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运动中，我们村儿还批判过一个受苦人郝祯有，也是因为他有反动言论。一句是“万寿无疆，挣断驴缰”，一句是“毛主席万岁，农业社倒灶八百辈子”。不过运动没完，他就迁出余家沟了。三十二年后，我找到郝祯有，问他当年挨批判是怎么回事。他说那是另一老汉诬告所至。当年老汉们常相聚赌博，时日久了，另一老汉欠他赌资高达十几元钱，他索要多次未果。一天见那老汉出售自制粉条，他便上前说买一大堆，扛上肩转身就走。那老汉追他要钱。他说，你欠我的钱比这多。那老汉便无奈。适逢“一打三反”，那老汉告密于组织运动的知青，说在山上劳动时，郝祯有说反动话。组织者喜，审郝祯有，令他坦白。他本不曾说过，审之茫然，数次未果。组织者便诱其女儿：让你爸承认就没事儿了。他们教他女儿记住“挣断驴缰”这句话，回家教会她爸，明儿来承认。女儿答应，但一进家门，就忘了那词儿，急得哭起，导致她爸“拒不交待、顽固不化”。这件事当时组织者也汇报上去了，也是余家沟的阶级斗争成绩。
三十多年，我一直以为郝祯有真的说过幽默可笑的“挣断驴缰”，真的说过远见卓识的“倒灶八百辈子”。没想到，跟谷志有那事儿一样，更是当年构陷。那年头儿，打倒别人，成为自我荣耀和获取利益的唯一途径。
也是那年，一天夜晚，我们村儿饲养员在牛圈角落里发现一个黑影，紧张地告诉了我们男知青。我们便“抓”到了一个天然的“敌人”。天上掉下个敌人来，我们兴奋莫名，把他带到村外小学校土窑洞里，严加审讯。他是个南方的农民，顶多三十来岁，头发蓬乱，面目黢黑，身形瘦小，形容枯槁，黑衣破旧，双眼恐惧，一口方言，我们一句也听不懂。我们听不懂，就等于他不交待。于是，我们用绳子把他捆住，拳打脚踢。他声嘶力竭，大哭大叫，听得出来——其实看都看得出来，他冤屈、痛苦，更恐惧。而我们却为捡到个敌人而兴奋，沉浸在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之中。最后大体弄明白，他在牛圈里偷吃牛饲料。
队干赶来，看我们太不像话，就说县里有个遣送盲流的遣返站，明儿一早送去得了，现在赶紧休息。这才止住了我们的殴打。队干给那个人弄来些水和吃的。见了吃的，他紧张地环顾周围每个人的眼睛，确认允许，就像没遭过拳脚一般，一扑上去，狂吞狂咽，旁若无人。他太饿了。看着他吃，我不自觉地冒出一个念头：这人真可怜。但是，不能忘了他是“敌人”。我们怕这个“阶级敌人”夜里逃跑，就把他牢牢捆在一张小学生双人课桌上，让他这样睡了一夜。
第二天，队里派我和另一个男生送他进城。给他吃了早饭后，我俩学电影和“小人书”里的样子，把他五花大绑，猛推一把，厉声说道：“走！”就押送“敌人”上路了，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向山外走去。他双手捆在身后，个子又小，我们嫌他走得慢，就推搡：“快走！”走到一条小溪面前时，他突然双腿一弯，扑通跪下。我俩大惊：“你干什么！”却见他低头就水，咕咚咕咚喝了起来。山里溪水很浅，一碰就泛泥，我们那儿社员都不喝。我站立在旁，俯视他双手反绑、踡身下跪喝泥水的样子，心里忽然别扭，又冒出“这人真可怜”的念头，随口说：“这水哪儿能喝！”那男生也说：“太他妈脏了。”等他喝够自己站起，又往前走，我俩才随后跟上。进城路走了四五个钟头，他灰心木讷，一句话没说过，我俩没再推搡，没再催促。送到遣返站，我们问：“这人怎么处理？”答：“送回原籍。”把人交进去，取了收条，我们找食堂吃肉粉汤，坐下无语，半天，几乎同时说：“这人真他妈可怜。”
后来我总想起这事儿，总想起那人真可怜，总想起我们对他的虐待。这件事情上，我早已对自己嗤之以鼻，觉得那简直就是“以革命的名义”的青春施虐狂。但是，当我近年看到介绍南方文革屠杀事件的资料时，我忽然惊恐不已，又想起了他。那个人的方言，恐怕就是广西、湖南什么地方的。而那会儿的他，能千山万水，远上陕北，昼伏夜行，潜入深山，远避人烟以隐身，偷吃饲料以果腹，可想而知，一定是面临着极为严酷的死亡威胁。我的天，他该不会是1968年屠杀的幸存者吧？或者，是“一打三反”镇压的幸存者？如果他是1968年就开始逃亡，那他就是灭门屠杀对象，被送回原籍，必死无疑。如果他是1970年才开始逃亡，那他就是“一打三反”枪毙对象，被送回原籍，也必死无疑。那是在文革杀人高潮期呀，而且可能他的故乡在屠杀。如果是这样，他极端艰辛，极度恐惧，便仅仅是为了苟延生命、残喘呼吸。可是，余家沟却成了他逃亡的终点。这时，我才惊问自己：我们做了什么？
谷志有还住在那个破旧的古窑洞里，白羊肚手巾还系在头上，已经沧桑老态、步履蹒跚。但他总算等来了我的道歉。等了半辈子，他终于听到了我对他说：“对不起”。他笑了，说：“嗨！运动吗！你们那则会儿娃娃家，解下（懂）个甚！”他知道我喜欢陕北，就把年轻时婆姨给他细纳的一双精美遍纳鞋送给了我。50年了，一直贫穷的他，从没舍得穿过。
可是那个人——那个被我遣送的人呢，你在哪儿呢？你还活着吗？你还能听到吗？一个在你的逃亡终点虐待过你的人，一个最后指定了你的“敌人”身份的人，一个可能把你押送上了死亡之路的人，三十八年后，在向你道歉，向你谢罪。遣返站里也没人能懂你的方音吧？不知道该往哪儿送你吧？你就这样躲过劫难，至今安度晚年了吧？你有这种幸运吗？你该不是早已死于屠杀，成了冤魂饿鬼，听不见我的谢罪了？那么，只能等来世了，来世我们还会相遇。哪怕是地久天长，我也一定要你听见：对不起！
我们同样是人，为什么一定要划分敌我？多年以来，在否定自己有害他人的不道德行为时，我实际上一直回避这些事儿，对过错羞于启齿。直到明白人性的原则高于一切，我才懂得：必须道歉。回避过错，实际上还是在漠视曾经的人间苦难。以人性反思，我才觉得，我们每个人的忏悔都可能成为人类文明的经验。
文革年代，我也“忏悔”过。但那不是面对人性的忏悔。“灵魂深处闹革命”的结果，是决心献身。经过时间证伪，那成了说谎。那时，人们面向专制的忏悔，有无知洗脑的感恩，有极权高压的被迫，也有趋炎附势的自觉，因为任何非毛泽东思想都可以成为罪行。在初识思想之光时，我也差点儿成为“反革命小集团”一分子。那时，忏悔是专制统治的工具。
面向人性的忏悔也使我知道了我们不得不承担的历史责任。这种责任就是建设一个限制暴力、诬告、陷害行为，使它们不能发生严重恶果的制度。和平年代里，用夸大阶级仇恨来制造敌人，用继续革命来迫害同类，用迷信和崇拜来挑起鄙视人权的自相戕害。这是为了什么？又为什么能搞成？忏悔和反思，才能找到并杜绝政治制度、社会价值和政治文化层面上的灾难根源，避免灾难重复。一个人性的、文明的制度应该是：毛泽东主席有权认为他身边出现了修正主义，但是制度能制约他的行为，能保证他以人类文明的方式进行他的战斗。
我问自己，为什么我可以几十年不认错儿？几十年后才想起来道歉？我想，是因为制度不需要我道歉。而在积极建设民主制度的今天，个人的忏悔反思具有反抗非民主的人性价值。
面对后代，我不愿意自己被看成精神侏儒般的长辈，不希望自己被看作害怕历史的矮人。我们不再“以革命的名义”了，但是能换成“以真诚的名义”吗？即使那会儿我真的只是被洗了脑，只是理想主义、革命狂热，我也应该把那种失去自我的行为恶果告诉孩子。让孩子思考：那是为什么？让孩子警觉：不要那历史重复。让孩子清醒：惟有一个文明的制度才可以避免发生那些事情。如果孩子们记住了，我们的个人经历就成为历史的经验了，我们曾经的青春才能有点儿价值。我对孩子说，不要放弃对灾难的记忆，否则灾难会降临于你。
我们从自己的历史中找不到回归之路，只能选择新事物的诞生。民主是所有人的共用，人权是所有人的共享，包括谷志有、郝祯有、那个人，和我。
人过中年，我明白了：没有敌人。
（原刊《炎黄春秋》2008年第5期）
王克明，1952年出生，曾在陕北插队十年。现主要从事陕北方言及民俗文化的历史继承性研究，任延安余家沟村建设顾问。著有《听见古代——陕北话里的文化遗产》（中华书局2007）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