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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偷车记

发布: 2013-10-17 15:35 | 作者: 田沈生



        “什么?老田偷汽车被公安局抓了,真的吗?”我还没有回到学校,这消息已经在一些同学中传开了。尽管有人难以相信,可从驻校军宣队哪里传出来的消息能有假 吗?所以,我一出现,许多人感到十分惊异。原因其实很简单:一来那年头儿会开汽车的人极少,二是在人们的印象里只有一些颓废的老兵(指学校里最早那批红卫 兵)才能干出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来。像我这样平时看起来还算是文质彬彬的人,怎么可能呢?好奇心使几位有点交情的同学私下里追着向我打听实情。
        “没错,是我。”虽然多少有点不好意思,我还是低声坦诚这事,紧接着声明事出有因。现在看来这理由实在有些荒唐,可在整个社会都在疯狂的文革期间又有哪件事不是荒唐透顶呢?
        简单地说,从小在一个学院里一起长大的铁哥们李弟(北航附中)的表哥在长春两派武斗中被对立面抓了,他表哥平日里好狠斗勇,又是个不小的头头,据说为防止他 逃跑,当即被砍断了脚筋。李弟闻讯,发誓要去救他出来,为此想要学会开汽车。于是,他找到宋兄(石油附中),也是我们的发小。此人虽说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出身(50年代举家从美国归来),文革初期却与一帮老兵打得火热,听他自己说出于好玩和刺激也参与过一些打砸抢的勾当。那时他似乎很“忙”,我们很少接 触,偶尔在院里见到,他也只是边骑车边摆手,匆匆而过,像整日有忙不完的大事一样。还有一次老远见他骑一辆大摩托车急急驶出学院大门,那年头儿这种摩托只有公家才有,鬼知道他是从哪儿弄来的?后来他告诉我,就是那段时间,他不仅学会了摩托,汽车也会了。宋兄豪爽,李弟的事当即答应下来。他知道我在江西武斗时也开过几个月汽车,决定找我当帮手。
        那是1967年的10月,文革进行了一年多了,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 总是说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可是,各省市两派夺权斗争愈演愈烈,武斗不断升级,死伤无数。据说西南地区的大炮和坦克也出动了,连军队也真刀真枪地干起来了。在江西,我亲眼看到从山东派来的部队与江西军分区的士兵对垒;目睹冷藏车箱里一具具血肉模糊的尸体;最震惊的还是两位熟悉的同学命丧南昌城外的乱枪之下。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在瞬间消失了,使我如梦方醒:生命属于人,一生确确实实只有一次。玩什么都好,命可不好玩。于是,我扔下冲锋枪和吉普车,夹杂着对死亡的恐惧,逃回了北京,回到了学校。
        那时,军宣队已经奉命进校,声称要复课闹革命。无奈一年多的革命搞得学校早已是一片狼藉,人心涣散,师生派系纷争,山头林立,各自为政。想要他们重新走进课堂,恢复以往秩序,谈何容易。复课迟迟没有下文,除了无休止的派仗,多数学生无所事事。
        文革中常说的一句话: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似乎破与立都是很简单的事。其实,傻子也明白炸掉一座楼不消一天的时间,给你100天也未必盖得起来。 可当人们一旦狂热起来,总是会干出比傻子还傻的事,而且还没有丝毫的觉悟。何况那时的许多事,包括打砸抢甚至武斗杀人都是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的,不但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还有可能成为标榜“革命”的资本呢。现在想想,在那场所谓的革命中有几个人没干过一些骇人听闻的蠢事呢?
        言归正传。听他两人一唱一和,加上刚学会开车,瘾正大,手也痒,再说闲着也是闲着,我想也没想,点头答应。
        
        人齐了,接下来是去找一辆车。说找是为了好听,其实就是去偷。不过,这偷好像有行侠仗义的支撑,心安理得。可要说真偷,从前没干过,心里确实没底。实践中,这方面颇具“经验”的宋兄,胆识果然比我高,想不佩服也不行。
        去那里找车呢?那时私人没有汽车,只能打公家的主意。虽说我们学院里就有汽车组,车辆道路各方面也都熟悉,但父母都在这里工作,万一出了事不好交代,弄不好还会连累他们。我想这就是自古以来“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原因吧。宋兄有“前科”,懂得操作程序,已经提前踩好了点儿: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那里一排车库,大门日夜不关,重要的是里面有几辆新手最容易操作的小吉普。计划就这样定下来,午夜时分行动。
        那是一个秋日的夜晚,不是月黑风高,相反凉风习习,皎月如昼。李弟不知是胆怯还是真的像他说的家里有事,始终没有露面。我跟着宋兄蹑手蹑脚地摸进了地物所的车库。头回干这事,不免有些慌张,心在突突地跳。于是屏住呼吸,悄悄站立在黑暗中,尽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同时想听听周围有没有什么动静。车库一边的值班室灯亮着,里面传出了均匀的鼾声。“没事,动手吧”宋兄对我耳语。我轻轻打开吉普的车门坐进去,开始拆卸车锁,连接电线,紧张地忙活着。宋兄则站在一旁为我放风。
        突然,宋兄一手将我按住,低声说道:别出声!只见几条黑影飕飕地从外面闪了进来,径直向我们奔来。坏了,被发现啦!我的头“嗡”的一声大了起来,浑身瘫软,整个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对接下来发生的事几乎失去了片刻的记忆。“快,接着干!”宋兄的低语才使我回过神来。我莫名其妙地看着三个陌生的年轻人在宋兄的指挥下,悄然无声地帮我们将吉普推出了车库。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说来好笑,在我俩钻进车库的时 候,这三人也在外面,躲在松墙后面观望,见我俩没事,他们现身了。经过与宋兄简单的对话,知道他们是北大附中的,原来他们也是在打这里汽车的主意。素不相识,不约而同,两伙盗贼竟然在同一现场相遇,简直是天下奇闻。更有趣的是在黑暗中,双方达成互助协议:先帮我们将车推出门外,车头向东,然后我们帮他们将另一辆吉普和三轮摩托推出,头朝西,约定击掌为号,同时发动。
        谁知,他们不守信誉。我们刚回到车上,他们的摩托车已经划破宁静的夜空,大声地吼叫起来。吓得我一身冷汗,急忙发动,加油,吉普车呼啸着冲了出去。我一面开车,一面紧张地向后张望,看到确实没有什么动静,这才放下心来。 那边宋兄竟哼起了小曲,十分得意行动圆满成功。
        接着,我们兴高采烈地穿三环跨二环,直奔长安街。三更半夜,人静车稀。在那又直又宽的路上来回狂奔,直到过足了瘾,才悄悄地开回了家住的大学。那晚,两人就猫在车上眯了一觉。第二天上午,叫上李弟又出发了。
        这回,我们的目的是十三陵,那里路宽车少,便于教学,顺便也想到那里玩玩。怎知,到了才知道,文革时期人们都在忙于革命,游山逛景属于资产阶级情调,定陵早就关了门。不过,因为有车,这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兴致,我们轮流“坐庄”,不停地穿梭在各个荒芜的陵园之间,左盼右顾,不亦乐乎。
        常言道乐极生悲,一点不假。疯够了,在回家的途中,车开始断断续续地“放屁打嗝”,最后干脆熄了火,停在了离昌平不远的公路边上,再也发动不起来了。离家还远,这可怎么办?三个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围着汽车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
        不多时,一辆对面行驶的吉普停下来,从车上下来两个人,关切地问我们出了什么事,又主动帮我们检查发动机。“没问题,就是汽油没了。”其中一位一边擦手一边微笑着对我们说道“你们等着,我们有油票,到前面油站加一桶油回来,你们就可以上路了。”我们一边不住地道谢,一边暗自庆幸遇到了贵人。
        万万没有想到,他们不仅带来了汽油,也领来了一辆警车。
        原来,中科院地物所发现一夜之间竟有两辆汽车和一辆摩托被盗,事关重大,一大早就派出了几辆车在京郊几条主要公路上紧急搜寻。最先发现三轮摩托侧翻在离中关村不远的沟里,随后又在八宝山附近找到撞在树上的吉普,最后才发现了我们。见我们三个人高马大不是对手,两人暗自商量,先把我们稳住。事后,那位司机才对我们讲出了实情。不过,他表示打死也不相信我们是两伙互相不认识的盗贼共同作的案。
        在昌平县公安局,我们耷拉着脑袋,对偷车事实供认不讳。不过,至此也不忘强调偷车的理由。更没想到的是,文革时期的警察可能是见惯了打砸抢,对这类偷车事件并没有放在心上。况且,车又没损坏,仅仅用光了汽油,所以简单做了笔录后又打电话给我们各自学校的军宣队,通知他们来领人。以后的几个小时,我们一声不吭,老老实实地在冷板凳上坐着。下班的时间到了,那位做笔录的警察才过来,略带遗憾地说:“他们不来了,你们走吧。”
        “这离家几十里,他们不来,我们可怎么回去呀?”李弟有些着急。
        “怎么着,我还得派车送你们回去?!你们有本事偷车就没本事回家?!真不想走的话就送你们去拘留所。”见这警察一本正经,我们几个撒腿就跑。
        如今,想起来挺可笑的,那时天色已晚,回北京的长途车已经没有了,我们三个人饥肠辘辘,在空旷的昌平县城里漫无目标地游荡。最后,用身上仅有的几毛钱买了一些最便宜的烤红薯,分而食之。三人围坐在尚有余温的红薯烤炉边,度过了有生以来最难忘的一晚。
        那年,我们都是十九岁。
        
        后记:
        
        大约半年以后,李弟的父母(均为大学教授)在清队运动中先后含冤自杀,他与未成年的妹妹,年逾八十岁的爷爷被强行遣返农村老家;宋兄因“打砸抢”前科被造反派组织穷追猛打,险些入班房,仓惶逃往山西插队;一年多以后,我到陕北落了户。
        如今,四十五年过去了。李弟早已被落实政策,回到北京,宋兄在美国,我在澳洲扎了根。有时,我还不经意地想起北大附中的那几位素未平生的“贼”朋友,不知撞车后有没有受伤?如果他们有机会阅读到此文,能否回想起年轻时代的荒唐举动?已经步入老年的我们是否应该让下一代知道,中国在文革动乱期间所发生的那些离奇故事?
        2011年9月18日於悉尼
        
        

最新评论

删除 引用 Guest  post at 2015-8-16 14:44:24
文革使一代人失去了信仰!
删除 引用 Guest  post at 2014-8-29 12:59:13
严打是在邓小平复出的1982年,确实有很多人走进了枉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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