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日子看了正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北平无战事》，不由得把多年前所写题为“叹说蒋经国上海打虎记”的拙文翻了出来，以飨读者。
多次访问台湾，总听到不少蒋家之事。很多人对蒋经国还是赞赏有加，但也有一些有心人常失落地哀叹：老蒋丢了大陆，小蒋丢了台湾。有一个叫“蒋经国上海打虎” 的故事，听了很有感触，后来又查了一些史料加以考证，如报刊记载，书籍的评述以及蒋经国本人的《沪滨日记》的记述等，渐渐弄清了来龙去脉。
抗战胜利后，蒋经国作为正宗太子，挟天子之威，企图打大老虎，严厉惩治腐败，立即遭到各种邪恶势力，包括宋子文、孔祥熙等大官僚买办以及杜月笙等大黑帮的强力反抗，结果铩羽而归。
1948年8月下旬，蒋经国作为上海督导员，施展铁腕整顿经济，并实行物价管制。蒋经国在当年8月20日的日记中踌躇满志地写道：“……今晚离京赴沪。今日政府正式公布改革币制的方案，此乃挽救目前经济危局的必要办法，但问题是在于能否认真执行既定的方案，否则无论方案如何完整，还是失败的。督导上海方面的经济管制工作，因为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经济方面的工作，一点亦没有经验，所以恐难有所成就。但既做之，则必须确实负责，认真去完成应负的责任……。”到了上海的第三天写道：“……自新经济方案公布之后，一般人民对于币制的改革以及经济的管制，多抱乐观的心理，而政府人员则多抱怀疑的态度。两天来，日用品的价格涨得很厉害。捣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严惩，就应从‘坏头’开始。今天我正式被任命为经济管制委员会委员并派在上海协助俞鸿钧先生督导经济管制有关诸事，这件工作是非常困难，但是亦十分重要，无论如何必须尽心尽力干下去……。”第七天写道：“……出门的时候，有几个工人跪在地上，他们都是无锡火车站上的工人，向我要求为其解决生活问题，老百姓真是太可怜了。但在这件事上，我又没有法子帮他们的忙，心中非常难过。上午召开统一检查会议。这批出席人员当中有许多都是官僚，而且是想弄钱的人，对于他们，今后必须严格的加以管理与监督。下午，照常在中行办公，处理事务。以今天的情形来看，目前的工作是相当吃力的。但已经骑在虎上，则不可不干到底了！……。”第16天写道：“……××公司要犯已由特种刑庭判处死刑，其余的大投机家亦已押送特种刑庭。此类之事，对于上海人民心理之转变，是具有极大的意义的。此事成效之大，不在于经济，而在于政治也。上午在中央银行办公。为配给米事，商量甚久。外人的态度骄横，而政府则拟因此而变更政策，此事对我刺激极大……。”
到上海后，蒋经国便把办公室设在中央银行内，随即派令经济警察执行经济监察，严防囤积，凡棉纱、棉布堆存超过3个月者，一律充公。他同时成立物价审议、物资供应委员会，所有物品价格不得超过“八一九”定价，并要求民间用黄金、美钞、外币兑换金元，用以稳定币制。他还与商业工会进行密集座谈，向商界进行道德规劝，同时逮捕不法巨商。蒋经国以义工方式，号召青年，成立“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据说，当时有2万5千余名各界青年报名，由此，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蒋经国建立了一个所谓与二次大战法国“马奇诺”相比的“八一九”经济防线，以此抵御物价飞涨，严惩囤积居奇而发国难财的奸商。所谓“八一九”防线因8月19日实行的财政经济 处分令而得名，其规定“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应照8月18日各种物品货价依兑换率折合金元出售”，主要目的就是管制金融，防止物价飚涨。
这一期间，蒋经国打下一些“老虎”，其中不少为贪官污吏。最有名的案例有陶启明案、戴明礼案、王春哲案、荣鸿元案、戚再玉案、杜维屏案等。当时，身为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在获币制改革的机密后，在上海大量抛售永纱股票700万股，获暴利约80亿美元。贪污老手戴明礼，当过财政部钱币司司长，他勾结上海商业行庄，拒绝将金银外汇存入中央银行，并提前将大笔资金通过各种途径南流。王春哲则大规模经营各种黄金美元的黑市买卖，最后遭枪决。杜维屏乃杜月笙之子，因涉及上述陶案，亦遭惩处。
蒋经国的铁腕政策，在最初，的确逼奸商就范，使上海得以暂时的平静。但不久，四面八方的反对势力，以官商勾结、黑白呼应的方式联合起来反扑。一时间谣言蜂起，人心惶惶，市民们纷纷抢购、囤积货品。奸商们在贪官们的暗中支持下，一方面以停闭工厂要挟当局，另一方面收买大批无业游民，在市面上分头抢购日用品，进一步造成市民的心理恐慌。果然，整个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开始混乱，以致最终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金元卷成了一堆堆废纸。当时有民谣讥讽：踏进茅房去拉屎，忽记忘了带手纸，兜里掏出百元钞，擦擦屁股满合适。
才70天，物价管制宣告夭折，蒋经国不得不辞去上海督导员的职务。可以想象当时他的心中是何等的痛苦不堪。原本在废止管制令前夕，他要向2000多位干部讲话，但当晚却临时要求王升代为发言。据王升回忆，“经国先生声音嘶哑，显然哭过”。王升在代发言中加了一些尖锐的抨击，他说：“上海的限价管制是成功的，但武汉、广州、天津都不经管，最后演变为到处都涨水，上海一个地方怎么会不陆沉？！”这些话固然想肯定蒋经国的努力，为其找一个体面的台阶。但字里行 间可以看出，当时的腐败并非上海一处，而是全国泛滥。
11月6日，蒋经国在日记表达了怅惘的心情：“……昨日正式发表消息，辞督导员职。自今日起已不再到中央银行办公。当我离开办公处的时候，心中实有无限的感慨，几欲流泪。傍晚步行到金融管理局向林崇镛、李立侠辞行。望黄浦江上的晚景，觉得格外的凄惨。今日早晨，约行深、沧白、灵峰、仲平乘汽车作杭州之游。中途经过闵行、乍浦、海宁，一路的风景虽美，但秋风红叶，使人发生伤感……。”
蒋经国仅仅做了一些治标不治本的表面文章。他无法也根本不可能动摇官僚买办资本势力、封建黑道势力、以及以贪官污吏组成的整个国家机器和地方权力机构。蒋经国在行动时曾自勉：“只有两句话可以保障工作的成功，就是我自己一无所求，亦一无所有。所谓一无所求，就是既不想升官，又不想发财。同时在我的内心中，确确实实除了想为国家做一点事情以外，绝对没有任何私欲。同时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除了生活能够维持之外，没有一个厂，没有一家银行，凡是有钱的事，我都没有份。今天我既然一无所有，亦一无所求，我相信就是失败亦是成功。如此而遭遇到失败，那一定是因为自大自傲而不肯虚心学习的原故。”尽管他不像那些纨绔子弟或衙内恶少，是一个有远见、有抱负、有作为，对老百姓也有怜悯体恤之心的大太子，但在强大的腐败势力面前，也不得不接受“滑铁庐”的命运。这个失败是沉重的，远远超过了经济层面，最后导致的是人心的彻底背离。
一年后，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便丢掉了整个大陆。 对于国民党的失败，撤离大陆前夕的蒋介石在日记中作过这样的检讨：“……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先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 交接紧要危急之一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是无异失去其灵魂，焉得不为之失败？……当政二十年，对其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毫未著手，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为晚……。”
乃父有检讨，但不一定深刻，但其子在“打虎”与“反共”双重失败下所写的日记，却别有一番怨天尤人的哀叹滋味在心头：“……上年十一月末起，长春、沈阳相继 沦陷，徐蚌会战失败，黄伯韬将军壮烈殉国，我军全部撤离徐州。十二月下旬，行政院长及各政务委员，又因币制改革失败而总辞，全国阢陧不安。共军除军事威胁外，更扩大其心战与统战之攻势。一般丧失斗志的将领及寡廉无耻的官僚政客，或准备逃亡避祸，或准备靠拢投降......。一般善良同胞......希望停战言和，休养生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一般人精神既已趋于崩溃......。”这也是蒋经国继位之后能有一些革故鼎新举措和成就的原因，但他所犯的一个无可挽回的错误就是错用了李登辉。
在台湾，流行着一个政治笑话，说是：有高官问蒋经国，谁可以当接班人？当时蒋闹肚子，正要卫生间，便急匆匆地说道；“你等会……。”结果手下误听成“李登辉……”。这样一来，以讹传讹，历史悲剧就产生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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