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张资平，熟悉的人不会陌生，陌生的人也不会太陌生。因为这个名字，貌似近几年特别“火”。
之所以“火”，原因在于，大家几乎公认，张资平不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写长篇小说的作家，更是第一个以“身体写作”闻名文坛的现代作家。其肉欲描写与色情修辞一度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风靡沪上，堪称洛阳纸贵，一字一金。近年来，随着“身体写作”与“下半身文学”的再度燥热，张资平这个入土半个世纪的古人，又被书商们重新刨了出来，换上新装，涂抹脂粉，大有“黄书祖师”的万古遗风。
但是，若张资平真地下有知，定然会用他那双忧郁平和的眼神，再三哀叹，恨知音难觅。
一
张资平，三个最简单的汉字，在不同的人那里，会有不同的解答。如果你问一个中文系的本科生，他或许会告诉你，书上说，张资平是一个汉奸。
不错，张资平汉奸的大名，并非后人追封，也不是被人诬陷，而是有着“三重证明”，无论是文坛、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公称其汉奸大名。这在现代文学史上，极其少见。
首先揭露张资平投敌的，便是他的文坛好友郁达夫。1940年，侨居海外的郁达夫在《星岛日报》上点名批评张资平变节乃是“丧尽天良的行为”，一时舆论大惊，张资平胜败名裂，此人遂被文坛除名；紧接着，中共领袖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斥其与周作人一道为“文化汉奸”，这使得张资平在现代文化相对落后的边区，竟也成了“文化名人”；抗战胜利后，张资平被捕入狱，在狱中给胡适写信，恳求国民政府中央大员可以保释他出狱，但是却招致陈立夫等人的落井下石，使得这位“文化汉奸”险些死在监狱里。
这样一个人，在现代文学史里，料没有好名声，用遗臭万年来形容恐也不过分。
但细细看来，张资平的“汉奸”之名，又确实有些冤枉，他果真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吗？毕竟我们现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证明他在敌伪部门做了何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尽管，他不如郁达夫这样壮烈赴死的英雄值得钦佩，但是若真与周佛海、陈公博比起来，那还是要光彩得多。有案可查他所做最大的官职，也只是伪农矿部的工程师，按道理来讲，这只是一个技术职务，算不得行政头衔。
而且，在敌营中，张资平多次推掉了做官的机会，这倒一直没有被历史研究者所充分发现并认可，他就任伪职，这没法推脱，但是他是不是真的将民族气节丧失殆尽？一个写出高质量文学作品、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学家，缘何真的没有一丁点可坚守的道德底线？甚至真的和那些战犯、刽子手或叛徒一样，从头到脚流着恶毒与脓血？
记得在美国社会学理论里，有一个名词，叫“坏种”，英语叫bad seed，中文也有与之对应的俗语：坏胚子。
我们却清楚地看到，响当当的大汉奸，却没有一个是坏种——汪精卫，辛亥元勋；周佛海、陈公博，中共元老；周作人、张资平，文坛大家。他们一开始都是正面的，谁也不曾料到，他们最后会走向自己民族的对立面，让自己声名狼藉，子孙跟着丢人现眼。
因此，我们对于张资平的理解，万万不可仅从“汉奸”这两个简单的字出发，但是，几乎没有太多的人想去思考，做汉奸之前的张资平，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二
这个问题，之所以是“没有太多的人”想去了解，因为这已进入了一个专业话题当中。在我们长期看来，有一批作家如鲁迅、郭沫若等人，是妇孺皆知的，有一批作家，没有必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譬如张资平。
但对于一些接受过中国现代文学课程专业教育的人来说，张资平的作家之名，又远远大于他的汉奸之名。毕竟他曾以留日地质学家的身份撰写了中国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荣膺”“中国长篇小说之父”当无过誉。而且，他还与郭沫若、郁达夫等一批留日学生组织发起了中国现代文学著名社团“创造社”，并成为了该社著作最丰的作家，这些应该都足以说明，张资平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理应占有一席之地，而且是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
当代所有的文学史研究者几乎都认为，其后的张资平在文坛却没有像他的同道郭沫若、郁达夫一样有着“兼济天下”的文人豪情，而是躲进小楼，放弃了对于家国情怀的关注，转而注视鸳鸯蝴蝶、生死爱恋之类的市民话题。而这又是同时代作家所不齿、不屑去写作的。但这些作品却一版再版，畅销全国，有的还竟然再版九次，堪称中国出版史上的奇迹。
扎实的文学功底，结合对于出版市场的巧妙把握，有着南方人特有机警的张资平，知道了如何在中国现代图书市场里捞钱掘金，短短几年时间里，暴得大名的他陡然而富，成为了当时中国文学界的富豪。这在当时看来，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靠出书发财的张资平，不再“蜗居”在“亭子间”写作，而是在上海近郊买了一栋小别墅，将其命名为“望岁小农居”。
这种“炫富”的行为不亚于现在某些青春作家在网上“晒跑车”，正是张资平的过于高调，引起了诸多写作界人士的不满。最先朝张资平开炮的是鲁迅先生，斥责其所有的小说无非是“一个三角”，紧接着女作家苏雪林更是批评张资平的作品题材“低级的趣味、色情或富于刺激性”，而且主人公之间“没有爱，只有性欲”。
苏雪林尽管长时间也不受大陆现代文学界欢迎，她的这个言论却为张资平定下了在大陆文学研究界的基调。从此以后，张资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界便被当做“色情作家”来另眼看待，并无法在像样的文学史中获得认可——就像世界电影史里有奥黛丽赫本但一定不会有苍井空一样。
同时代的恶评，并不会让当时的张资平有什么损害，相反，竟然或许还构成了对于其人其文的炒作，就像当年“太阳社”骂鲁迅、古远清批余秋雨一样，直接造成了“被骂者”作品的大畅销，就在苏雪林和鲁迅两位大腕的骂声中，张资平作品印数直线飙升，最终成为了当时中国富豪级的作家。
如果我们回归到历史本身的话，平心而论，张资平的作品还是有研究价值的，至少对于当时中国社会问题、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有着口述史的参照性意义。他的《梅岭之春》《爱之涡流》与《红雾》等小说，虽然通篇洋溢着情欲、肉体与金钱，但凭借张资平自身的功底，这些小说的文字、形式也都算得不差，而且当时正值日本、西方两大唯美主义思潮争相比拼传入中国之季，以人体、欲望为美之标准的日本唯美主义在一批留日学生的创作中并不罕见。将这些客观史实列出来，乃是为了说明一点：张资平搞“身体写作”不假，但至少他也是为了艺术而写身体，并非是出于欲望进行创作，从这点来看，他比当代所谓的“下半身作家”确实要光彩的多。
但是，须知这些仍然不是一个完整的张资平，汉奸、作家、富豪，似乎都无法深入到张资平的内心与历史深处，一个历史人物，如果仅仅只是像一篇博客文章一样，依据几个标签，就可以窥得全貌，那么这历史一定是独撰的。
三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张资平曾是一位革命者。
与汪精卫不同，他没有“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雄壮豪迈，与周佛海、陈公博也不同，他也未赶上风云际会的时代革命，他仅有的两段人生豪情之所以被历史湮没，是因为这两次精彩的出场，全被他胆小怕事、唯唯诺诺的性格所扼杀，留下的却是两段倍受诟骂的历史。正因如此，不是“革命文学家”而是“情色文学家”的张资平不但失掉了“革命家”的身份，而且背负了汉奸的臭名。
张资平受批判，是因为他的文学创作与政治立场，张资平曾经有过华彩的事业，也是体现在文学创作与政治立场这两个方面。
1930年的张资平，已经在上海滩大名鼎鼎，他发觉了日本人即将发动大战进而侵略中国之野心。于是，他出版了人生中最华彩的一部著作——《天孙之女》。这也使得张资平成为了“抗战文学”的先声人物，熟悉日本唯美主义与日本人弱点的张资平，索性用最辛辣甚至毒辣的笔调与情节羞辱了日本人的民族劣根性，譬如兽性大发时连自己将军的女儿都不放过，失业的日本男大学生不得已甚至还跑到妓院做男妓。而且作品中日本男主角一律叫“铃木牛太郎”、“猪太郎”等难听的名字。这本书出版之后，会意者皆明白张资平仇日之心切，张资平在介绍该书时亦痛心疾首地说“最痛心的是在自己的国土内，居然任日人如此蛮横地不讲道理。”
该书出版后，三年再版五次，最后还被翻译为日语介绍到了日本。日本全国震怒，日媒索性将张资平的照片登出来，号召所有在中国的日本人寻仇。张资平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去上海的北四川路的日租界区，害怕被活活打死。1933年，淞沪会战爆发，张资平又完成了另一部抗战小说《红海棠》，该书主要揭露了日军在上海的兽行，该书出版后大大鼓舞了中国人的抗战士气，两本书出版后，张资平“抗日作家”之声名大噪，一发不可收拾的他还撰写了《欢喜坨与马桶》与《无灵魂的人们》两部抗日小说，这些小说无一例外地用了日本人的方式羞辱了日本人的短处。这让日军特务机关与军方非常痛恨，最后，“驻沪日使馆情报部”及“日本海军陆战队”给张资平下达了书面及口头警告。
如果说，张资平从事抗战文学创作是他“民族精神”的展示的话，那么他受邀担任中国第一个民主党派——“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中央宣传委员”则是“家国情怀”的表现了，这便是张资平人生中的第二次华彩出场。
大革命失败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宁”派势力与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汉”派势力进行北伐之后的权力分赃，将“非党势力”以整理党务的形式驱逐出了国民党权利体系，以何香凝、宋庆龄与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人士，对当局这种一党私心、过河拆桥的行为极为不满，遂在1930年发起成立了与国民政府对抗的政治力量“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现在的“农工民主党”。这个党派成立之后，急需在国内寻找一位有着较大影响的文化人负责全党的宣传工作，经邓演达四处寻觅，最终敲定了的人选，竟是张资平。
现在我们无从去了解邓演达缘何在那么多作家中选出了张资平。但张资平从事抗战文学也是在他做“中央宣传委员”之后的事情。那么，邓演达对于张资平的聘请，也就有了前瞻性的意义了。
历史往往会开玩笑，就在张资平走马上任半年之后，邓演达被国民政府暗杀。
四
文人从政，离不开以文论政的特点。就任中央宣传委员之后，张资平做的一件大事就是办了《絜茜》杂志，这应是他政治生命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
但《絜茜》在绝大多数文学史家眼里却不为人所知。在钱理群先生的笔下，这份被一带而过的杂志是反动的、立场有问题的，仅在政治史学者邱钱牧先生那里，称之为“宣传反蒋”的刊物。因此，文学家张资平政治生命中最大的贡献，却被文学史家们所忽略了。
《絜茜》杂志创刊仅仅出了两期。第一期张资平是主编，并刊登了张资平唯一一部残本小说《十字架上》，这部农村题材的小说鞭笞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不平等及乡村家族制的弊端，可惜的是，因为淞沪战争爆发，张资平竟然做出了他一生中最荒谬的选择——弃刊逃走。
淞沪战争爆发，上海进步文化人办刊确实举步维艰，但一般都会选择“异地办刊”来延续文学火种，譬如巴金的《呐喊》、茅盾的《笔谈》等刊物，都是辗转多地，越挫越勇。张资平办第一期《絜茜》杂志时，尚英雄豪气，要“踏着邓演达烈士的血迹”前进，磨磨蹭蹭几个月后，日军轰炸了闸北，张资平将第二期杂志扔给了自己的副手丁嘉树。丁嘉树索性也放下刊物不管，独自一人逃命到香港，于是，两期《絜茜》成了中国现代民主党派对于在文学领域的第一次尝试。
张资平弃刊逃走，跑到了大后方的广西大学，尽管他曾经有过抗战文学的创作，也参与过民主党派的建设，但同事们仍都看不起这个曾经写过“枕头加拳头”的“逃兵”，所以大家都排挤他，一向养尊处优的张资平哪堪受这样的窝囊气，于是乘船跑到了越南谋生，但瘟疫横行、饿殍遍野的越南生活环境更差，这更激发了张资平对上海滩的别墅、舞厅与美酒的日思夜想。最终耐不住寂寞的他，抱着侥幸的心理买了一张回上海的船票，这张船票，直接将张资平送到了万劫不复的道德地域。
回沪之后的张资平，竟未受到日军的追杀，日军妄图瓦解中国文化界的斗志，遂“不计前嫌”威逼利诱张资平任伪职。一开始，张资平还拒绝答应，但随着上海沦陷、国土尽失，生性胆小的张资平经过内心反复斗争之后，最终决定以侥幸的心理踏上贼船。
自古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张资平也无法例外。投敌后的他，等于将自己先前一切的光鲜全部抹杀。不管他在伪政府中从事什么工作，也无论是否真的是被胁迫、被利诱，总之，一丑遮百美，汉奸这顶帽子他是戴定了。一失足百口莫辩，从此之后，张资平在文坛上仅有“销声匿迹”这条独木桥可走矣。
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是，一代文坛宗师张资平，最后落得个惨死劳改农场的下场——而且他还连累了自己的后人。被同事称为“书呆子”的儿子张赞祖是一位年轻的化学家，本身热衷科研，不问政治，，但却因为张资平的缘故，也被打入到了劳改农场，最后为救一匹落入粪坑的牧马，自己竟溺水身亡。
六
张资平的一生，是多面的。有人斥责其虚伪，认为他终身投机，却总不得要领；有人称他胆小，批评他唯唯诺诺，最终身败名裂，其实这些都不能全面概括张资平的一生，他的一生，有过得意，也有过失意，有过华彩辉煌，同样也有过凄凉落幕。
说到底，终其一生，张资平是多面的。他的多面，是因为他一辈子在“文学”与“政治”之间徘徊不定、进退失据，使得他的生命成为了窥探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万花筒。他曾想过献身文学，他写过抗战小说，也曾写过色情文学，他曾想过投身政治，他做过民主党派的领袖，也曾做过日伪的职官。自以为是的他其实正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他睥睨天下、想做大事，但总是一事无成百不堪，他始终缺乏一个标准、规则与底线，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不清楚自己是什么，最后在自慰、自负与自我欺骗中，一步步完成了自我堕落。
作家余华在1999年曾写过一段话，这段话与张资平无关，但却仿佛是在写张资平——
在我看来中国的知识阶层是一个庞杂的群体, 里面有一些优秀的人, 可是更多的知识分子正在变得越来越让人讨厌, 他们的乐趣只是浑水摸鱼,他们不是将水弄清, 而是将水搞浑了。所以我不喜欢中国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却说不清楚他们要什么, 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但这段话仿佛又不是在只说张资平。须知，在中国现代史中，游走在文学与政治边缘的知识分子其实不在少数。譬如敢说敢做但结局悲凉的储安平、炫材扬己惜不得善终的罗隆基、曾扬名文坛却客死异乡的刘宾雁，等等。一介书生，在人生天平的两端却被摆上了政治与文学这两个砝码，孰轻？孰重？天平将倾，问谁又可扶？
这或许只有历史知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