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去世时我还小，不懂得哭。母亲一再叮嘱我要哭：爷爷最疼你。于是就哭了。我看见刚出生不久的堂妹不懂得哭，婶婶抱着，有点难堪，就将她屁股拧了一下，她终于哭了。
奶奶哭叫我不活了。奶奶小姐出身，脾气娇贵，爷爷活着时，没少跟爷爷吵架。叔叔成亲前几天，因为跟爷爷什么事说不拢，奶奶还跑去跳江。她知道爷爷最忌讳江，不料爷爷真生气了，说：“跳就跳！”爷爷奶奶这对老冤家的人生就是出演着一出出跳江戏的，猛然失了对角，奶奶当然活不下去了。
哭得最悲痛的是三个陌生人，和爷爷差不多年纪，满头白发，跪在爷爷灵前，哭得地动山摇。他们一进门就嚎啕了，扑倒在地，让我觉得不该是他们这种辈份的风度。许多年后奶奶瘫痪在床，跟我攀讲，我才知道，这三个人是爷爷年轻时的患难之交。爷爷年轻时在英国人船上当水手，后来兼当医生。所谓医生，就是船上有人生病了，拿药给吃；不见好，就拿毒药毒死。
我震惊爷爷还有这种历史。印象中爷爷传统、刻板，他竟然曾经出国。都说中国闭关锁国，当然未必公允。春秋时期就很开放，唐代也开放，元代更是开放，但那都是陆地开放，对海是视为洪水猛兽的。我家乡话说汪洋大盗，叫“海贼”，其实“汪洋大盗”本身也是说海的。但爷爷那年代，国门已破，福州已是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出国已不是稀奇事，弄些盘缠就能走。要是早些年，还可以官费。据说，最初船政学堂还很难招到学员的，最后招到的多是福建广东的。说是因为内地人不会水，其实是怕水，其实是怕海。
但即便如此，爷爷如何面对自己的毒药手工作？但人生漂泊是无南北的。不仅是卑贱的爷爷，高贵如严复不也如此？这个同乡严复还在理论上传播“物竞天择”。这是西人的伦理，明目张胆写在书上。中国人是做就做了，不能说。但这个严复竟然大声宣扬。爷爷去世后，我们子孙每年都会回老家扫墓，都要去看看那个气派的严复墓，但是没有人说起他的思想贡献。直到我上了大学，才知道这个《天演论》的作者就是那个大墓的主人，我的老乡。家乡的人只把严复当作一个荣耀故里的名人。这就是传统的力量。
中国近现代有三种著名的逃难，一是“闯关东”，二是“走西口”，三是飘洋过海，最可怖的就是飘洋过海。它不仅是身体的放逐，还是心灵的放逐。前两种都只是 放逐于陆地，而第三种却从陆地放逐到了海洋。人必须附着土地，没有土地，就失去生存根本。在中国人的词典里，“流”是极其可怕的。把人遣送到边远地方服劳役叫“流刑”，在隋五代还是“五刑”之一，一直沿用到清。20世纪80年代有个光鲜的词叫“下海”，其实也就是流放到体制外面去。貌似主动，其实是被逼的。
未必只是中国人，整个人类对水似乎都心存恐惧。许多民族都有着关于水的恐怖的传说：大禹治水，诺亚方舟，乃至现代的日本沉没。我怀疑所谓富有海洋精神的西人，最初也是被迫走向海洋的。福柯在他的《水与疯狂》里说：“在西方人的想象中，理性长期以来就属于坚实的土地，……而非理性则自古以来就属于水，更确切地讲，属于汪洋大海，浩瀚无际，动荡不安，变化无穷，却只留下淡淡的痕迹与浪花，无论是狂涛海浪还是风平浪静，大海永远是无路之途。”马克思说得更直接： 对土地的占有或缺失，决定了一个人的阶级属性。
爷爷恐惧的事情终于来了。一次航行，他所在的轮船翻在了印度洋上。爷爷和那三个难兄难弟抱着浮物，等到了救援，苦海余生了。从此爷爷不再出海了。我常想，要是当年爷爷没有回国，移民了，那么我家的历史就改写了。
爷爷回国后，行医、挣钱、养家。他对水忌讳到了神经质的地步，家里的小孩，谁去江边玩，绝对痛打，打到长记性为止。不仅如此，还必须从观念上跟水划清界限。爷爷和岸上几乎所有人一样，忌讳子孙跟“曲蹄”玩在一起。“曲蹄”就是疍民，分布在闽粤浙沿海沿江。他们长期居在船上，膝盖骨是弯曲的，岸上人就以 “蹄”蔑称之。他们不被容许上岸居住，梁启超说他们是“为我族所逼”，“由陆入水”。非我族者并非外族，而是同族中的等外之民，“卑贱之流”，我爷爷的子孙是不允许跟他们为伍的。
爷爷是名医，病家送了不少牌匾。“文革”期间，爷爷家阳台地板上还有一块木板，被其他物件压着，但我仍然瞧得见上面“精湛”两字。我不知道爷爷把自己的医术修得精湛，是否有着为他早年行为赎罪的目的，但肯定有为立足陆地目的的。他应该比其他人都清楚自己拿什么在陆地上安居乐业、繁衍生息。从长辈嘴里听得，爷爷颇为铿吝，我明白，这是他早年经历所致。海上的人是大手大脚的，平原上的人也未必小气，只有从海里爬上岸的人，才知道攥紧一点一滴的资本。
爷爷攒了钱就盘算着置业。他买了一些房产，然后他又盘算着要买地。但是，革命的洪水来了。从启蒙，到关门；从开放，到抗战，无论对爷爷，还是中国，这洪水必然要来。后来奶奶说，还好没买地，要是买了，就被划成地主了。房产，革掉就革掉罢。
爬上岸的爷爷，到头来依然没有属于他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