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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才子佳人小说的悲感因子

发布: 2014-12-11 19:51 | 作者: 李梦圆



        摘要:才子佳人小说“大团圆”的喜剧性结局虽已是共识,但在其表象性的喜乐背后却暗藏着诸多悲感因子。才子佳人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小说类型,其文学本体性地位尚待建立,包括在文学史上的位置和作为文学之一种的本体独立性等方面。才子佳人小说的主体处于迷失状态,小说作者无过于“炫才”、“浇块磊”的弃儿“阿Q状”,经营“黄粱事业”,赢取“精神胜利”,小说主人公是用逻辑克制本能的理性功利性的伦理主体,在生存意义上处于被动地位。才子佳人小说的故事实体建立在童话般空幻的基础之上,表现出逃离现实的空洞无根的理想性,用虚假幻象进行自我麻痹,但又在一定程度上,给人慰藉和希望,增加救赎的信念和勇气。
        
        朱光潜在其《悲剧心理学》中说:“任何伟大的悲剧都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是悲观的,因为他表现恶的最可怕的方面,而且并不总是让善和正义获得全胜;但是,任何伟大的悲剧归根结蒂又必然是乐观的,因为它的本质是表现壮丽的英雄品格,它激发我们的生命力感和努力向上的意识。”[1](P209)朱光潜对悲剧的这段看似自相矛盾的阐释,其实闪现着辩证法的智慧光芒。因为“人生本就充满了矛盾,表现生活的悲剧也充满了矛盾。人生既饱含希望,又令人绝望;既是善,又是恶;既光明,又黑暗;既意味深长,又毫无意义;既让人激动,又使人沮丧。所有这一切五光十色的图画,都在悲剧中得到了最真实最充分的再现,悲剧表现出来的正是具有两面性的自然”[2](P26)。这种真实性悖论同样存在于才子佳人小说此类喜剧性文学作品中。所谓“‘大团圆’并不是毫无缺憾”[3](P158),太过绚烂耀眼的笑容背后往往有着不为人知的隐痛。美好喜乐的才子佳人小说在本质上既暗合了“现世、圆满、中合、直觉、求善”的中国悲剧文化观的特征[4](P33),又裹挟着“重未来、流动、冲撞、理性、求真”的西方悲剧文化观[4](P33)质素,造就成沉浸虚幻和企望救赎的复杂的文化景观。
        一、本体虚无
        才子佳人小说是一个重要的中国古代小说流派,但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却远不及位高望重的“四大名著”。不仅有关才子佳人小说的学术论文、学术专著的数量远不能企及中国古代小说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大部头著作的重头戏,而且研究者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对其思想艺术价值的分析也停留在人云亦云的层级。“才子佳人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直未能获得其理应获得的较高地位。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通史性质的高校教材《中国文学史》对它的轻视程度。新中国成立后,被很多高校采用作教材的权威中国文学史,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游国恩先生等、章培恒先生等主编的几部《中国文学史》都没有为才子佳人小说设立专章专节,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虽然为才子佳人小说设立了一个专节,所占篇幅却不足三个版面,足见学界主流对这一重要文学流派的冷漠”[5](P123)。也正因为文学史教材对才子佳人小说的不重视,高校开设的中国文学史课程亦往往相应地对才子佳人小说的讲授一点而过,并且在文学史的考查和考试中也不把才子佳人小说作为重点,以此导致中国文学、古代小说的学习和研究者对才子佳人小说相对忽略和认识不足,形成不良性循环。
        才子佳人小说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偏低地位的形成因素较复杂,但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其“大团圆”模式的臭名声昭著“说坛”。“四大名著”之首《红楼梦》以“傲视群雄”的高调姿态登上“说坛”,作者曹雪芹借石头之口批评当时的各类小说,其中对才子佳人小说指责道:“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且鬟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话······”[6](P3)曹雪芹这段对才子佳人小说的批评之言正道出了此类小说的几个特点,如小说人物的理想化色彩、小说作者的“炫才”倾向等等,乱棍打去,皮肉俱伤,精髓犹存,不为人所赞的才子佳人小说在其理想喜乐背后有其特有隐衷。而其“千部共出一套”则有鲁迅先生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的经典概括:“至所叙述,则大率才子佳人之事,而以文雅风流缀其间,功名遇合为之主,始或乖违,终多如意,故当时或亦称为‘佳话’。”[7](P168)并且,有人还将全部才子佳人小说的大观粗暴简化为“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奉旨完婚大团圆”,这种方式,正如将每个人丰富多彩的人生简化为“生老病死”一般,是忽略了其特殊性和复杂性的一叶障目之举[5](P125)。而才子佳人小说最为人所不齿的要数其“大团圆”的结局。提起一些响当当的名字,如王国维、蔡元培、胡适、鲁迅、朱光潜等,都不同程度地对“大团圆”进行口诛笔伐,并对其进行深入解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性存在某种劣质性成分,给“大团圆”贴上了“说谎的文学”[8](P122),“瞒”和“骗”[9](P238)的文学的标签。在中西方文化和文学不断交流、碰撞的全球性语境下,“大团圆”仿佛劣等人种一般,畏首畏尾,悲感地躲进宏伟大厅的一隅,不敢声张,而西方的文学、文化观念则优雅昂然地跳着圆舞曲,吸引着众人的眼球和夸赞。殊不知,“外人所惎者,莫黄人自觉若,而欲绝其种姓,必先废其国学”[10](P282),面对西方文化殖民的冲击,意欲实现民族文化自信心的树立亟须“回真向俗”[11](P149)地正视和发扬中国本土文化特色,而不是盲目“醉心欧化”[12](P55)、崇洋媚外。在此点上,现代小说家、人民艺术家赵树理的观点颇值得重视:“我们学的一些条条,有些已经不够用。比如按照外国的公式,悲剧一定要死人,这个规律对中国是否适用呢?有人说中国不懂悲剧,我说中国人也许不懂悲剧,可是外国人也不懂团圆。假如团圆是中国的规律的话,为什么外国人不来懂懂团圆?我们应该懂得悲剧,他们也应该懂得团圆。”[13](P30)“‘团圆之喜’是中国文化中的一种美学理想”[14](P123),“大团圆”模式是“人类文化模式的一个缩影”[15](P96),只不过只有“当它受到信任和赞赏时”,人们才会“愿意去获得或模仿这种体验”[16](P215),而当它受到忽视和鄙夷时,人们自然会将其弃之不顾。即便仅以“悲不悲”作为衡量文学、文化优劣的价值尺度,“悲哀是中国文化的底色”[17](P114)也信然有之,何况这种标准本身是不攻自破的。
        此外,才子佳人小说的本体虚无性还表现在其具有相对较高的政治附庸程度,而独立性相对较差。依附于他者,失去了自在,亦为才子佳人小说打上了悲感色彩。以宏阔的视域来看,“中国文学从来不曾取得过文学的本体地位,文章乃‘经国大业’的颂赞和文章乃‘雕虫小计’的自卑都是对文学本体性的消解,这决定了中国文学整体上的‘器’,‘用’的历史命运”[18](P39),才子佳人小说则更是现世政治的工具和传声筒。才子佳人小说附庸政治、歌功颂德是其在清政府“高压文化政策”之下“大行于世,畅通无阻,未被清政府禁毁”的重要因素,与“学术界和思想界的沉默”形成了鲜明对比[19](P96)。看似风光无限的才子佳人小说其实是不得不赔笑脸地阿奉朝廷,造成了其文学独立的艺术品位的丧失。如《平山冷燕》开头便称:“话说先朝隆盛之时,天子有道,四海升平,文武忠良,万民乐业。是时,建都幽燕,雄据九边,控临天下,时和年丰,百物咸有。长安城中,九门百逵,六街三市,有三十六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衣冠辐辏,车马喧阗。人人击壤而歌,处处笙箫而乐,真个有雍熙之化,于变之风。有诗单道其盛:‘九重春色满垂裳,秋尽边关总不防。四境时闻歌帝力,不知何世是虞唐。’”[20](P1-2)这好一阵吹捧奠定了全书粉饰太平、歌颂统治者的总体基调,书中此类论调俯拾即是,无需赘言。即便是作者在小说中“秀诗词”,也不忘对皇帝和朝廷大加赞美。如《麟儿报》:“龙凤云开仰圣容,芙蓉香暖受深恩”,“穆穆皇风吹合殿,万花齐放作春妆”[21](P140)。再如《两交婚》:“正冕垂裳但面南,神功圣烈已登三”,“黎臣欢欣但歌舞,讵知天子独艰辛”,“远宗少昊与高辛,圣颂诏虞犹未亲”,“巍巍地两与天参,万国来王心尽甘”[22](P204-205)。在才子佳人小说中,天子总是以极其圣明的姿态出现,“挑拨离间、残害忠良的总是刁民和庸官、佞臣,而且,后者总会被圣明的天子惩处掉”[19](P96)。才子佳人小说还是封建伦理道德的承载容器,小说主人公大多是程朱理学的深刻践行者,比如《金云翘》中的王翠翘便是“可以名传不朽”[23](P39)的“孝女义妇”[23](P45)的典型。才子佳人小说自身独立的文学艺术价值消释在对当朝政权的歌颂和粉饰,对统治者口味的百般迎合和摇尾乞怜之中,形成了本体地位丧失的悲感局面。
        二、主体迷误
        文学作品的主体是其主要表现的对象,是主题思想的重要体现者和承载者。从此意义上看,一部文学作品的作者及作者用力刻画、塑造的主人公便是它的主体。作为“大团圆”喜剧的才子佳人小说是不尽“喜”的,小说作者和被作者塑造出的书中主人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主体迷误的泥淖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展露出悲感无奈。
        才子佳人小说作者大多热心科举功名,满含仕进期冀。可悲的是,他们委实是在“以功名利禄作为指向”[12](P54),“以富贵利禄为心”[10](P218)的十里雾中,惶惶徘徊。“余幼习儒,未逢明师诱掖指引,误入迷途。日事诵读,不知程式,虚费辛勤。······屡试未售,遂弃之远游。学申韩之术,糊口四方。回忆昔时功苦,废置难安”[24](P1294),“独是天地既生是人矣,而是人又笃志诗书,精心翰墨,不负天地所生矣”[25](P1)。但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以仕途为本业的才子佳人小说作者,多是屡战屡败的牺牲者”[26](P27)。“大才见屈,多困名场,······后离居数载,闻其屡战必北,每为惋惜”[24](P1310)。当一腔应试激情和数年寒窗辛苦换来的是屡试不第的惨淡与久困场屋的困顿时,他们悲戚的心境可想而知。“顾以五夜藜窗,十年芸帙,而谓笔尖花是与长安花争丽。紫骝蹀躞,可以一朝看遍矣。岂见今二毛种种,犹局促作辕下驹。不犹之乎!······激昂青云,一种迈往之志,恍在春风一梦中耳。虽然,缨冕之荣,固有命焉。而天之窘我,坎壈何极!夫以长卿之贫,犹有四壁,而予云庑烟瘴,曾无鹪之一枝。以伯鸾之困,犹有举案如光,而予一自外入,室人交遍谪我。以子云之太玄,覆瓿遗诮,然有侯巴独为赏重,而予弦冷高山,子期未遇,弊裘踽踽,抗尘容于阛阓之中,遂为吴侬面目。其有知我者,唯松顶之清飔,山间之明月耳。嗟乎!笔墨无灵,孰买长门之赋,鬓丝难染,徒生明镜之怜。若仍晤对圣贤,朝呻夕讽,则已壮心灰冷,谋食方艰”[27](P1),又有“奈何青云未附,彩笔并白头低垂;狗监不逢,《上林》与《长杨》高阁。即万言倚马,止可覆瓿,《道德》五千,惟堪糊壁。求乘时显达,刮一目之青,邀先进名流,垂片言之誉,此必不得之数也。致使岩谷幽花自开自落,贫穷高士独往独来,揆之天地生才之意,古今爱才之心,岂不悖哉!此其悲则将谁咎?”[25](P1)“天之窘我”、“交遍谪我”的“踽踽”苍凉与悲苦,只有清风明月可知,“自开自落”、“独往独来”的精神苦闷与怀才不遇赋予谁谈。才子佳人小说可谓充当着他们“浇胸中之块磊”的“悲愤志”、“怨恨录”、“遣愁书”、“发泄簿”、“诉苦状”,天花藏主人已道得非常明确:“欲人致其身,而既不能,欲自短其气,而又不忍,计无所之,不得已而借乌有先生以发泄其黄粱事业。有时色香援引儿女相怜,有时震芥关投友朋爱敬,有时影动龙蛇而大臣变色,有时气冲牛斗而天子改容。凡纸上之可喜可惊,皆胸中之欲歌欲哭。”[25](P1)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理想,他们在其书中所营造的虚幻世界里完成。才子佳人小说是作者们做的一场场黄粱美梦,书中男主人公恰恰是作者理想中的自我,他们往往才高八斗、玉树临风、英俊卓绝、器宇不凡,参加科举考试,屡试不爽,高中金榜。并有那才貌绝伦的稀世美女倾心相许、相恋相知,并能心愿得偿地与之结为美好姻缘。从此便青云直上,官运亨通,妻贤子孝,享福不尽。如《玉娇梨》中的苏友白,《平山冷燕》中的平如衡、燕白颔,《定情人》中的双星,《麟儿报》中的廉清,《铁花仙史》中的王儒珍等等不胜枚举。作者在对书中才子中举的抒写中往往会难以遏制地发出无尽的渴慕和艳羡之情,“寒士得官如得道,贫儒登第如登天”,“慢道山中多甲子,贵来一日胜千年”[25](P162),“十载寒窗苦,今日扬眉吐。世上万千般,读书方显祖”[21](P141)。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们身为落第寒士,在书中显露出“阿Q状”的“精神胜利法”,“他若嫌我寒士,我明年就中个会元、状元与他看,那时就不是寒士了”[20](P164),“富贵功名,吾与兄自有,何必拘拘于此”[20](P136),这无异于作者的精神得胜和自我排解。才子佳人小说作者还把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无处可施的才学在书中展现,书中才子、才女们的诗词歌赋、妙语应答、修齐治平,均体现出作者的“炫才倾向”[28](P56)。在小说中,他们大展其才,“耀武扬威”,风光无限,而一旦从虚幻书中回到现实人生,两相对比过后,空虚无奈、凄凉惨怛便会契入心头。
        谢柏梁在《中国悲剧史纲》中说:“我们只要留心观察我国的古典悲剧,就不难发现其人物的主体性不够,自觉性不强,事事都处于被动中徒发嗟叹,这正是中国悲剧的通病。”[29](P312)人物的“主体性不够”,“自觉性不强”,具有被动性,与其说是“中国悲剧的通病”,不如说是中国悲剧“悲上加悲”的特质。而人们印象中圆满喜乐的才子佳人小说,当中的主人公也是缺乏主体性、自觉性的被动者。“才子”与“佳人”在本质上,不是自我命运、自我婚姻的掌控者,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们“采取了皇帝赐婚、家长支持、姻缘巧合,以至于神佛仙道的参与和帮助”[30](P184),这种“奉旨”、“奉命”的婚姻结局,正表现了个人在皇权和命运面前的渺小无力。从此意义上讲,被动服从的才子佳人小说的主人公和《圣经》中无辜受苦者的代表约伯存在某种共通性。约伯没有做错任何事便家破人亡、身患恶疾,而《约伯记》最终却以约伯向上帝表示顺从,“上帝也赐予他更加富足安逸的生活作为结局”[31](P116)。微小的个体是斗不过至高无上的权威和难以摆脱的命运的,才子佳人小说将美好婚姻寄托给圣明的皇帝、开明的家长和光明的命运,也是对人的主体力量不自信的体现。如果没有父母之命、皇帝之旨,想必《醒风流》中的梅傲雪和冯闺英,《定情人》中的江蕊珠和双星,《好逑传》中的水冰心和铁中玉,《平山冷燕》中的山黛和燕白颔、冷绛雪和平如衡等等,最终也只能选择认命或殉情。而所谓皇帝赐婚,也渗透了“与民做主”而非“主权在民”[32](P67)的奴性悲感。黑格尔说:“在中国人那里,道德义务的本身就是法律、规律、命令的规定,······这道德包含有臣对君的义务,子对父、父对子的义务以及兄弟姐妹间的义务。”[33](P125)才子佳人小说中的“才子”和“佳人”都是谨守封建伦理道德的忠义、孝顺化身的“伦理实体”[18](P43),他们“用逻辑反对本能”[34](P18),在情欲面前具有自我压制的“克己”[35](P129)理性。如在《玉娇梨》中,白红玉见了苏友白《送鸿》、《迎燕》之诗,不禁赞叹道:“好美才,好美才······其人之风流俊秀如在纸上,吾不能寤寐忘情矣。”[25](P109)但却“恐老爷疑我等有私”[25](P109),不能向老爷直接说明是张轨如的颠倒骗术,“畏首畏尾”[25](P109),思前想后,最后只能让苏友白暂且回京城去,百般迂回,横生事端。此可见出“理性的局限性”,“理性包含着为达到实现目标而对最有效手段的选择,有很浓的功利色彩”[36](P236),“人的理性不是解决一切矛盾的良药”[36](P236),在理性的张扬之中,“人类的自我本质一直处在理性认识的盲区”[36](P236),人的原初情感得不到回应,人的生命本能被挤压到狭窄的空间不能释放,过度的理性甚或造成人格的扭曲和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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