伊妹儿，哈哈哈……”
从一定意义上说，杜老师《看美国》这部书，只是我们互通电邮的“附件”。在十多年与美国有关的邮件中，杜老师让我看到了一个与教科书颇为不同的美国。从杜老师修改完我的学位论文之后，我就开始在一所大学里教授《西方文化入门》课，由于课时有限，且每次都得从古希腊开始，我的课程常常在古希腊、古罗马和文艺复兴等时段徘徊不前，因此，很少有机会深入地谈及美国。而杜老师的多次“看美国”，无疑会激发起我“读美国”和“讲美国”的热情。事实上，在和杜老师的交往中，我意外地获得了不少有关美国的史地知识。在中国社科院组织的外语集训班里，我甚至曾给美国外教纠正过地理知识方面的错误，其受益之深，由此可见一斑。在和老师交流有关美国的话题时，我从未有过因地理知识欠缺而“找不着北”的感觉。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杜老师这本书中提及的人名地名和历史掌故，我所查阅的资料，已足以编一本厚厚的词典了。所谓作序云云，那自然是杜老师的一个借口，作为他在美国期间的“中方代表”，我完全明白这每一篇文章中的“中国情结”和隐藏在其时其地之背后的人生趣事和言外之意。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杜老师数十年如一日，视学术如同生命，著书立说，是他最看重的“不朽之盛事”。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以上千万字的心血之作，建立起了一个五彩缤纷的精神帝国，从“典型说”到“创作论”，从“艺术哲学”到“文艺美学”，从“李渔美学”到“价值美学”，“从诗文评到文艺学”，古今须臾，四海一瞬，何其壮哉！在他“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学术黄金季节，出版这样一部性情之作、心性之作、怡情快意之作又是何其不易？杜老师谈笑皆鸿儒，桃李满天下。有的学生已做了名校校长，有的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担任博导硕导的更不乏其人，但杜老师偏偏挑我这样一个寂寂无名的学生作序，其鞭策与鼓励之用意不言而喻，但住在老师跟前，得近水楼台之便，为这部叙亲情、述友情之书，海阔天空地说几句家常话，面对如此难得一遇的赏心乐事，此非幸甚至哉而何？
当然，藐予小子大胆“逆序”还有很多其他原因。譬如说，我跟随杜老师求学问道已经十六年了，十六年来，我唯一自信的“名片”就是“杜书瀛的博士”，即便今天也已忝列博导名册，在一些重要的学术场合，我仍因是杜老师的学生而获得朋友们的好感和认可。师恩难忘，但似乎却从未有过如此恰当的表白机会，因此，明知此举有“佛头着粪”的嫌疑，却仍要欣然命笔，借以聊表谢恩与敬贺之意。
俗话说，“师徒如父子。”就老师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来说，这话一点不错。但还有另一句今天更为时尚的俗语，用来形容我和杜老师的关系，听上去颇为失礼，但实际上却十分真实，汪曾祺曾以这句话做标题写了篇散文——《多年父子成兄弟》，如今，这篇文章已走进了千千万万中学生的课堂，可见认可这一说法的大有人在。杜老师远游美国，我始终密切关注着他云游动向。当然，这只是学生对老师应有的关心，但杜老师对我的关心却远非我所能比，这一点与寻常父子关系颇为相似。杜老师的关心，甚至使我形成了一种习惯——读书每有心得，做事偶有感悟，或心中有什么放不下的疙瘩，我总会首先找杜老师聊上几句，即便他老人家不直接发表意见，只是闲聊些看似无关紧要的话题，但聊着聊着，不知不觉间，我便会感到，心得更丰富了，感悟更深刻了，而疙瘩却烟消云散了。如今，我也有不少学生，相形之下，杜老师不着一字的言传身教功夫，实在让我无法望其项背。
说到言传身教，杜老师待人接物的态度与方法似乎也并非与众不同，无非心正言宜而已。但他的言谈举止春风化雨般影响着我为人处世的价值判断。多年以来，单位里资历稍深些的同事，无论是谈学问还是道家常，只要我在场，他们就有可能向我询问杜老师的情况。杜老师在美期间，只要涉及到他的事情，如出版基金资助，邮件、汇款等事情，相关人员，自然而然地会请我作杜老师的代理。特别是那些老师级别的朋友，一见到我，一般不会问我怎么样，而是问杜老师最近怎么样？有时候老朋友见面，对方寒暄的第一话竟然是：“哈！定家，你们杜老师又出新书了！”这也难怪，杜老师勤于笔耕，每年都有一两本新作问世，因此，帮杜老师给学界朋友赠送新书，便成了我认识学界风云人物的主要途径。这么多年来，杜老师不断刷新的著述名录，一直是我和朋友们交往与对话时最为亲切自然的话题，同时也是鞭策和鼓舞我不懈努力的动力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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