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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被抄家的记忆

发布: 2014-10-31 15:16 | 作者: 冯积岐



        1964年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是我的成长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章。那一年,我第一次目睹了被抄家,第一次历经了“害怕”,那种“害怕”是由人制造的。
        我记得,我放学回来,像往常一样朝灶房里走,被母亲拦住了。我一看,父亲、叔父、祖母、母亲和婶婶他们站在前院庭房的房檐台上,眼睁睁地看着院子;院子里,有几个陌生的庄稼人在走动,能听见房间里翻箱倒柜的声音。整个院子里充塞着紧张而恐怖的气氛。那时候,我不知道,家里正在被抄,我紧偎住母亲。我抬头去看,祖母双手拄着拐棍,冷眼看着院子里头;父亲的面部是平静的,他毕竟见的世面多了;叔父沉下脸,目光里有一股不可抑制的怒火;母亲和婶婶好象惊恐不安。母亲的惊恐不安传染给了我,我不由得害怕——不知道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拉了拉母亲的衣角,说,娘,我肚子饿了。母亲说,听话,等人家走了,我给你做饭。
        我看见,一些旧衣服旧鞋从房间里扔出来,扔上了房檐台阶;我看见,有好几个庄稼人用大脚从那些衣服上踩过去了;我看见抄家的庄稼人脸色冷峻无情,目光粗砺冰冷。他们在房间里折腾了半晌之后,一行十几个人向外走了。有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走到父亲和叔父跟前说,家里的东西一件也不能动,我们已经登记过了。父亲和叔父没有吭声。
        等这些人走后,一家人走进房间一看,箱子、柜子和立柜上贴上了封条,脚地乱扔着旧的衣服。抄家的那些人并没有得到银元、珠宝,他们空手而归。
        我们家是1950年土改时订的地主成份,那一年,已被抄了一次家,二百亩土地几乎全部分给了贫下中农,大型家具和牲口都被没收了。1964年的“社教”中被二次割了“韭菜”——又分了一次浮财。这一次,“社教”工作组下手很狠,前院的庭房、后院的木面楼房全部被分走,房间里的立柜、桌椅板凳一件不剩的被分走了,只给我们家和叔父家分别留下了三间厦房。我们一家三代八口人,立时住不下了。
        我记得,1964年的深秋时节,后院里的木面楼房已被生产队拆掉了,只剩下四面墙壁和房间里的土炕。晚上,我和堂弟就睡在没有屋顶的土坑上。我只有九岁,堂弟也只有八岁。孩子瞌睡多,一倒下头就睡着了。清早起来,薄薄的被子上一层土——风将拆掉屋顶的土墙上的浮土吹下来全都落在了被子上。有一天晚上,我们被冻醒了,睁开眼睛一看,下雨了,被子已经泡在了雨水中——我们和睡在寥天地里没有什么两样。我和堂弟赶紧爬起来,抱上被子和枕头站在了厦房的房檐台上,我们冻的瑟瑟发抖。秋雨淅沥淅沥的下着,房檐水叮叮当当的像粗砺的石头打在我们心上。夜阑人静。我们没有拍门叫父母亲,我们即使把父母亲叫起来也是无处可睡。我们兄弟俩就靠住厦房的檐墙坐下来,坐在房檐台上,把湿透了的被子拥在身上——我们竟然睡着了。这个秋雨袭人无处安身的夜晚深深地刻在了我的童年。
        第二次被抄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时候,我已读到了初中,抄家的场景,抄家的记忆以及那种粗暴的氛围已在我脑海里烙印的很深。
        父亲料到,是要被抄家的。被抄家前,父亲就吩咐我烧掉了祖先的牌位(有四旧之嫌)和家里的一些藏书(惋惜的是,把我买的李准的创作谈《情节性格和语言》这些书也烧了)。
        没几天,几十个造反派气势汹汹地涌进了家里。经过了“社教”以后,可以说,我们已是家徒四壁了。造反派们上到我家的木板楼上去,翻寻了一会儿,没有找到什么东西就下来了。其实,那时候,父亲手上还有十多块银元,那是“社教”前,祖母叫父亲和叔父从木面楼房的山墙上挖出来分给父亲的。银元被父亲藏在厦房的木椽和笆条之间,造反派没有发现。在我家的箱柜中乱翻了一气之后,造反派直冲叔父家的房子。父亲和叔父已觉察到,造反派是有备而来的。果然,造反派把叔父家土炕上的蓆子揭去,抡起镢头要打土炕。叔父上前去阻拦:你们把炕砸了,叫娃们晚上睡哪儿?一个造反派说,滚一边去!少废话。也许,父亲觉得,炕里边不会有什么东西,就劝叔父:叫他们砸去,就是挖地三尺,没啥还是没啥。叔父只好罢了手。造反派打了炕之后,把土坯和脏物堆在了院子。炕底下是我家过去的一眼水井,因为没有地方住,把水井盖严了,用井房做了卧室。造反派把盖在井口上的石板搬掉,一个人下了井,半井里果然有一个偏窑,造反派从偏窑里抄出来了玛瑙,翡翠和几十块银元,那些珠宝,红的耀眼,绿的滴翠。父亲和叔父都傻眼了——祖父去世时,并没有告诉他们,水井里藏着这些值钱的东西,连祖母也不知情。是不是祖父藏匿这些东西时被人发觉了?是谁发觉了的?被抄家之后,父亲和叔父都觉得蹊跷,这对他们来说是个迷。如果他们知情,早从井里弄上来,换成钱花了。这些被抄走的东西落到了谁的手中,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好长时间,也没弄清楚。
        和1964年的抄家一样,这一次抄家,给我和一家人带来的是丝毫没有的安全感,是恐惧感。在我的头脑里,没有家可言。我们这样的家,随便什么人走进来可以乱翻乱拿,一双大脚随处践踏。令我费解的是,平日里,被我尊为爷爷辈或叔叔辈的大人们一夜之间变成了凶神恶煞的样子,如同石头一样,冷酷无情。从此,我对这些“大人”们多了一份害怕,少了一份尊敬。人的灾难是人带来的。文化大革命最可吸取的教训是,它唤醒了人性中“恶”的那一部分,暴力的那一部分。我不能苟同,那场灾难凡是参预者人人有责的说法,即是我在学校里也没有骂过老师一句,没有动过老师一根手指头,我是受害者,我不必道歉,也不希望别人给我道歉。我之所以没有忘记两次被抄家,只是提醒自己:不论在什么境况下,千万不能让罪恶的欲望膨胀起来,要心怀慈悲,一颗善心,要尊重每一个人,有爱怜之心,这样,就不会做错事,走错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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