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地址的信——给我的妈妈方忠谋
发布: 2015-1-08 18:33 | 作者: 张红兵
六
自1970年2月7日以来，父亲就发现您在思想上、精神上、情绪上有些不正常。
从2月13日早晨去医院上班到晚上下班，您拖着长期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的身躯连续工作了10多小时！而在这一天里，您连一口饭都没吃！送走在家吃晚饭的父亲在新汴河工地的3位同事后，您回家坐在堂屋里的小凳子上，在大木盆中搓洗我们洗澡换下来的衣服，连一口开水也没喝。
当时，“六亲不认”——不！伤天害理、丧尽天良的我像中了魔咒，如一头张牙舞爪、疯狂嚎叫着撕咬猎物的野兽，对您进行了长时间批斗，直到午夜您被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军代表捆走。我就是一头没有人性的“狼孩”！
我不知道您到什么时候才能喝到一口水、吃上一口饭；您那孱弱的躯体怎能经受得住如此饥寒、劳累、病痛和精神的多重折磨！俗话说：“母子心连心，打断骨头连着筋”；可是当时的我，怎么对您连一点儿怜悯、同情、关爱之心都没有？我为何这样冷血？
当天早上，您是否知道父亲要您请假休息不上班的用意？您是否明白舅舅上午去医院供应室帮着您消毒时的想法？您是否懂得我和弟弟在父亲安排下，先后去找您回来吃午饭的心情？虽然做过战场军医的父亲和我们不懂医学精神症状概念，但在心中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生怕您发生什么意外，因为咱家不能再承受来自外界的打击了……
七
1965年5月，您和父亲从怀远调到固镇工作。
1966年11月，14岁的姐姐张芳作为固镇中学革命师生代表，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检阅；回家后第5天，突然因流行性脑膜炎去世。对于女儿之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您都没有缓过来，就像祥林嫂一样，逢人谈起就说自己的小胖多么懂事、优秀。
1967年1月16日，您和家人还沉浸在悲痛中。造反派在卫生科院内贴出了大字报，号召打倒“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张月昇！随后，在更多的大字报中，我第一次看到关于外公的事：“张月昇的老婆方忠谋，其父亲方雪吾系恶霸地主、国民党中统特务中心组长，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革命人民的鲜血，在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我人民政府枪毙。”接着，父亲被造反派戴高帽游街，长期批判斗争。
在一次批斗父亲的会上，您被叫上台陪斗。有人拿出写有“地主分子 母老虎”的纸糊帽子逼着您戴，您大声抗议：“这不符合党的政策！”因群众中也有不同意见而作罢。有人对戴着高帽、低头跪在水泥地上的父亲拳打脚踢。您一边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一边用双臂遮挡着来自周围的拳头、巴掌，护着父亲。批斗会结束后，您搀扶着父亲回到家中，连夜用旧布包着棉花，为父亲缝制了一副厚厚的护膝，准备下次挨斗用。
文革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尽管您作为“特务嫌疑”“内控使用”已在1964年取消，但到了1968年10月，您又被医院革委会作为“地主分子”、“特嫌”，进行隔离审查，限制人身自由；后来，同意由我和弟弟、舅舅轮流给您送饭。
我看到您的脚面肿得发亮，只能穿宽松的布鞋。您每天戴着白袖章，早晚站在医院门前大路边“请罪”；白天则一丝不苟地挑水、扫地、刷瓶子、打扫厕所……为此，您始终毫无怨言；但对这种政治株连、对组织上迟迟不给您作结论非常不满。
往事历历在目。我们多么想让厄运尽快地远去，回到那虽然艰苦但生活毕竟已好转的家庭和睦、平安幸福的年代啊。
做梦也想不到，由于我的愚蠢导致了家庭发生巨变：不但您为此付出了年轻的生命，而且再次把咱家——不，是与我们有关的多个家庭推进了苦难深渊！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八
随着时间延长，我跪着的两腿从疼痛到了麻木。我知道您被捆绑着下跪、支持不住歪倒的滋味了；咬牙摇晃着站立起来——
这完全是我这个把“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的红歌当真、灭绝人性的儿子让您遭的罪！
2月13日夜晚在家里，当听到您说毛泽东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是引用人家的话时，突然间我警觉起来，闪过一个念头：前几天您说的外公不是地主、死的冤枉等话，都是为地主家庭翻案、为反革命父亲翻案！您是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我们家里出现了阶级斗争！我要捍卫毛主席！而表明自己“站稳了无产阶级革命立场”，避免今后对自己不利，是我当时的部分动机。于是我立即开始了对您的批判斗争！
我的自利行为是卑鄙的。因为这种行为按当时法令来说虽然正确，但我的部分理由却是错误的——就是为了自私的利益！
从我批判您“恶毒地攻击毛泽东思想”开始，到您愤怒地回答“我立即采取革命行动，把家里的（毛泽东）像全部撕掉、砸碎”时止，在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除了父亲说过一句话外，舅舅和弟弟几乎没说话。直到这时，父亲开口向您宣布：“从现在起，我们就坚决和你这个坚持反动立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
父亲的话，完全是被我逼出来的！当我说“你放的毒，我条条记得清清楚楚，一条你都跑不掉”时，就做好了检举您的思想准备！这就是我的目的！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已被造反派批斗了20多场、刚获得“解放”的父亲心里明白：如果他不立即表态，我就会连他一起告发，全家一块完蛋！
您不知道：在父亲让您自书供述、离家去县里汇报后，激愤的我担心他没有真的去报案，又写了一封检举信，包上我佩戴的红卫兵胸章（固镇中学红卫兵营0108号），塞进了在院里住的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军代表的宿舍门缝！
父亲对我的行为及后果判断准确：对于您，他想遮掩也盖不住，除非把我这个“毛主席的忠实红卫兵”一棍子打死！但是，当着您和舅舅、弟弟的面，他对我这个亲生儿子下不了手！这样做只会使事情更复杂，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但在您的冤案起因上，父亲有一种错觉。
1980年6月13日，您的冤案即将平反；因省里希望做成“安徽的张志新”案，佩兰姨来我家写回忆您的生平事迹材料。
当晚，父亲、小姨和我们在院子里乘凉。父亲说有一个问题他想不通：您出事前，他已经“站起来”工作了，医院革委会也准许您回家吃住了，您为什么突然搞这一出？当时他想：固镇这个地方复杂，难道您能被暗藏的美蒋特务收买了吗？小姨说她也有类似想法。
父亲和小姨都是从政治角度考虑的。我又何尝不是！我们都缺乏精神病学的常识。而这一点，一直到我为您的冤案写申诉书、彻夜不眠、边写边哭的时候才想到！
九
我今年60岁，比您多活了16年。我和妻子与女儿、女婿、外孙一起生活。我们4个大人都是中共党员。与您相比，我们入党根本没费劲！
我知道：作为党员干部和您的丈夫，父亲张月昇有很多缺点、错误。在与您结合后19年的家庭生活中，他没有给予您足够的体谅、关心和爱护；其中最大的错误就是：因告发而抛弃了对您的忠诚。不过，他绝没有想陷害您的念头！
父亲迫不得已检举您、在您越狱回家后又把您送进大牢（当时我看住您，拒绝了您进西屋洗头的要求），与我批斗您的动机相同，也出于人的本能“趋利避害”——保住两个儿子和自己！他提出与您离婚（我和弟弟申请与您脱离母子关系），同样是这种心理态度。虽然我们的目的达到了，却生生地把您送去杀头！
为此，回乡改造、70多岁的外婆成了“双料反革命家属”，每天也站在塥梗路边上“示众”；下放农村从事繁重劳动的小姨在人们面前抬不起头来；插队落户的舅舅受歧视被扣押信件、遭人殴打；犹愤成疾的二姨离开了人世……这些罪孽都是我造成的！
县看守所派人来家替您要零用钱、换洗衣服，父亲不但不给还写信与您“坚决永远划清界限”，是完全错误的。对此，10年后父亲有了新的认识。1980年6月4日，父亲对我和弟弟说：“我们当年的做法也有点不讲人道了”；“我们过去受极左路线影响……现在看来上当了。”
我们并未因“大义灭亲”得到“奖赏”：当年您死后，我和弟弟成了货真价实的“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后代。初中毕业后，同学中的大部分干部子弟进厂、升学或当兵。10月，作为知青，我和弟弟去固镇连站公社插队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父亲告发您没有任何好处：您被逮捕后，他把被子抱到东屋来，每天夜晚陪伴着我和弟弟睡觉。有一天，看到父亲拿起他20多年未摸过的针线，在昏黄的电灯光下缝补着自己的旧绒裤，我的心中无限凄凉，不由得想起了有您在的时候……
1971年初，经同事介绍，父亲与固镇区医院一位素不相识的丧偶女清洁工结婚。为了改变环境，他调五河县商业局工作，降职为副局长；我们跟着搬了家。在1974年“批林批孔”、1978年“清理三种人”运动中，您的“罪状”成了父亲两次挨整（曾被免职）的原因之一。后来，父亲恢复了职务，一直工作到离休；2003年1月9日因病逝世。
在此，我代表父亲向您和去世多年的外婆、二姨、健在的小姨、舅舅及家人们说一声：“实在对不起！”我们姓张的对不住老方家！我再次真诚地向您们道歉！
尽管有所谓“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但“反革命”的丈夫、子女的政治帽子却如影随形，我们无论如何摆脱不掉。它像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得我透不过气来。
1972年，我招工到五河县机电排灌管理站维修车间当学徒。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消息传来，一夜之间，我的政治信念崩溃了，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随着父亲官场沉浮，我的病时好时坏，没有能力为痛苦而哀伤，为满足而欢乐，甚至想去自杀！我没有看过医生。在家人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我慢慢地趋向理智，度过了心理危机。
十
难道我是一个生来就坏、本质下流的坯子吗？
古语说：“知子莫若母”。从一出生时起，您和父亲的言行举止就开始影响着姐姐、我和弟弟。您们是儿女的第一位引路人；子女也是您们的一面镜子。我们的性格是父母的综合。
冤案发生前5天，我在小姨、舅舅插队落户的岗寺公社溧涧大队玩，您下乡来找我，见面不喊我“铁夫”，而叫我“憨子”。案发当天傍晚，您向在家里下棋的新汴河客人介绍说：“这是我家的憨子。”我愤愤不平：您不该这样称呼我。
当晚，在我使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官方语言，长篇大论、滔滔不绝地对您的观点进行批判时，您告诫我：“孩子，你不懂得阶级斗争！”
前不久，舅舅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回忆：“那时，我觉得铁夫日益变得无法交流，一开口就是报纸上宣传的那一套，每天背毛泽东语录。我们其他人都不能讲一句不是。”这些话使我想起：我到双三生产队玩那天，舅舅提醒我：“你和队里人讲话，不能照报纸上的话说，人家会讲你闲话的！”
为了使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江山千秋万代不改变颜色”，为了“让全世界三分之二被剥削、压迫的人民得到解放”，为了实现“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类”伟大理想，虔诚的我不但“照报纸上的话说”，而且真的照着去做——“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对最高指示“努力学习、坚决执行、热情宣传、勇敢捍卫”……也许这就是您喊我“憨子”的原因！
有人说，谎言和誓言的区别是：前者是听的人当真了，后者是说的人当真了。而我把两者都当了真！为什么我失去自由行动能力赋予人类独有的尊严，让正常人觉得像个傻瓜呢？
十一
您对姐姐、我和弟弟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今天。我要努力地工作，报答党的恩情。”您引用苏联作家高尔基的话对我们说；“疼爱孩子,是母鸡也会做的事”。父亲给我们说他14岁参加新四军给指导员当通讯员、“皖南事变”随部队突围的七天七夜；您给我们讲自己冰天雪地在刺骨凉的河水中洗伤病员换下的敷料、深夜里点着马灯独自料理牺牲战士的遗体……您们要求子女：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好好学习，热爱劳动，艰苦朴素，团结同学，言行一致，“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我们努力按照您们的要求去做。
1956年3月，您担任怀远县医院门诊部负责人。因热爱病人、工作认真，埋头苦干，参加了安徽省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您多次向党支部递交入党申请书。而我们呢？在小学里，姐姐是少先大队干部，我是“二道杠”中队委员。我们几乎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队员”；您和父亲非常高兴。
文革前，在固镇县卫生科宿舍，尽管工作、学习忙，您还在业余时间把家属们组织起来，和她们一起学习“老三篇”，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歌曲。在团支部书记C姨领导下，姐姐、我和弟弟参加了课外学毛著小队，经常学雷锋做好事：帮助建院墙的工人们搬砖、打扫院内厕所、去火车站打扫卫生……
文革开始后，1966年9月，县里红卫兵大破“四旧”，焚烧了古戏装、古籍、家谱，拆除残存的庙宇等古建筑、砸碎了带有龙凤图案的家具。“人性论”、“尊卑孝悌”、“成名成家”等被作为“封、资、修”彻底批判，取代而之的是“阶级性”、“革命感情”和“又红又专”；衡量、检验事物对错是非的唯一标准是“最高指示”。
作为一个心智不全的13岁小学生，在我刚意识到的、与生俱来的对父母家人的亲情、自由表达意愿、渴望休息娱乐等本性，突然之间被彻底抛弃了。在父亲和您赞许下，我砸碎了家里有游龙图案腌菜缸、外公使用过的青花瓷笔斗；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张红兵”。经县委书记方忠国特批，我们学毛著小队的小学生破例参加了第一批红卫兵！
父亲被打倒后，为了与他划清界限，表现自己“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受毛泽东表扬少先队员写父亲大字报的鼓励，有刘少奇子女等贴父亲大字报的榜样，我贴出了揭发父亲的大字报：“他折断我的玩具枪，不符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思想”等。在家里，我仍然像往常一样买菜做饭、洗衣刷鞋、打扫卫生、整理房间……
为了表达“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证明自己紧跟“伟大战略部署”，我和您一起参加批斗父亲的大会。您揭发批判父亲，但被造反派说成“避重就轻”，停止发言。我随后站起来，揭发了父亲叫姐姐写大字报留底稿等“问题”。
对于我的忤逆行为，您和父亲不仅没有批评过我一句话，反而把我当做大人看待，总是用商量的口吻和我说话。在我的心目中，已和您们平起平坐。这样的结果，鼓励了我积极地直接参加文革这一国家政治性事件，成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自觉地“斗私批修”、“铲除私心杂念”的狂热信徒，最终丧心病狂地将您出卖！
妈！您、父亲和我都是表里如一、言行一致、说到做到的人，不会口是心非、说一套做一套——我们做人太实诚了！然而，我们都缺乏理性思考的能力。如果理性主宰着我们的意志，那么我们的意志就足够有力，可以独立于本能需求、偏好或者环境做出选择。
既然您已看出我这个并不笨的孩子变成“憨子”，无论当时您正在遭受多么巨大的痛苦，在下班之后、身体状况许可的情况下，您也应该和父亲商量一下，采取适当的、我能接受的方法开导、教育我，使我逐步懂得社会常识，有能力主动行动，自由选择，那该多好啊！如果您们这样做了，家庭的悲剧就不会发生！
可悲的是：由于受到自身的局限，您和父亲都没有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