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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美学

发布: 2014-4-10 18:30 | 作者: 张惠雯



        九月的某个夜晚,我和一位写小说的朋友走在北京的街头。迎面走来一群说个不停的西方人,这位朋友告诉我,他认为这些西方人过于吵闹,他们太爱表达,不懂得沉默的含义、沉默的美。的确,在社交生活中,一般的美国人把“害羞”、“内向”看成一种缺陷,甚至当成有待治疗的心理疾病。掩藏起来的美学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大概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小说会走向另一端:极简。极简有它的启示意义,但我并非极简的崇拜者,这就像一个人喜欢匀称的身段却未必追求骨感。
        无论是福楼拜的《三故事》、乔伊斯的《都柏林人》,还是契诃夫那些不朽的短篇佳作,其特点之一是纤秾合度,把最应表达的表达出来,应掩饰的则置于昏暗的沉默中,因此,它们才具有异常耐读的品质。在这些作品里,细心的读者会从词句里的蛛丝马迹、巧妙的隐喻和映照中发现未写出来的内容的存在,这部分未写出来却存在的内容并不比写出来的内容次要,它们就像绘画里的阴影和留白,与光亮的部分一起决定着作品的质感、深度和氛围。当我们沉默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在做另一种表达。
        我很喜欢爱尔兰小说家威廉?特雷弗所说的这段话:“如果把长篇小说比作一副复杂精细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短篇小说就是一副印象派绘画。它应当是真实的迸发。它的力量在于,它略去的东西,要不是很多的话,正好和它放进去的等量。”
        如果语言表达追求的是“意尽”, 那么在我看来,至少短篇小说并不服从这个原则。在说与不说之间、表达与掩饰之间、描述与暗示和隐喻之间,存在着那么一个点,作为短篇小说的作者,除了化炼词句,我们的绝大多数努力似乎就是寻找这个点,尽我们所能去接近它,从而使小说呈现出恰好的明暗度、匀称而又有血肉感的美。否则,小说就会面临粗鄙露骨或干瘪乏味的危险。
        契诃夫曾说:“好的、坏的,都不要叫出声来。”大概他早已发现,“忍住不说”对写作者来说其实无比困难。无论在他人的小说里,还是在自己的小说里,我多少次发现作者说得过多?而在我自己的写作过程中,我多少次要和“说出来”、“说清楚”做一番严酷的斗争?大多数时候,我失败了,我把应该删去的句子重新加到小说里去,唯恐人们体会不到我的用意,结果理应沉默的地带变得喧嚣,小说的美感被破坏了,矜持的艺术法则遭到破坏……我觉得我是在“删除”、“恢复”、“再删除”、“再恢复”中多多少少学会了一点儿忍耐的技能,尽管时至今日,我有时仍会把一些理应删除的废话当珍宝。
        我的小说里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我应该坦诚我确实没有编造充满悬念的故事的才能,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中的人与事、人在平静生活表面之下内心的风暴和曲折也更吸引我的注意,它们对我来说更敏感而富于诗意,也更易唤醒我的联想力。有时,别人告诉我一件小事或者一个小细节,我会听得着迷,如果他们告诉我一件波澜起伏、高潮迭起的故事,我反倒会不知所措。我想我只能当一个印象派的小说家,宏幅巨制对我来说是不适宜的。我是福楼拜、契诃夫、亨利?詹 姆斯和《都柏林人》的信徒,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宁愿让精炼的词语、细节和氛围说话,以便使人物突出,而非使情节突出。我的短篇小说常常缺乏情节,它更像是个随意截取的、现实生活与心灵生活交织的片断,对我来说,这个片断式的情节是一种真实,或者说,它是表达人的真实的一个手段。
        我喜爱的人物往往不怎么外向、健谈,因为在一个懂得适时沉默的人身上,我能发现更多的美和故事性。在今天的社会,最露骨地展示、最大声地叫嚷已成为吸引注意的普遍捷径,而我仍固执地要求我的人物为了美感而保持基本的矜持,这实在是个不顺应潮流的嗜好。可每当要求小说家为大众口味的改变而“改善”自身的呼声响起,我反而更顽固地想要守住自己的阵地。随俗从来不应是写作者的姿态。如果一个小说家不能影响读者的思维与感受,那么至少,别让读者轻易地改变了你。
        
        11月6日于休斯敦
        (发表于〈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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