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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先生纪事

发布: 2014-7-25 07:39 | 作者: 刘再复



拍摄于夏志清先生书房

(一)
  在香港听到夏志清先生逝世的消息,就想写一篇悼念文章。后来想到与夏先生的来往书信都在美国洛基山下,便决定返回美国后再写。于是,就先发一封哀悼的短简给夏太太王洞嫂夫人。信虽短,但寄托着我的缅怀与评价:
  夏太太,
  刚才剑梅告知夏先生逝世的消息,我非常震惊,也非常悲痛。

  前几天(圣诞节),我打电话给您,想和夏先生说几句话,可是他已经进医院了。想到最后的心声未能向夏先生表达,也永远表达不了,心里非常难过。我想要告诉夏先生,您的一生是幸福的,您找到了许多文学真理和文学知音,您为许多被历史活埋的作家仗义执言,您为中国的汉语白话文学在国际上争得许多光荣;您的正直天性传遍五湖四海;您的才华泽溉了许多学子与赤子,包括我,尽管和您有过争论,但也受到您的启迪与关怀。您将永远活着,永远活在中国文学研究史上,永远活在我和剑梅以及您的所有友人与弟子的心中。安息吧!
  夏太太,您为夏先生已尽了自己的全部责任,请您节哀并多多保重!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于香港

  此信由剑梅发给我的表弟叶鸿基先生,然后转发到“再复迷网站”和新浪“刘再复博客”。几天内,竟有三十多个博客、网站转载,二万五千人次的点击率。可见,国内关注夏先生的读书人还是很多。他的论著在怎样的程度上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真是无法估量。但又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是西方当代汉学一位当之无愧的真代表。
  二〇一一年,许子东先生请我到香港岭南大学“客座”三个月,即将结束时,他召开了一个"中西现代文学研究比较"的研讨会。我的发言便是以夏志清先生为例,认定美国现代汉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历了五代。第一代为夏志清和他的兄长夏济安;第二代为夏济安的入室弟子也可视为夏志清的学生李欧梵、刘绍铭等;第三代为刘绍铭的学生即夏氏兄弟学生的学生王德威等;第四代为王德威的学生刘剑梅、罗鹏、宋伟杰等;第五代为刘剑梅、罗鹏等的更为年轻的博士、助教们。夏志清先生生性坦率,剑梅进入马里兰大学亚洲与东欧语言文学系担任助理教授时,他曾对我说:现代美国东亚系全被大陆占领了,我们台湾不行了。夏先生说的是实话,王德威的学生已逐渐大陆化,拥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其生源的分母很大,竞争力自然更强。夏先生敏锐地看到"无可奈何花落去",但感受到剑梅等大陆留学生对他格外敬重后也自有一番喜悦,也许会觉得"似曾相识燕飞来"。
  在许子东主持的会上,我的发言着重指出:与国内(大陆)的研究相比,夏志清先生所代表的汉学,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也是巨大的优点,这就是研究的率性,完全没有"主义障"、"知识障"。"率性谓之道",夏先生的"道",最宝贵的是没有大陆学人那种"精神奴役的创伤"。他敢于面对文学事实、文学真理,该说就说,不情愿说的就不说,但又是很负责任地说。从正面着眼,他先是热烈肯定张爱玲、沈从文等,后又热烈肯定高行健等,都是率性磅礴。他说高行健的《车站》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好,让人意外,(见《明报月刊》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号)但这是他的由衷之言。从负面着眼,他尖锐地批评鲁迅、丁玲、赵树理,我们难以接受,但也是他的由衷之言。我在出国(1998)之前读了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很有保留;而出国之后读了他的《曹禺访哥大纪实》(写于1980年,刊于《明报月刊》一九八四年第十一月号)这是在《夏志清文学评论集》(台北联合文学杂志社,1987)里读到的,读后则大为钦佩。夏先生在"纪实"中如此批评曹禺在美国的演讲(1980年访美,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
  曹禺的讲辞,肤浅之外转播中共官方宣传听得我很不舒服。把一切罪恶加在"四人帮"头上,表示大陆文艺又在"大跃进",又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骗得了谁?江青掌权之前,中共又出了些什么伟大的作品呢?曹禺自己的《明朗的天》比起那些样板戏来,又好到哪里去呢?至少《红色娘子军》里还有些舞蹈、武打场面,老百姓还懂得欣赏(当然天天看,也要看厌了),《明朗的天》讲美国人当年在北平研究细菌战,完全配合韩战时期的中共宣传,一点事实的根据也没有,这算是什么戏?
  接着,夏先生又对老舍作出尖锐的批评:
  老舍自杀,给人家说成烈士。其实"解放"之后,他一直是个歌功颂德的媚共作家,比郭沫若好不了多少,老舍吃亏在非党员,成名前在英国教中文,胜利后跑了一趟美国,误为红卫兵所斗。假如未遭斗争,他也会像郭沫若一样,大拍江青娘娘的马屁的。反正人生如戏,当丑角多编些谎话,又有什么关系?《茶馆》现正在西德、奥国上演,据英若诚言,明年要在美国演出。这个剧本我是读过的,用中共观点写北平人民晚清以来的沧桑史。老舍自己是旗人,最初几景,写晚清民初的官员,遗老,道白处理得很漂亮,后来愈写愈同现实脱节。《茶馆》是不能同《日出》、《北京人》相比的。
  对曹禺的批评与对老舍的批评均毫不含糊,锋芒四射。他敏锐地感到,曹禺这位在年青时代就写出《雷雨》、《日出》的杰出剧作家,经过数十年的社会沧桑之后,完全变成一个只有"官腔"的政治传声筒了,不仅只会创作《明朗的天》这种毫无文学价值的宣传品,而且在美国的演讲本身也是宣传品。作为一个率性的文学批评家,夏先生完全不能忍受曹禺的"作秀"("纪实"中的概念),居然喊出了你"骗得了谁"?!我读了这篇"纪实",被夏先生的率真震撼了。这是多么难得的天真!这是在诺大祖国广阔土地上多么难以听到的真声音、真批评!曹禺这位著名作家确实"失语"了,确实丧失自身的语言了,确实怀着恐惧(心有余悸)在作秀表演了。读了夏先生的文章,我的心头惊过一阵伤痛。是的,应当想想,为什么一个最善于言语的剧作家会失语?会堕入官腔八股腔?会被改造成一个只会说套话、说废话甚至说谎话的只有面具,没有自己的乖孩子?这是多么值得质疑、多么值得反省的现象。
  作为一个中国文学批评者,我不是没有看到这种现象,而是看到了这种现象之后不敢说出来,写不出来。因为自己身上毕竟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即使想说出来,又有哪个报刊敢于发表,敢于质疑呢?那些编者和背后的领导者哪一个不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呢?
  夏先生还坦率地批评老舍"一直是个歌功颂德的媚共作家"。这种批评语言过于本质化。其实,老舍的代表作《骆驼祥子》、《月芽儿》等并无媚共倾向。然而,二十世纪下半叶老舍的创作,确实是一败涂地,确实与郭沫若一样,把自己的创作纳入讴歌文学的体系,耗尽了自己的才华。除了《茶馆》还可以称为好作品(尤其是上半部)之外,其他的都谈不上文学价值。可惜,夏先生没看到,老舍真正的悲剧是他为了迎合政治而丧失了自己的个性与语言却仍然为政治所不容,把自己改造成最后只能写"陈格庄里养猪多"的快板,仍然被逼上死亡之路。夏先生虽然没有说明这一层,但他敢于率性地说出老舍紧跟政治的失败,却是文学批评中的"空谷足音"。胡风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就批评老舍,他一直不喜欢老舍,可惜一九四九年后胡风本身也丧失了自由,否则也许会说出一些关于老舍的真见解。
  大约是在一九九一年,我才读到夏先生对曹禺、老舍的批评。说实在话,我读后感到痛快,而且对夏先生更为尊敬。然而,这并不等于我完全接受他对整个中国现代小说的整体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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