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至日烧纸，给我奶奶我爸爸点的，火柔顺平顺；给王彦宏烧，就是点不着，我急了：“不用你原谅，我欠你的！恨我，也别和自己过不去”。“火”突地燃起来，兼有阵风，风助火势烧了个痛快！
四十二年了，越来越背负着杀人的自责。
我是“大院”长大的孩子。所谓“大院”，其潜台词就是干部子弟聚居区。“四合院”是北京的符号，“院”也就成了驻京党、政、军机关宿舍区的符号。军队大院狭义地讲就是北京公主坟以西按顺序排列，空军、海军、军事训练总监部、军委通讯兵部、总后勤部、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解放军军事政治学院……等各军兵种、军队院校的宿舍区。
大院孩子大多经过保育院和小学寄宿制教育。
1967年8月5日，中午。那天天空混沌。与我同住空军大院的师院附中（即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简称，现是首都师范大学的附属中学）同学常××急冲冲到我家：
“粮校（即北京粮食学校，是一所中等专科学校）的‘四·三’[ 四·三派、四·四派：1967年初，当时的党政权力机构被代之以“革命委员会”。毛泽东以革命的名义，在“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的集权过程中，用中央文革小组替代党中央，利用群众运动运动群众，对国家各级权力机构进行了重组，现代语言俗称“洗牌”。各级权力机构以“老、中、青”为组织方式，也就是老干部、中年职员、及群众运动中涌现的年轻人组成的权力机构，这类权力机构冠以“革命委员会”的称谓。文革中各群众组织在权力再分配的利诱下，纷纷自我标榜，都以革命的名义，希冀于在“老、中、青”三结合的机会中当“官”。那真是“引无数英雄竟折腰”。在这个大背景下，1967年初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提出中学生的群众造反组织要进行革命大联合，成立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1967年4月3日，拥有一派激烈观点的各校中学生造反派组织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代表大会，发布“四·三宣言”，后被称为“四·三派”。而4月4日，另一派持较温和观点的中学生组织召开的代表大会就被称为“四·四派”。]派阶级报复，昨天把他们学校‘老兵’[ 老兵：即指“老红卫兵”。上世纪中期的“干部子弟”阶层普遍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未来国家主人翁意识，一种不同凡人的优越感。加之优于普通民众的生活条件、信息渠道，文革中被称为“特权”。之所以提及，是为解释“老红卫兵”作铺垫。文革前，大院有一种躁动，流传着很多关于毛泽东对侄子毛远新、王海容等人讲话的小道消息，对当时教育制度进行点评，起到了强烈的煽风点火作用。宋心鲁一封“洋溢着革命激情的信”（1965年还是1966年登在中国青年报上的文章）更引起了“要好好学习，但好好学习是为了谁”的思考。毛泽东一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定语更为文革、为大乱做足了文章。1966年初，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学术大批判使学生运动激发，渐成红卫兵运动。1966年4月，北京大学附中成立红旗战斗小组。5月29日，清华附中成立红卫兵，向当值的校党委贴大字报，对教育制度质疑。后反对驻校工作组，并在全市各中学进行串联（各院子女之间的串联和议论尤甚）。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北京各校在串联学生的鼓动下纷纷成立红卫兵学生组织，以红色政权的卫兵形象正式走向历史舞台。这些人大部分是干部子女，他们有着一致的教育基础，有着共同的抱负和理想，很多观点甚至是不谋而合。后因毛泽东亮出了底牌：“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使早期红卫兵的思想出现了根本变化，但惯性还存在。为区别后来的“四·三派”、“四·四派”，被称为“老红卫兵”。通常解释为毛泽东在1966年8月18日接见红卫兵前后成立的各校学生组织。]、高三的唐××在路上绑架了，学校军代表斡旋，今天中午才放，在里面他被殴打、侮辱。他们还正在这条路上抓捕殴打穿军装的同学呢。现在正召集各大院‘老兵’找他们算账（打他们）。”
我积极响应，并招了几个本院的同学骑车赶往翠微中学，与二十几个在校门口的同学汇合后，一群人骑着车向师院附中进发。
我在整个队伍的前面，骑车带着同学朱××。临近“粮校”门口，遭遇“四·三”派同学袭击。我和另一个骑车的同学班××冲了过去，其他同行的同学被截在后面。满天的石头并不密集地砸在地上……。
我们三个人首先到了师院附中，见几位高中的在紧张地争着什么，并一再叫初中生冷静，见到我们后呵斥我要听话。当时我并不以为然，但也不知该怎么办。
大约一小时后，绕道进师院附中的空军大院同学张××对我说：
“真是阶级报复。李红星在粮校门口被截，因为有育英（即北京育英中学）的四三派同学，李红星没当回事。抓进粮校后，几个穿工作服的人押他去地下室，在楼梯上用刀刺他。李红星狂踢狂打，冲出校门，窜过围墙，游过运河。因为中了三刀，流血过多，游到岸边就昏过去了。要不是大伙绕道沿运河来师院附中，半道儿上发现李红星，赶紧就送空军总医院，李红星就完了！”
李红星是育英中学足球队主力，平时为人低调，自信平和，大家都很喜欢他。
我气愤极了，大喊“跟他们拼！”不顾高中生劝阻，二十几个“疯家伙”砸了校体育器材库、工具库，将体操棒和大镐把等能打人的东西翻出来，人手一件，冲出校门。
师院附“老兵”高三的栾××追着我说：
“小黑子（大家一直叫我黑子），这是武斗。我们也很气愤，能策略点吗？”
“不能！不能！”我们喊成一片。
我们是外校来增援的，在不冷静中反成了主角。师院附初中“老兵”与我们本就同住各个大院，无论“十一”、“七一”、“六一”的，还是“育鹏”、“育英”的，都是从小经保育院、小学两部制[ 两部制：文革前“干部子弟”形成了一个阶层，所受的教育过程大皆一致：3岁进保育院，7岁上小学。他们大都出自党、政、军各自所属的子弟学校，如空军：空军保育院（幼儿园）、空军育鹏小学、育鸿小学。海军：海军保育院、海军“七一”小学。因保育院和小学均属于一个军兵种系统，俗称“两部制”或“二部制”。还有幼儿园、小学、中学（初中）“三部制”的，如“十一”学校、育才学校等。“十一”学校的学生是解放军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及各兵种部，如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等的子弟，他们从各自的幼儿园升入“十一”小学，并可在规定分数线内升入“十一”中学（也可自选报考其他学校。还有一些因分数线太低分配到家庭住址附近的学校）。国务院系统的育才学校是政府部门三部制的代表作，这类学校的硬件好于教育部的学校。不难看出，以上不同类型的“子弟”学校，仅是军政区别，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两个“板块”，其子女们所受的教育也是一脉相承。风格不同，水平差不多，都是以共产主义接班人意识为启发学生努力学习的动力。]长大的，大多是同学，共性太多。但高中生是哥哥辈，他们平日“傲慢”、“少沟通”，无论多正确，此刻的劝阻只能令人逆反。
我们都“混蛋”了，一场恶战开打。现在很多情节已无记忆，但一种情绪至今还能感受到，就是“仇恨”！好像那天我们的体能、智能都超水平发挥。其实以往的团队训练、集体主义精神往往在一个最荒诞的时代总能发挥得淋漓尽致，犹如希特勒的纳粹德国。
我们到了粮校附近，最初双方没有实际意义的交手，都在试探。对方冲出校门虚晃了几下，就以满天的飞石和用螺帽为弹子的弹弓伺候我们。我们只能依仗树木为掩体，捡石头还击。这种无果的僵持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一个小时后结果来了，一辆满载人员的卡车出现在我们的背后。一个整齐、低沉的吼声：“打倒‘联动’[ 联动：全称“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称谓首见于1967年陈伯达起草的元旦社论中“……对于‘联动’、‘红旗军’、‘荣复军’这样的反动组织，别说大民主，就是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不给！半点不给！……”。那段话，起因是1966年底，由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石油附中、农大附中、一零一中五所中学的“老红卫兵”借革命大联合的口号，企图成立一个统一的行动组织，并于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这一天在苏联展览馆剧场召开大会，希冀统一思想。由于与会同学大多数人的父母受到冲击，并对中央文革小组及江青等人不满，情绪失控，提出“炮打中央文革小组”、“火烧江青”等口号，造成组织行为中断，所以如毛所说“联动”反映的是一种社会情绪。继“血统论”之后，在干部子女中存在一种犹如面对隋唐以“科举”替“阀阅”制类似的、贵族体系崩溃过程中的一种情绪宣泄。12·26大会后，一种社会潜在的冲突，以抓“联动”的名义扩大化成抓干部子女，使整个大院的子女层与文革小组情绪对立，爆发了“六冲公安部”的抗议行为。这种社会化的情绪甚至干扰了整个干部队伍的情绪。这迫使决策层于1967年4月22日，以毛泽东、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把监狱中的“老红卫兵”们集中在人民大会堂对话，并许愿：可以成立组织，中央给经费之类。江青、康生等以长辈的姿态，用“你是谁的孩子？”之类的煽情方式讲话，最后宣布释放。但总体情绪已对文革小组失去信任、失去信心，以极大的不满匿迹在后来的岁月中，萌发出“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三中全会后的体制改革、民主选举以及“六·四”中的大批领军人物。当然，官商、权力欲、腐败也大有人在。他们从不是铁板一块，而只是同路人，因各自的利益和追求终要回归社会各流派。今天，他们只是保留了些习气在身，如诗：“浪迹中华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使我们真正明白了这是在武斗。对方的柳条帽、工作服、标枪和棍棒使很多看热闹的师院附中同学“傻了”。
有人轻声说：“我们被包围了!”
我心里很藐视这些不中用的“好学生”，给他们做个样子，捡起一块鹅卵石，跳起来扒住卡车的大箱板，冲起哄架样子的人群大叫：“打呀！”抡起来对车上的“四·三”派同学乱砸。我方的同学清醒过来，乱石如雨，甚至砸到我背上。
我感到卡车震动起来，赶快跳下。卡车如风一般窜出人群，向粮校门口驰去。
随着卡车停下，车上人员跳下车，与校内冲出的对立派同学组成一股强大的冲击力，有两三百人向我方涌来。
“我方”溃退成一片，仅剩下翠微、育英、太平路[ 翠微、育英、太平路：指翠微中学、育英中学和太平路中学。这三校因地缘位置处在成片军营之间，学生成分也以军队各院干部的子女为主体。文化大革命一经红卫兵运动，这三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就统一行动，其实就是各军队大院的统一行动基地。后来不分学校，更广义地成为“老红卫兵”的活动场所，十分包容，对外统称“三校”红卫兵，简称“三校”。]的二十几个初中生和几个不知哪校的同学，缓缓地退，依仗路边的树，捡石头还击，有效止住了对方同学的冲击势头。
我见有个对立派同学十分勇猛地冲过来，就在一棵树后躲着。见其距我三米左右，抡圆了给他一石头，将其击倒，转身后撤，并大喊：“女生别慌，跑稳，我们在你们后面。”不知为什么蹦出那么多看热闹的女生。
我们二十几个初中生死死守在人群的最后，其中高中的只有栾××和王××。后者还拿着像机照相。
由于道路不宽，刚好是个“冷兵器”耍得开的战斗面。二十几个人，前后两排，可交叉换位、相互作用。
今日想来很可恶很可笑，这一切完全在无意识中自然形成。事后我们曾以军人的后代、大院孩子、干部子弟、天生的、遗传的等等来解释，也理性地意识到这是生长环境、寄宿制、“共产主义”教育的结果，就是想不到对方也是同学、同胞。当然，他们当时也没想到。今天我们奔六、奔七了，常有聚首，当年的哪派都有，哪种出身都有，坐在一起，竟有一种莫名的沧桑。所谓“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想起来，大家只有感慨的自嘲和悲哀。
“兵败如山倒”，后撤就是溃败。无奈中我不知动了哪根筋，大喊：
“别退了，叫他们追到什么时候！后面的人截住他们，我们往回打呀！”
这样喊，起到了强大的暗示作用。双方追逐打斗呈南北方向。路东侧是一面坡，坡上是玉米地；西侧是民房。
对方同学想不到我们实际上有多仓促、多弱小，见我们竟敢去攻击他们，在心理上就有了一种风声鹤唳的疑幻。我的无奈喊叫，增强了这种疑幻，使前面追我们的对立派同学还在继续追的时候，后面的居然已经崩溃了。
那个被我用石头击倒的同学是育英“四·三”派的林×，也是文革前全市初中生铅球、铁饼第三名。他一身军装，满脸是血，追到我身后。我不认识他，以为是我方同学，大声叫他到我前面去，我掩护，结果挨了他一棍子，正中头顶。棍子打断了。我眼前的东西呈平行四边形地变换摇晃。预感到他会用打断的棍子刺我，我便用尽全力把我手里的大锄把抡向身后，只感到打中了，他倒了。
我拄棍呆了一下，眼睛的余光又见人群中一个身穿蓝工作服的用砖头砸我头，就用左手护了一下，手腕剧痛，倒把我刺激正常了。
这是一场武斗中真正的胶着，双方混在一起大概有一两分钟，胜败即成定局。我疯狂地窜起来大叫：“打死他们！”事后据别的同学说我跳的高度超过众人半个身子。
吼过，挥舞着棍子，把对方同学吓得转身就跑。同时，“我方”断后的二十几个同学一起转身，一副杀红了眼的架势。对方同学阵形大乱，非常慌乱。
我盯住砸我石头的同学狂追过去。他好像不敏感，跑得挺稳健。在路的东侧，我在他毫无反应的状况下，一棍击中了他后脑部。他好像飞出去的袋子，倒在路旁的坡上滚下来，又动作迟缓的爬起。身体呈爬行状态时，我又一棍击中他的前额，血溅到棍子上（我的棍子头呈四方形）。
当时，我疯狂兴奋地大吼：“你跑不了了！”转身又追其他对立派同学。棍子打在人们背上嘭嘭作响，竟然无人倒下。其时我已虚脱，直到腹部挨了一砖头疼得蹲在地上，才停止追打。
看着满地的抛弃物：田径标枪、长柄斧头、各种棍棒、柳条帽，我竟对天狂笑，像头野兽。
“乐极生悲”，此时“我方”同学陈××从后面跑来，说：
“咱们打死了一个，就是你打倒的那个。”
我惊呆了，怎么能打死他！还要拿他换人呢！
转身回师院附中。在校医务室，那人平躺着，已被包扎了一下，但是他的颈动脉仍喷着血泡，双眼微睁，只有出气，没有进气，面色惨白。这景象我终生不忘，惨极了。
我问校医情况，告知没救了，如五雷轰顶，我想说“我不是故意的”，事实却永不能更改——我杀人了！
后来我知道他叫“王彦宏”。
这是一种造就，在那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时代，在革命加拼命的鼓舞声中，以“三忠于四无限”[ 三忠于四无限：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句政治术语。“三忠于”指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指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为平台的所有的正统教育，在我身上画了一个荒诞悲哀的句号。我和王彦宏个人之间形成了永不能解脱的负欠，这类负欠一再写在中华大地一代一代人的身上。
灵魂深处总有些东西根深蒂固，冥顽不化。但理性还是反复清晰地告诉我：“你是罪人！”一个“性相近、习相远”的人世间，为什么盛产这么多仇恨？忏悔是不够的，也许这一切需要几代人的反省。
那年冬至日烧纸，给我奶奶我爸爸点的，火柔顺平顺；给王彦宏烧，就是点不着，我急了：“不用你原谅，我欠你的！恨我，也别和自己过不去”。“火”突地燃起来，兼有阵风，风助火势烧了个痛快！
四十二年了，越来越背负着杀人的自责。
王冀豫，1951年生人。1967年8月5日北京粮校武斗打死人。1969年3月24日赴山西插队。1969年12月入伍。1979年到北京特殊钢厂当工人。1989年办稻香湖马场，牧马人工作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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