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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老师的名字从莲露的叙述中跳出来时，莲露在诊所的疗程已经过半。
莲露持续回避面对当年在上海遭受舅舅性侵犯事件的细节和受创后心理状态的辨析，她的表现清楚地显示出治疗阻滞点就在这里。而在这时，我意识到自己在诊疗过程中倾注的同情开始愈发地个人化了，我明显地意识到我其实根本无法对另一个病人倾注同样的热情和耐心，这令我开始担忧。在莲露又一次带来多项空白的治疗问卷时，我向她提到她可能要面对转看其他心理治疗师的选择。
莲露的表情有些意外。她没有立刻回应，盯着我，嘴巴微张着，嘴角上翘的线条让她看起来在微笑。她那天穿着一身铁灰色衣裤，看上像坐在谈判桌边的女强人。我给她盯得有些不自在，侧过脸去，看了一眼窗外，深秋里的枫叶已挂出的一 树金红。
莲露将问卷拿回去，低头看了看，又放回来。她的手势有些轻慢，卷子象是给甩回桌上。所有的问卷，我都认真读过，想过的，她的声音里有在她是罕见的坚定。我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耐心地说：那么是什么妨碍了你回答这些问题呢？要知道，认真回答这些问题是治疗的核心步骤。这些问题不是随手拈来的，是认知行为心理学临床实践经验的结晶。它们会帮助你梳理自我心理的认知和情感，比如自责，负疚，缺乏安全感，不稳定的情绪，深度的悲伤，处理两性关系、婚姻关系的困难，是不幸有过你童年遭遇的人在成年后会遇到的典型问题。设想你在海里冲浪，若想不被巨浪吞没，你得驾驭好滑板，从风口浪尖穿过。要冲进浪里，才能冲出来。如果你只是躺在小舢板上——我没有躺在小舢板上，莲露打断我，眼睛往我身后墙上那幅巨浪照片扫了一眼。
你请继续——我看着她，点头说。她斜一眼台面上的问卷，说，我虽然没有怎么回答这些问题，可我是都认真看过，也想过。所有的问题，就算是我没有回答的，我都仔细读过。
莲露盯着我，说，你肯定觉得，我最后一次在上海遭遇的事情是问题的关键。可我想过了，其实那件事我已经放下了。我马上说，当然没有，你是一直强迫自己忘记，比如我们现在谈论它，你甚至都是用“那件事”，“上海那次”这样的话语，你甚至无法将舅舅的名字跟那件性侵事件联在一起说出来。你掩着耳朵，可那只铃仍随着你的移动不停地响。你得将那铃摘下来。刚说完，我就我为自己的武断和说教感到了后悔。我还意识到自己的嗓门提高了，情绪也显得急躁，仿佛在竭力说服莲露。
莲露愣在那里，皱着眉，微眯了眼睛，像是刚从暗房出来，一下还不适应室外的强光。我冷静下来，等她的反应。她摇摇头，说，不对。我的问题不在过去，而是在眼前。我要解决的是如何处理眼下的问题。说着，她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着难以描述的温和。
嗯，你说了解铃——她又说，那个铃是解下来过的。 朱老师是解铃人。只是，突然有一天，系铃也是解铃人。说到这里，她斜来一眼，苦笑。她的脸色在明亮的屋内显得有些苍白，跟平时丰润的气色很不同，在一身铁灰的映衬，显出平日里少见的憔悴。
莲露在后来的叙述中，一直用“朱老师”称呼她的丈夫。在福建三明长大的朱老师，八三年春天从北师大毕业后，分到当时是电子工业部直属的桂林电子工学院教书。莲露高中毕业时，母亲说自己一生见多了，觉得还是学门技艺扎实，将来能够安稳过日子。莲露考大学报志愿时，心下知道上海是再不能提的，就报了一串广州的院校。母亲死活不允，老师来做工作也没用。莲露跟母亲争执起来，母亲夺了她的笔，说，她不能让她再独自离家，弄不好不知再弄出点什么事来，还是在身边看着放心。莲露听母亲说到这里，不敢再吱声，顺了母亲的意思，轻松地考进桂电无线电技术专业。
莲露在大二第二学期修《概率论及数理统计》课时，成了朱老师的学生。朱老师黑瘦，个子不高，戴副厚厚的眼镜，当时已年近三十还是未婚。他平时话很少，也不怎么笑，但一上讲台就像换了个人，能将枯燥的内容讲得生动有趣。他的课堂上常爆出活跃的笑语声。朱老师比莲露整整大十岁，曾下乡插队十年。做为老插，他不修边幅的经典故事是，他上讲台时总会换上很新的确良衬衣，可一转身写黑板时，大型阶梯教室里近百名学生，常能清楚地看到他里面穿的背心后面一个个洞，有些竟有碗口那么大，引得女生们一阵骚动，不停窃笑。
莲露在校园里很安静，很少跟同宿舍女生一起行动。她早已说一口道地的桂林话，就是跟母亲在一起，她也不说上海话了。她随着桂林城里女孩的时尚和打扮，再也不觉得自己是这个小城的外人。偶有同学穿来家里人出差上海买回来的时装，莲露总会多看几眼。那些来自上海的花尼龙面料衣裙、中长纤维的春秋格子面料，上海传过来的燕子领、A 字裙、蝙蝠袖、直统裤、坡跟皮鞋，对她来说都是时髦玩意儿，她兴致勃勃地看着，才想起自己早已不再是同龄人中引领潮流的人了。她喜欢自己成了一粒融入她们池塘里的盐，而不是浮生在水面的莲花。
那时校园里正时兴跳交际舞，学生食堂一到周末就彩灯闪闪，开着一场接一场的舞会，却从来不会有莲露的身影。她在学生食堂碗架上的碗里，常会出现男生约会她的字条。她总是悄悄地将它们取出塞进衣袋，到没人处撕碎扔掉。他们写来的信，她也总是没拆就处理了。不是因为学校规定在校学生不可谈恋爱，她就老实听了，只是她看着那些一头墨黑头发，满脸青春痘的同龄男生，心里会不耐烦。她试过跟他们去打球，爬山和郊游，却没法集中精力听他们说话，她想自己其实比他们老了一辈，她的知音是比她更老的人。后来，晚自习出来，再在楼梯口再遇到等她、堵她的男生，莲露连客气也不讲了，拉了脸甩开他们就走。
莲露第一次去朱老师的辅导课时，已近结束。见莲露进来，两个原已背好书包站着跟正在收拾东西的朱老师说话的外系女生便停下来了。朱老师顺着她们的目光望过来，看到莲露，表情有些意外。莲露轻声叫了声“朱老师”，心跳竟加快了。朱老师看看表，微低下头，从眼镜上方看出来，说，你是莲露？——没等她回答，正要离去的两个女生“噗哧”笑出声，说，她是我们的校花。莲露第一次她听到人说自己是校花，而且是在这么严肃的朱老师面前。她斜着眼轻声嗔道：说我是个笑话吧？那两个女生一听，吐吐舌头，赶忙离开。
莲露尴尬地站在那里。朱老师摆摆手，说，嗯，你有什么问题？莲露告诉他，自己对一些概念不是很理解，有几道作业题解得没把握。朱老师让她坐下来，自己却站着，让她将不会做的作业题用自己的语言讲述出来，在她讲述的过程中，不时点拨几句。莲露发现自己磕磕巴巴地讲着，在朱老师的提示下，很多概念变得清晰起来了。朱老师微笑着点头，说，就是这样的。当你能将习题用自己的语言说明白的时候，你就真懂了，解题的办法也就顺理成章地出来了。你就这么练。拿到题目不要急着去解，先吃透题目要你做的是什么，里面牵涉的概念不清楚的话，再回去看书，就这么简单。莲露仰头听着，觉到一种久违的安心。她和朱老师一起从教学楼的台阶上走下来时，校园里已到处是晚饭前锻炼的人们闹腾的欢声。
莲露开始经常出现在朱老师的辅导课时段。她通常在课时将要结束时出现。这时大多数学生已离去。她跟朱老师聊着，作业基本就当场做完了，教室里没人时，两人也聊些闲话。朱老师很少说笑，却很耐心，不管她说什么，他总是一副全神贯注的样子在听。朱老师给她讲些他十年的插队生活。从他们翻山越岭串访知青点寻读禁书、养鸡放牛、耙田种菜、偷鸡摸狗，到如何爬上牛车赶往公社所在地参加文革后的第一届高考，莲露都听得津津有味。那是她的同龄人，甚至家里的辉哥他们都不曾有过的经历。莲露的戒备慢慢松懈下来。听朱老师讲他福建家乡生活习俗的不同，她也会谈起自己童年时代在上海的生活。两人再对比桂林市井生活跟各自背景的不同时，竟有了知音的感觉。
朱老师的课程结束后，已是大三学生的莲露，在专业基础课里遇到与数理统计相关的难题时，还会想到去找朱老师请教。一来二去的，他们就有了些课外的交往。到了暑假，朱老师因为要备考研究生，没回老家三明。他们有时就约了一起去市里逛逛书店，到学校后门外小街上的大排档吃饭，还一起看过几场电影。若是约在朱老师住的单身宿舍楼下碰头，朱老师总是按时出来，从未邀她到楼上他的房间里去看看。这让莲露放松下来，发现自己已很久没能这样轻松地跟男性独处了，心下对朱老师更亲近起来，再遇到什么烦心事，第一时间想到的总是要找朱老师去说，虽然她并没有那样做。
朱老师告诉莲露，他生活的短期目标是争取继续深造。不是报考中科院的研究生，就是争取去美国留学。莲露听了有些吃惊，想朱老师都三十岁的人了，应该考虑成家的，又没好意思问。待莲露进入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阶段，朱老师也已报考教育部的公派留学生，业余时间都花在英语强化训练上，他们的联系就少了。
莲露毕业后，分到市郊三里店的无线电元件厂，开始了早出晚归的上班生活。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她突然收到一封本市来信。莲露一眼认出朱老师的字，赶忙将信拆开。朱老师在信里说，好久没见面了，挺挂念她的，希望她喜欢她的工作。他刚从南宁考试回来，可以松口气了，想请她周六晚上出来，一起去中山路上的“漓江人家”吃个晚饭。朱老师最后强调，请她务必要来，他有些重要的事想跟她谈。直觉告诉莲露，朱老师肯定考取公派留学了，隐隐地，又感到那“重要的事情”跟两人的关系有关，这让她心里有些不安。
请你具体一点。我在莲露转开话头之前，截住了她。她看着我，苦笑着说，还不够具体吗？我真地很感激你在整个过程中对我的耐心。我笑了笑，说，关键处要不厌其烦。比如，在你预感到朱老师要跟你提及两人关系的时候，你为什么感到不安，而不是兴奋，或者盼望，哪怕是紧张？是你不喜欢他，想拒绝他吗？还是其它的原因？
当然是因为上海的往事。她轻声说。舅舅性侵那件事，这时让你感觉不安——我说。她的眼睛快速地聚焦，盯着我。我说的对吧？我问。她又些不情愿地点点头，想了想，又说，应该比这更复杂些。我说：好，你请接下去。
莲露到了高中，成了重点中学尖子班的学生，课业繁重，自己又特别好强，满门心思都在准备高考上，舅舅已经很久不曾在她的脑子里出现过了。上了大学，外国电影《苔丝》来了；男女青年分分合合的故事成了报上的热门话题；青年杂志热烈讨论起非处女问题，从这个话题，又争论到贞操，保持纯洁或被玷污，连篇累牍，令人心惊。莲露觉得自己明白了为什么当年母亲会警告她说，如果她将自己在上海舅舅那里经历过的事情说出去，迎接她的会是千刀万剐的命。
有天夜里，熄灯铃响过后，莲露同寝室的女生又为刚从报上读来的曾遭强暴的女青年的来信争论起来。那女青年在信里说，当年她遇到了现在的爱人，便向他坦白了自己的过去。他对她说，你只不过是被疯狗咬了一口，我怎么会因此而离开你？女孩子们为那个女青年感到庆幸，又说，所以一个女人的纯洁是很珍贵的，因为它一旦失去，就再也无法找回。莲露躺在黑暗的蚊帐里竖着耳朵听到这里，忽然苦笑了。无法找回的东西太多了，外婆那个有外公的家；外公一生经营的公司和工厂；母亲迷恋过的越剧舞台，上海……都是说没就没了。青春，生命，哪样不是一去不复返？反而是那个所谓的纯洁，却未必。好比外婆，她就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外公将她从欢场赎回，给了她一生最美好的时光。莲露在那个夜里，明白了她要等的，就是自己生命中的贵人。
莲露再看到年轻男生们争论“苔丝”时的激动，心理上对他们就更疏远了。看这些连女生的手都没有拉过的大男孩，在那儿为爱情的“纯洁”争得青筋暴跳，她就想，“疯狗”那样的词，倒真是他们能想出来的。她很清楚他们不是她在等的人。跟朱老师走近后，莲露一路是欢喜的。但直到收到朱老师的信时，莲露还不能肯定，朱老师会不会是她在等的那个人。
莲露来到“漓江人家”时，朱老师已经等在二楼靠窗的卡座上了。远远看到她进来，他站起来向她招手，表情有些紧张。朱老师那天穿一件崭新的蓝底红细格的的确良短袖衬衣，转过身时，莲露发现那里面的背心没有一点破绽。她微微笑了。莲露那天穿了一条粉红色镶白色荷叶边的尼龙连衣裙，白色高跟皮凉鞋，剪着那时流行的山口百惠式短发，看上去还带着十足的学生气。欢迎欢迎，我们年轻有为的女工程师呢！朱老师将她往卡座里引，笑着说。还差得远呢，一年试用期满后，才能转助工呢，莲露笑着答，落下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