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苏童的手筋在于，绳子时松时紧，绳结花样繁多。
苏童有个短篇不算出名，却很有意思，讲的是儿子的脚不安定，心喜远行，他梦到父亲要把自己的脚捆起来。后来，父亲似乎真要这么做而未做。父亲过世，他看见父亲的亡灵拎着绳子说，我要把你的脚捆起来。长篇《黄雀记》里，祖父在拍照时惊呼魂儿丢了，他四处挖魂找魂，被送进精神病院后还是挖。此时，绳子应运而生，攥在孙子保润的手里，他绑了祖父。待绳子再度大显身手，缚住的是十五岁的“仙女”……看上去，小说潜伏着爱情的可能。苏童的手筋在于，绳子时松时紧，绳结花样繁多。
伍迪·艾伦说过：“爱是答案。可是当你在等答案的时候，性会提出几个很好的问题。”保润对仙女的爱意和幻想，是朦胧的。想看电影，不顺利，想跳个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的“小拉”，她不肯。后来，本是柳生强奸了她，但在收买之下，她让保润做了替罪羊，锒铛入狱。《黄雀记》中性提出的问题确乎“很好”，因为它足够粗暴，它的解答方式，除了粗暴，还很龌龊。
性再次发问，已是十年后，仙女回返，身份是郑老板的公关“白小姐”。后来，她和台商庞先生游欧洲，意外怀孕，他自是不爱她的。这回的答案是粗糙的。进退为难之际，她有过一闪念：把这辈子交给柳生，而他躲开了。最终，在柳生的大婚之夜，刑满释放了一段时间的保润捅死了他。
十年，正正好，青春做伴。性给爱情提的问题，身体给灵魂出的“谜语”，都没有等来完好的答案。当然，这也是灵魂在给身体、给自己出谜语，提问题。
事实上，广义的爱在小说里也是稀薄的。
小说指向或击中的东西实是不少，而若沿着笔意再往深处远处探看，你又可能不够满足。
2
真正的黄雀，“其实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现实。”这思路，精准，宏阔。不过，文本中的时代和社会现实，不是那么精准宏阔。
从书中很是紧要的井亭医院说起，院长姓乔，院里住着郑老板、康司令，还有祖父等等。仿佛在说，代表人物可都在了：祖父，本应颐养天年却丢了魂儿；郑老板，有钱的弄潮儿，也进了精神病院；康司令，老红军老革命老领导，在精神病院里同样占了一席；一院之长，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如此设置，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却也透出一种简单化或符号化的倾向。具体的描写，同样值得细思量。像郑老板，他和姐姐，旗下最多时拥有二十多个洗浴中心，企业扩张，甚至买下越南两座矿山的经营权，富甲一方。一夜，郑老板闯进公安局，声称有人追杀他。“值班人员发现他浑身上下只穿了一条三角内裤，两只手腕则戴满了名贵的瑞士手表，问他为什么是这副装束，他说，来不及，来不及了。打开箱子检查，里面除了几盒避孕套，都是一捆一捆的人民币……指称杀手乔装打扮成美艳的按摩小姐，今夜就要伺机下手”。就这样，年纪轻轻，被姐姐送进了精神病院。在院中，郑老板是可以消费女色的，最嚣张时，三十位小姐来为他庆祝三十岁生日，而他的姐姐能拿着宝剑在院长办公室里逞威风。此外，乔院长让柳生在医院的水塔内为郑老板设立香火庙，请菩萨；康司令能持枪、开枪，并曾用枪指着乔院长……可怜的精神病院成了作者的实验基地，郑老板和康司令更像是被断了根、植入精神病院的奇葩景观，而不是活生生的个体。
网友吐槽，“小说中有很多情节很是别扭，还不如男一号保润打的绳结顺畅”。有记者问及，苏童坦言：“我无意再现人们眼中的现实，写实的外套下或许有一件‘表现主义’的毛衣，夸张，变形，隐喻，这些手法并不新鲜，只要符合我的叙述利益，我都用了。”写实好的，表现也好的，问题就出在，“外套”和“毛衣”结合得不很融洽。《黄雀记》有一种静悄悄的野心，大的框架是现实范儿，细节和细部的刻画亦属谨严，而那些过于戏剧性的桥段，就仿佛不速之客，虽然推动了情节、增加了可看性，但终究是一种破坏性的叙事。
另有一些情节和叙事的逻辑，也欠说服力。第一页便说祖父曾自杀，就五个字，“突然活腻了”，后来，丢了魂，作者安排他不止一次赞叹“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用意深沉而浅白，莫非社会之凶猛，真这么容易揭示？保润的母亲似乎天生狭隘，容不得祖父年年去拍照，对老公情分亦有限，最后，还放弃了保润和香椿树街上的家。仙女，幼时被领养，后来被强暴，那么，她是否必定走上靠身体吃饭这条路？上述角色，无不屈从于作者的意图，少有鲜活的内心流转。小说家理想远大，手段高强，但对于笔下的人物，还是要更感同身受，更体贴入微。苏童赞赏过福楼拜的伟大，“他不光是在一个单纯的平面上写人性，另外一方面，他兼顾到了社会对一个心灵的影响。”看来，对经典的研习或感佩，与自身实践还是有些距离的。
这种期许和文本、虚构和现实之间的缝隙，可能另有一些缘由。早就有人注意到宿命在苏童小说中的位置，王德威说，“苏童一辈的作者从不积极探求死亡之所以发生的动机。宿命成了最好的借口”“但就算是最具有‘时代意义’的题材，也常在他笔下化为轻颦浅叹，转瞬如烟而逝。”如果说，王德威的评析，包含着对同辈尤其是先锋作家创作特点的思考，那么，葛红兵则以鲁迅等启蒙作家为参照，认为鲁迅写人物命运是注重社会原因的（有时也值得检讨），“苏童常常不能为自己笔下的人物的遭际提供一个社会性的解释，苏童笔下的人物常常是宿命的”。整体上，两个评论家颇为欣赏苏童，但他们都轻轻地点到了同一个弱项。当然，我丝毫不否认宿命是一个强力的存在，体现了人在天地间的一种根本性欠缺和走向，也促生了包括苏童小说在内的众多优秀作品，不过，在宿命之外还有看不见的手，尤其是在时代的发展空前汹涌诡异之际，对社会性因素的捕捉和处理，就尤为考验作者的思想力，以及叙事功夫。
也不是说社会因素介入了就行，而是要和叙事打成一片，并有所“焕发”。比如，香椿树街开了时髦服装店，河里漂着工业油污，上部提及邓丽君、朱明瑛和程琳，下部写到田震、那英和王菲，都更像是符号性的点缀，未能很有效地参与叙事、提升叙事。
3
小说里，关于谁是强奸犯的真相是被遮蔽的，纵是受害的一方，也不曾誓死捍卫名誉与自由。同时，也看不到真正的怜悯。强奸者柳生，没有真心悔过，也没有得到安宁；担负莫须有罪名的保润，决计复仇，一再延宕，到底还是出了手，等待他的是法律的惩罚；没有宽恕，没有解脱……这是另一种“活着”：一边互相伤害，一边苟且偷生，带有伤害的苟活，带有苟活的伤害。人们忍着受着，人们以暴制暴，传统的道德，现代的法制，统统乏力。抑或，这正是它们发挥作用后的结果。
在此间，信仰也是混沌的，有人似乎笃信基督教，有人在想上帝和菩萨谁大，有人就知道巴结财神爷……这曾是一个最讲究人与人关系（仁）的国度，如今却不知该如何与别人相处，又如何与自己的历史相处，现世不得安生，未来不得而知。
苏童把一个问号，打在了新生儿奇异的红脸上。祖父丢了魂儿；父辈要么无能，要么自私；三个青年人都是受害者，也都是施害方，他们的青春被撕毁；徒有“怒婴”，依偎在似乎长生不老的祖父怀里，其母可能明天回来，可能永远不再回来……几乎所有人都是失败的，败给了原始的本能和现实的欲念。就书写失败而言，这是小说中最为成功之处。
此刻，我仿佛也看到有个亡灵拎着绳子，说起宿命，说起遗憾。于是，不禁联想到里尔克的诗行：
我们与之搏斗的，何等渺小，
与我们搏斗的，大而无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