氐族，在华夏文化地理版图上是一个不甚起眼, 几近被忘却的少数民族, 但却有着5000年以上, 比汉族还要久远的历史。然而, 世事炎凉, 在有意与无意之间, 长期以来在被误读的汉民族话语结构中, 从不入官修的方志与正史。尽管如此, 客观存在的历史却不可能永远被尘封, 正所谓历史的两元(Binary), 历史本身与不被承认的历史, 终有真相大白, 正本清源的那一天。
迄今, 氐族部落后裔主要分布在四川平武县, 甘肃文县境内的几条山沟里，他们延续着万年以降的“氐文明”，恪守着祖辈的习俗、语言以及生活方式，认为万物有灵，所以敬畏大自然，如今已成为失落的氐文明“活化石”，为当代研究华夏文明史的源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佐证。
尽管“氐文明”对于华夏历史沿革有着珍贵的观照价值，意义深远，但当我们走近今天的氐文明“活化石” 部落时，却遗憾地发现：当代汉文化的传播之广之深，“氐文明”遭遇了严重的撞击; 涉及到方方面面, 其中有历代传承下来的近400个文字符号, 书写在泛黄的羊皮卷上, 随着能解读这些文字符号的部落老人都已相继作古, 如今已无人破解, 犹如天书, 因此可以说这一“活化石”的生态平衡堪虞, 不仅濒临绝代,，而且迄今未得到世人应有的关注。
历史的误读, 起因于误导
A Historic Misreading from Misguiding
回望历史, 上溯大唐, 下至大清及民国时期， 历代典籍均清楚地记载: 氐族是中国境内一个有名有姓的少数民族，与羌族齐名, 因为地域文化接近, 常被并称为氐羌族, 在国际汉学及世界史学界亦被广泛认同, 是在上古时代，浩浩荡荡的民族大迁徙中来自西域的游牧民族, 华夏版图上最早的先民之一。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的<世界文明史>中国卷, 美国哈佛大学的<东方文明史>, 以及其它欧美的权威亚洲史版本里也都详尽叙述了这一华夏氐族的客观存在, 但是令人诡异的是，在上世纪1949年以后，氐族从中国民族学, 社会学分类中突然消失了，被政令强硬划为藏族的一个分支，从此销声匿迹, 追根溯源, 这一导向来自于费孝通先生早期撰写的《甘南藏族》考察报告, 在过往的大半个世纪里, 误导了氐族历史在现代中国民族大家庭中的正确书写。
费文将生活在川甘交界地区白马山沟里的氐族人笼统地称为“白马藏族”，源于这一带为藏地, 汉藏杂居, 为便于行政区划管理, 颇合京城官吏的心意, 遂编入方志和正史, 没想到从此以后, 以讹传讹。国内御用学者中有藏学专家任乃强先生等也为之捧场, 穿凿附会，煞有介事地在藏文化中寻找其源流的依据。然而，他们的假说多为断章取义, 为政治服务, 经不起客观历史的验证, 实在不靠谱, 只能说是伪作。其实, 这是一个涉及到民族身份(Ethnic Identity)识别与认同的课题, 与汉民族的历史关联, 意义重大。如果今天的学问家尊重历史, 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加以梳理, 不为威权者讳, 并不难破解这一遗留至今的历史密码。
这让我联想起了上世纪1949年以后, 许多所谓学术大家为新生政权的阶级恶斗服务, 不惜扭曲自己的人格, 指鹿为马, 淮橘为枳, 再也写不出脍炙人口的美文, 再也做不出恪守历史脉络的学术文章, 晚年的胡适先生在台湾, 隔着海峡, 常常为之唏嘘不已, 他怎么也难以理解, 留在大陆的那么多矢志学问的同道学人, 现代知识分子, 何以噤若寒蝉, 何以阿世献媚, 失节于威权的高压? 何以舍弃自己的抱负与良知, 葬送了自己一生的学术追求与治学操行?
近年来，笔者因为学术兴趣使然, 有幸结识了不少从海外去到四川的西方学者和博士研究生，甚至还有印度和以色列的几位女硕士生, 以研究佛教东渐或华夏先民与<圣经>记载的<出埃及记>民族大迁徙关系为毕业论文题目, 他们先后远涉重洋, 深入实地，常年蹲在四川平武县白马山谷里，与山寨村民同吃同住，甚而风餐露宿, 不辞辛苦, 在每一片森林里, 在每一处原始洞穴里, 在每一块山崖巨石上爬梳, 寻访世界文明与人类历史演变的遗韵，根据考察与研究结果，撰写出了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与博士论文。若以部分国内学者作观照, 仅仅通过查阅到的一点零星的文献资料, 或引用本身就是误导读者的学术伪作, 从中断句生义, 然后坐在学术研讨会的大厅里, 对此不着边际的夸夸其谈，海外学人治学的详实与严谨态度令我感喟不已！
我们不是藏人, 请听氐人在述说
We Are Not Tibetan, A Verbal Speech from Di People
多年前，笔者有幸结识了氐族部落的老大，林珠塔先生（汉语拼音），一位地道的氐族人, 与之常有交流，并多次作为好友, 应邀前往川甘地区的氐人聚居部落考察。目睹并见证了氐族不同于藏族的客观依据；首先口头言语 (Verbal Speech) 不同，氐人方言，俗称 ”白马话”, 为藏人所完全听不懂，因为截然不同, 至今两个民族之间尚无法用语言交流。更为珍奇的是，氐人至今还保存着祖先流传下来的近400个文字符号, 写在羊皮卷上, 笔者亲眼所见, 惊为”天书”, 笔划与书写方式与藏文毫不搭界，风马牛不相及, 真不知费孝通先生们的“白马藏族”之称谓从何说起?
数千年以降, 氐人与藏人的民俗更是不同，举例说，用羊毛编制、插着雉鸡羽毛的沙尕帽，是目前服饰上最能显示出氐人与藏人不同之处。按照氐人祖上流传下来的说法，那几根野鸡羽毛对于氐人来说，有着特殊的警示与纪念意义。据说远在大汉三国时期，长安以西，秦州以南，松潘以东，汉中以北，以武都为中心的地域一直是氐人统治的范围。后来，氐人与蜀汉发生战争。一天晚上，战争的疲劳让氐人守军在防御上松懈了，蜀汉开始夜袭，就在蜀汉军即将接近氐人城池时，突然一声鸡鸣，叫醒了守军。于是蜀汉军的夜袭失败了。为了纪念这次战争, 保证自身利益与安全，当时的氐人遂将雉鸡羽毛插上了自己族人的帽子，以白为贵, 红黄次之, 以示后人要保持时刻警觉, 没想到代代相传, 竟成了氐人身份认同的文化(Icon)符号。氐人流传了千年的民间传说, 应当得到尊重。
关于氐族女性头戴毡帽，则更有讲究, 毡帽上有显著标识，插上一根羽毛为闺中姑娘，二根羽毛为已有婆家定亲，三根羽毛为已出阁，成为人妇。其实, 这与汉族女性服装上的绣球, 香包, 肚兜等民俗饰物有异曲同工之妙。氐族的婚俗习惯为部落之间嫁娶，多年来不与藏汉通婚，这一民俗也是藏族妇女所从未经历过的，却与临近地区的羌族民俗有不谋而合的相似之处。氐人从不认同与藏人是同宗同族, 作为汉族学者, 费孝通先生们怎能昧着学术良知而随意“指鹿为马”, 迎合威权的需求?
林珠塔先生告诉笔者: 在雪域高原的西藏民俗里, 牛历来被奉为圣物, 作为图腾, 受到藏人的顶礼膜拜, 从不杀生, 然而这一习俗在氐人部落里则不存在, 逢年过节, 或有尊贵的客人来访, 氐人便杀牛宰羊, 琼浆玉液以迎之, 也是藏人所未曾经历过的生活习惯。由此可见, 费文中的 “白马藏族”一说确实名不符实, 完全是误读。
更为重要的依据是, 氐人与藏人的信仰截然不同, 藏人信奉藏传佛教, 俗称喇嘛教, 从孩提时代起就已刻骨铭心, 尊历代班禅和达赖为精神领袖, 而且具有一整套宗教崇拜的生活方式, 比如转经, 念经, 烧香, 磕长头等等, 并以旗幡作为图腾与文化符号, 所有这一切藏传佛教的仪礼, 在氐人的生活中则完全缺席, 他们和汉民族一样, 数千年以降, 除了民间的信奉与祭祀, 对神明的膜拜, 可以说是都是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 从这一精神层面来解析, 氐人与藏人泾渭分明, 说是两个不同的民族, 应该不是妄语。
白马藏族, 一个误用的词语
Baima Tibetan: A Misnomer
长期以来，“白马藏人”一说因为费孝通先生的误导, 在史学界以及川甘交界地区民间广为传播, 旷日持久, 深入人心。如今, 当地年轻的白马人经常自称“贝”，即藏人，甚至将白马二字误译成藏文“藏兵”，认为自己的祖辈就是藏族军人, 也自认为是藏人, 但是可能从未仔细想过, 他们不信奉藏传佛教, 不懂藏话, 不遵从藏人的生活习俗, 与藏人的过往历史截然不同, 怎能认同自己的藏人身份? 实在是大千世界中一件滑稽得离谱之事, 实在是历史的(paradox)侼论与反讽, 看来与费孝通先生的早期<甘南藏族>一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为政治所用, 编入官文, 误导了整整一代人, 由此结下的酸果, 令人唏嘘。如今, 年轻的白马人常年生活在群山怀抱中, 教育水平落后, 大多停留在小学生阶段, 因而对自身民族历史的认识十分肤浅与幼稚, 已经不认同自己的氐人祖宗, 世态人生如此, 常让我感喟不已。
从学理的层面看, 似可理解费孝通先生的治学思路, 他研究现代中国民俗遵循的是这样一个路径，就是将民间文化、民众的生活方式等对象从具体的时空坐标中抽取、剥离出来，其中掺杂了太多的政治色彩，忽略民族语言与风俗习惯中的特点，鲜有关注民俗形成过程中的人做为主体的审美价值，因此，他的社会学及民俗研究的建构仅是泛民族的“民俗”景观。所谓“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他按照地域分隔民族, 比如“白马藏人”则成为他用来概括民俗不同景观的最好遁词。这一学术路径的确立与他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 即20世纪以来进化论思潮对人类学、民俗学的影响有关。
从国际学术的大视野来看, 现代人类文化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来说，始於大发现年代 (the Age of Discovery)，当时因为殖民主义侵略, 欧洲文化与它者族裔文化接触频繁而广泛，欧人对那些它者族裔文化都毫无区别地贴上”未开化”或”原始”的标签。到19世纪中期，世界不同文化的起源, 不同民族及其语言的分布、渊源等问题，成为欧洲学者深感兴趣的研究对象。达尔文在此之前提出的进化概念以及他的《物种源始》一书在1859年的出版，对这一项全球性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