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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老英雄们讲故事

发布: 2014-4-17 20:30 | 作者: 沈宁



        我到陝北插隊之後,才知道延安確實真的有很多老革命。當時在中國,能稱老革命,就是三幾年參加了紅軍或者共產黨的人。比如我所在的曹坪,曹家三兄弟就是三幾年的時候,在更北邊的榆林地區參加了劉志丹發起的紅軍,行軍到延安,看見這塊地方好,便開小差,逃出紅軍,鑽進老林,開荒種地,建立了小村落。
        夏天時候,在延安縣城的大街上行走,經常會看見牆根上「虼僦」(音GEJIU,陝北方言,蹲)著很多老漢,頭上扎著羊肚子白毛巾,曬著太陽「瞎諞」(音HAPIAN,陝北方言,閒聊)。其中很多老漢,身上穿的都是講究的草黃軍服,肩膀上綴著肩章扣眼,甚至還有深棕色的將校呢制服,雖然都弄得很髒。
        有兩次我看見幾個老漢脫下軍裝,光著身子,在將校呢裡捉虱子。一個老漢捉得不耐煩了,乾脆拿著衣服,放在嘴裡,一順溜地咬,只聽連串的格崩格崩聲,衣縫裡的虱子都被咬死了。我覺得驚奇,便湊到他身邊,也虼僦下來,問他:「老漢,我看你穿的是將校呢軍裝,哪來的?」那老漢樂了,說:「你咋個認得是將校呢?」我說:「我從北京來的,當然能夠認得,給我講講,哪兒來的?」
        老漢更樂了,說:「額(我)去北京,額一個老部下送給額的。」我問:「你的老部下是將校軍官?」他說:「多了,幾個將軍哩。」我聽了,如雷貫耳。他接著說:「當年陝北鬧紅的時候,額當班長,手下帶了十幾個兵。哪個想得到,幾個屁嘛不懂的娃兒,後來都做了將軍。額去個信,他們就給額買火車票,接額到北京溜達溜達。北京沒啥好,住不慣,還是回咱陝北這疙瘩『渥噎』(音WO YE,陝北方言,舒坦)。」
        我們在北京的時候,一說起三幾年的老革命,大家都敬仰得五體投地,好像都是了不起的大英雄。誰知到了陝北,三幾年的老革命,遍地都是,根本不稀罕,蹲在牆根捉虱子。這也可以算是北京知青插隊的所得之一,京城裡的很多偉大神話,都被現實徹底打破了。
        要說這位老漢住不慣北京,我確實相信。我想,當初鬧紅的時候,跟我們曹坪的曹家兄弟們一樣,就是因為迷戀陝北的黃土地,所以離開紅軍,回歸農民,浪費了三幾年參加紅軍的光榮歷史,到頭來只能蹲在牆根曬太陽。也就是因為有這種品質,到了北京,被當年的部下,現在的將軍們,前呼後擁地伺候,還是住不慣京城,寧願穿著將校呢回陝北,享受貧窮而平靜的日子。
        我還聽過另外一個老革命,也講北京不好住的故事。
        老早年間,陝北紅軍根據地,有個很有名的盲藝人,名叫韓起祥,彈三弦說書,走村串戶,賣藝為生。據說他能說幾十書,會彈五十多種民歌小調。他不識字,眼睛也看不見,可紅軍到了陝北,建立了革命根據地之後,他自編自演了五百多個新段子,歌頌共產黨和根據地人民。其中一個段子就叫做「我給毛主席去說書」,記錄他被請到延安楊家嶺,給毛澤東說書的經過和感受。他也曾被請到棗園,給八路軍朱德總司令說過書。
        我親耳聽過韓起祥說書,真不敢奉承。第一聽不懂他說什麼,其實到陝北插隊兩年之後,陝北話我基本都能聽懂,也能說幾句,可是韓起祥說書,一個字聽不懂。我想不來,毛澤東一輩子只說湖南話,怎麼能聽出韓起祥說書說得好。我琢磨著,毛澤東當年聽韓起祥說書,肯定是受了極大的罪,為了做偉人,攏民心,只好強忍著。
        第二韓起祥說書,那真是陝西人所說的,叫做吼。多愧他天生嗓子好,居然能夠吼幾十分鐘。有一次他悄悄跟我說:哪個說額是鐵嗓子,吼得久了,嗓子也會乾,也會疼。所以他總隨身準備著些蜂蜜,嗓子疼了,晚上就沖些蜂蜜水潤潤。這法子在陝西很吃得開,我在延安劇團工作的年間,台上演員哪個嗓子疼了,都是團裡給買蜂蜜沖水喝。那年頭,什麼都奇缺,蜂蜜也不好弄。只有團裡主要演員嗓子疼才有得喝,普通演員沒那份福氣。蜂蜜能潤嗓子?我們北京學生都不信,知道是演員們饞了,找岔子喝點蜂蜜水。後來團裡的北京知青有混成主角的,也是照樣要蜂蜜水潤嗓子。不過若是叫我們碰上,那就得共產,因為我們知道他∕她玩的是哪一招。
        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韓起祥被委任為中國曲藝研究會副主席、中國文聯全國委員、中國曲藝家協會副主席和陝西分會主席。既然當了官,即使不在北京長住,也得時不時地進京開會。韓起祥跟我們說,他對京城沒有好印象。
        頭一次韓起祥到北京開會,住在北京飯店裡。住了兩天,要求搬家,說是在北京飯店多住幾天,他就得累死。我們問,北京飯店怎麼了?韓起祥說,有三件事讓他受不了。第一件,房間裡沒板凳,所有坐的東西都是軟的,一坐下就陷進去了,想站起來,太費力。他本來眼睛不好,手裡拿根棍,要從椅子裡面站起來,拿棍支著,還是半天起不來。有一次棍頭滑了,沒支住,他還摔了一跤,腰腿疼了十來天。
        第二件事讓他不高興,是北京飯店裡沒有炕,只有床,而且床是軟的,睡進去就出不來。他說睡軟床,渾身不對勁,死活睡不著。頭天晚上,浪了半夜,只好把床褥都搬到地上,才算鬆口氣,能躺下了。最後一件頭疼事,就是吹不滅燈。韓起祥眼瞎,不是天生,是三歲時候病的,所以實際上眼睛還是看得到一些亮光。陝北地區,直到我們下鄉插隊的1969年,農村裡還是都點油燈,老鄉們根本不知道電是什麼。
        韓起祥到北京,住北京飯店,房間裡白天開著電燈,他不感覺。到晚上要睡覺,眼前亮閃閃的,知道是點著燈,就趴在床頭上吹。電燈亮著,並不影響韓起祥睡覺,他反正只能見點亮。可是他心疼點燈的油,既然不需要,點個燈倒有啥用呢?所以他必須把燈吹滅,可是吹來吹去,腮幫子都要吹破了,燈卻始終吹不滅。床不舒服,燈吹不滅,坐也不是,睡也不是,那一夜確實受了罪,難怪韓主席第二天堅持要搬家。
        除了韓起祥,另外一個每講故事就讓我們笑翻天的老革命,是早年大名鼎鼎的楊步浩。楊步浩是我們李渠公社碾莊大隊的人,跟我們曹坪隔一架山一道溝,我們從李渠進城去延安,經過頭一站就是碾莊。可是楊步浩並不住在碾莊,他是延安王家坪革命紀念館的講解員,國家幹部。
        海外華人,現在年輕人,大概都不知道楊步浩是誰。四○年代,他可是延安中共根據地第一號勞動模範,毛澤東的私人老友。
        楊步浩先前在碾莊種地,1936年參加了共產黨,也是個老革命。四○年代初,他聽說延安軍民大生產,毛主席也要跟八路軍戰士們一樣,每年完成交糧任務。他就想,毛主席他老人家每天有那麼多大事要辦,怎麼有時間種地呢。於是他提出,自己替毛主席代耕,每年替毛主席交公糧。於是那年秋天,打了場之後,楊步浩趕著毛驢,到毛主席住地楊家嶺,代毛主席交了一石公糧。就這樣,楊步浩成了毛主席的私人朋友,經常見面聊天。
        有一次我在延安城裡走路,經過一個十字路口,道路當中站了一個小老頭,仰著頭,望著路邊百貨商店的那面大牆。我覺得奇怪,也扭頭去看看,原來那牆上畫了一幅巨大的畫,毛主席微笑地握著一個農民的手。那有什麼好看的?我時常經過,從來沒有注意到過這裡還有這麼一張畫。站在馬路當中的那個老頭兒,見我也仰頭看那張畫,便激動起來,喜眉笑眼,抬手指著,大聲說:「你看,毛主席接見的那人就是額。」我再對照著看看,還真不錯,真就是他。「額是楊步浩。」他自豪地說。
        1971年延安革命紀念館從北京插隊學生裡,嚴格政審,招了二十名講解員,其中一個是我朋友的女友。她到了之後,我們經常去看她,便也認識了楊步浩,常圍著他,要他講故事。在我的記憶裡,楊步浩個子很低,總是穿著一身黑布衣褲,冬棉夏單,頭上也總是繫個羊肚子白毛巾,典型的陝北老鄉裝束。他是長圓臉,面色棕紅,布滿皺紋,說話愛笑,一笑眼睛就瞇成一條縫。
        對於楊步浩講老年間他怎麼參加革命的事,怎麼每年替毛主席交公糧,怎麼給毛主席送人民救星的匾,我都毫無興趣。但是他講的幾次進京去看毛主席的經過,倒是至今忘不了。
        楊步浩說,解放以後,他要去北京看毛主席,從銅川到西安,是他頭一次坐火車。他說,火車那是個好東西,車還走著,人可以在裡面走路,身子搖都不搖。他還可以端著一杯水走來走去,水灑不出來。你說神不神?陝北老鄉沒見過火車,聽他這麼說,眼睛都睜得老大,不敢相信。問我們北京來的插隊學生,那不是對牛彈琴嘛?可楊步浩一輩子除了這些事,別的什麼都不知道,想講也講不出來。
        他說,火車到了站,他問列車員,北京到了沒有。列車員說,這是西安站,離北京還遠著哩。楊步浩不下車,說他要去北京看毛主席。列車員看著他笑,心說就你這麼個鄉下老頭子,也敢說去北京看毛主席?可是不管怎麼趕,他就是不下車,不停地說要去見毛主席。火車那是有班有點的,楊步浩這麼一鬧騰,就驚動了車站的領導。下邊這麼一級一級報告上來,說有個陝北老漢胡攪蠻纏,要去北京見毛主席。報告到省一級的領導,那就有當年在延安革命根據地待過的,知道楊步浩這人了。趕緊到車站,把楊老請下車,住賓館,好生招待,一邊給北京打報告,請示處理意見。北京回了信,請楊老進京。於是這就成了陝西省委一件重大工作,給楊老買臥鋪,還有個省委的書記自告奮勇,護送楊老進京,打算趁機沾點光,見見毛主席,至少是個可以討好上峰,封官晉爵的機會。
        西安到北京,快車二十個鐘頭,楊步浩享受了最高待遇,軟臥包間,一路沒斷過吃喝。到了北京,下了火車,陝西省委駐京辦事處早已派了車,在門口等著,二人上車,一直開到新華門口才停。那新華門是中南海的正門,平常只是做擺設的,極少人從那裡進出。可是陝西省委的人不知道,把新華門當成進口了。這新華門前,突然間來輛小汽車停下,把中央警衛團的人嚇了一跳,只怕是自殺炸彈,一群人急忙奔出來,把車團團圍住。
        陝西省委那個書記,到底見過世面,趕快給警衛們解釋,說是楊步浩老英雄來看毛主席他老人家啦。警衛團的首長經驗老道,他雖然不認得楊步浩,但聽他口氣蠻大,也不敢輕易得罪,就派手下官兵,先把楊老帶進傳達室,嚴密看管,向中央辦公廳報告了之後再說。同時命令陝西省委的書記立刻離開,新華門前不能隨便停車。那個書記只好坐車離去,白忙活一場,沒沾上楊老的光。
        楊步浩背著他的行李捲,拎著準備送給毛主席的幾個小口袋,裡面裝著陝北的小米、綠豆、乾菜,跟著走進新華門,在傳達室裡坐著等,警衛團給中央辦公廳打電話請示。沒想到,頭一個出來接待楊步浩的,是鄧穎超,周恩來總理的夫人。這下子可好了,鄧大姐領著楊步浩,在中南海裡逛,沒人敢攔他。
        他見到毛主席沒有呢?當然見到了,毛主席請他在自家吃了頓飯呢!楊步浩講那頓飯的情況,一個勁搖頭,說毛主席家裡的飯菜,都用那麼小的盅,那麼小的盤,那麼小的饃。他一口氣吃了八個饃饃九盅飯,可毛主席只吃一點點就停了。他可以肯定,毛主席他老人家包準沒吃飽,毛主席吃不飽飯,還怎麼能夠領導咱這麼大的國家呢?他就使勁勸毛主席多吃點,人是鐵,飯是鋼,為了給中國人民造幸福,他老人家可不能餓著。毛主席看著他笑,鼓勵他說:「楊老能吃,多吃點。」
        吃著飯,毛主席問他:「楊老英雄,我們一起照張相,你帶回陝北去,給老鄉們看看,好不好?」那還有不好的?楊步浩高高興興地答應了。然後一直惦記著這事,可是直到吃完飯,再也沒見毛主席重提照相的事,楊老心裡七上八下的,又不敢問。沒想到,毛主席送他離開的時候,就遞給他一張照片,說:「這是我們的合影,你帶回去吧。」楊步浩拿在手裡一看,真是他跟毛主席一起吃飯時的合影。沒見一個人,沒見一架照相機,怎麼就拍了照呢?還這麼快就印出來了。
        每次楊步浩給人講這段故事,他就從懷裡掏出那張照片,給大家看。他楊步浩進京城,在毛主席家裡吃飯,是真的,照片為證。
        楊步浩還告訴我們,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他又去過一次北京,可是沒見到毛主席,見到朱德委員長。他向中央報告說,陝北人民日子過得很苦,他自己都是吃了上頓沒下頓。所以中共中央就給陝西省委發了文,特別指定照顧老模範楊步浩,所以延安政府把楊步浩調進王家坪革命紀念館,做講解員,成了吃商品糧的國家幹部。
        1977年,延安因為水土保持工作做得不好,夏天發了一場特大洪水。我當時在延安劇團裡工作,早上起來,聽說發水,急忙登上高坡,就見延河裡的水洶湧澎湃,漫上堤岸,城裡人四散逃命,亂作一團。王家坪紀念館地勢比較低,幾乎就在河灘邊上,也被水淹了,後來知道楊步浩老英雄在那場洪水裡淹死了。而且聽說,他怕全家人被水沖散了,用繩索把家人都一起綁在家裡的柱子上,所以當時在家的人,他的老伴、兒媳和一個孫子,四個人都死在一起了。
        (原载《世界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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