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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冰:中国,一个对焦的过程

发布: 2013-3-07 19:08 | 作者: 木叶



        那天,徐冰正在沪申画廊准备名为“地书”的个展,一册一图,一台一板,谨严周到。随意聊了几句,后干脆旁观他和助手或朋友交流、布置。人一一散去,转至近旁的办公室,他一边吃迟到的晚餐,一边回答我的问题。
        纸本书《地书:从点到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4月出版),从头至尾没有一个传统文字。纯粹依靠符号与标识,白领“黑先生”一天二十四小时的故事给现场直播了出来。我递过书,他写一个篆字“木”,在右角画一片叶子,再画一副标志性的眼镜,并注上日期,这便是他的签名了。别过,出门,夜色已深。
        徐冰早期有一幅素描《大卫》,靳尚谊先生一度认为是中央美院建院以来最好的。后来,徐冰生造了四千余字,写成一部《天书》,问世之初,在国内颇有争议。1990年,他赴美,在随后的展览中广受赞许,有人还拿德里达的时髦理论来解释。也许是海外语境之故,他又自创“新英文书法”等。
        去国十七载返国,出任中央美院的副院长。有人纳闷:“金刚”回国不新鲜,怎么还进了体制?在徐冰看来,限制也可能是能量。
        当代中国,凶猛而魅惑。“你必须要跟这个时代的问题发生关系。”而今,他以自己的方式翻译中国,创意中国。“好的艺术家其实都是思想型的人。”他亲近远方,留意民间,从禅宗中亦有所悟。《鬼打墙》、《何处惹尘埃》、《凤凰》、《木林森计划》……他的作品强调“艺”,也信赖“术”。在艺术家里,他的文字也有些特别,如《愚昧作为一种养料》,如《东村7街52号地下室》,亦拙亦旺盛。
        斯人沉挚,对当代艺术乃至艺术评论却也不无酷评,且引来不少针对自己的批评。有意味的东西总是在风中。 
        
        从《天书》到《地书》
        
        木叶:一般标识就是一个提示的符号,而徐冰先生把它变成一种叙事,你在用符号讲故事。
        徐冰:我过去20多年在国际上走来走去,在世界各地有很多展览,很多时间在飞机上和机场度过。机场很无聊,不愿意浪费时间,所以就琢磨那些标识呗,发现它们被设计得很有意思。机场和飞机上是使用标识最多的地方,因为最国际化,尽可能少用传统文字。有一天,我看到口香糖包装纸上的标识,意思是你吃完了要把胶状物包起来,扔到垃圾桶里。它用五个标识(如果算上两个箭头),就可以讲一个小故事。我那时候对标识已很感兴趣,就有些敏感,我想,用成千上万的标识完全可以写一个长的故事。
        木叶:最后,《地书》用图形用标识代替文字来讲故事的初衷,完成了百分之多少?
        徐冰:到目前为止完成了第一阶段的百分之百。这本书翻译成中文,有15000字左右。而且这不是我们翻译的,是在台湾有很多人参与翻译的。现在这本《地书:从点到点》是新修订版,比过去表达得要准确多了。有歧异的地方不多。
        木叶:中国人从头到尾看完,会不会和英国人或法国人对这个故事的领悟有所出入,或在什么地方容易有出入?
        徐冰:我觉得基本上可以说是零出入。你要认真看就可以明白。我前天刚从伦敦回来,发现在伦敦用的很多标识跟《地书》里完全一样,全世界用的标识,特别是大城市都很接近。实际上很多标识都是从网络上取下来的,是通用的。包括“黑先生”打开煤气灶的这几根火苗,在伦敦在纽约和在北京是一样的;包括飞机洗手间里说不要把杂物扔到马桶里,我一看就知道是拼出来的标识,我知道那只“手”是从哪个网络上下来的。
        木叶:真是很有心。这些标识像是“世界语”了。这15000字,出版方简介说是一个白领一天的生活状态。
        徐冰:对。是24个章节,一小时一个章节,讲这个人“黑先生”从七点起床,八点出门,九点坐在办公室里……这个书的第一个标识是一个“·”,被放大,放大,开始出现了世界。到书的最后一个标识还是回到一个“·”。他第二天早上六点多钟的时候,睡不着了,开始玩游戏。游戏里他很成功,忘乎所以,这时闹钟响了,七点了,他又要起来了,他回到现实中。手机又响了,是老板的,他得工作了(笑)……
        木叶:配合这本书还做了一个字库,输入中文出相应的标识,输入英文也行。想法很有意思。但是,我有一个疑惑:如果这件事换一个人来做呢?比如,艺术家杜尚把一个小便池命名为《泉》拿去展览,这是一个艺术行为和艺术作品。就这个“地书”而言,如果不是徐冰做的,换成另一个人,结果是否相同?
        徐冰:作家格非对《地书》特别有兴趣。他写了一段文字:“《地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阅读的直观和交流的便捷,作为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它所提供的丰富细节、复杂而细腻的情感以及高度抽象的哲思令人震惊。《地书》的写作,让我们看到了语言重返自然的可能性。”但这段话最终没有用在书的推荐辞里,因为全书从目录、正文到版权页没一个文字。如果说格非用这些标识写了一本书,别人可能认为是一个文学作品。那我是艺术家身份,我写这本书,并在画廊展览,别人会觉得是一件艺术作品。事实上,我很喜欢我做的工作的不确定性。你可以说它是一本小说,也可以说是一件当代艺术作品,还可以说它是一个对语言文字进行实验的工作。“地书”与象形文字其实有关,属于一种当代的象形文字。
        木叶:像甲骨文一样,日就是象形,山也是,只不过那是自然的,这个《地书》是人为的,城市化的图像标识居多。
        徐冰:本质上一样。人类文字初始,使用的多是象形符号。包括很多拼音文字形成之初,也是带有象形性的。后来分流了,拼音文字就以发音的节奏为主了,这是因为大部分语言都是黏着语,靠音尾的变化控制词义。中国人祖祖辈辈沿用以象形为基因的,一个符号对一个音的文字,因为汉语的发音几乎是仅有的单音节构成的发音系统。为什么我说今天是新一轮象形文字的时期,是因为由于网络,全世界在一起工作;再一个,是因为国际市场;还有一个是生活的标准化和全球化。所以,我们使用的东西趋于一样,人们看到可乐这个红色波纹和易拉罐,就知道它是什么。
        木叶:《地书》这个名字是和20年前的《天书》相对应的。我个人认为,这个作品其实更像“人书”。
        徐冰:(笑)嗯。《地书》是相对于《天书》而来的。这两本书截然不同,它们使用的形式、语言都很不同。但这两本书有共同的地方。
        木叶:说到《天书》的时候用了一个词叫“荒诞性”,就是说这个东西作者自己也无法解释它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地书》,可能很多小孩一看笑脸的标识就知道什么意思。有人用了“出世”和“入世”来形容,或者说《天书》是哲学性的,有点儿形而上,《地书》是人间烟火。
        徐冰:艺术作品的形式都是根据作品自身的需求来的。《天书》要很像真的书籍,要正经八百地表现对文化有一种很尊重的态度。而且,要给人非常古典的感觉,每个字都要刻出来,然后精美地印刷出来,这个书装订得也非常讲究。目的是让人相信这是一本真正的书,重要的书,但其实不是(笑),让别人相信这些都是真正的文字,但其实跟文字毫无关系。你不能说它是文字,因为它们不具有文字的本质:传达一个内容,作为一个工具。
        木叶:我是学历史的,以前老师谈到女书,也是像汉字又像图画,很多人猜解不了。
        徐冰:女书是湖南江永一部分女人使用的闺密文字。
        木叶:老师还给我们写过西夏的党项文,我后来看到《天书》,就觉得你是不是受这个启发,或是有什么渊源?
        徐冰:说实在的,我做这个的时候不了解西夏文,也不了解女书。《天书》发表以后,我关于文字的知识大增,因为很多人都跟我谈这个书那个书、这种文字那种文字。其实西夏文跟《天书》“文字”是两回事。《天书》“文字”根本就不是文字。两者的造型本身也不一样。但是,《天书》和中国古代的乐谱有点儿像。
        木叶:《天书》是形而上的,有些像禅。《地书》世俗,介入,实用。这么大的转变,怎么都在一个人的身上发生?
        徐冰:(笑)时代转变得大,你就转变得大。我没什么本事,我的本事就是跟着时代走。时代进入了现代,我就是现代艺术家;时代进入当代,我就是当代艺术家;时代给我抛到国外去,我就是国际艺术家;现在我回到中国,中国是一个非常具有实验性的地方,那我一定是一个很有实验性的艺术家。简单的说法就是这样。
        木叶:也就是挑战与应对。当初《天书》出来时,国内有一个“徐冰现象”,其实是批你的,至少是有争议,但是,1990年到美国,不久,一展览,那边的赞誉颇高。我的问题是两个,第一,自己当时想到这种差异了吗?第二,今天的《地书》出来了,是否有这种很大的反响?
        徐冰:其实,《天书》拿到国外,我挺担心的。因为,它基本上是来自于对中国文字的把玩,我担心西方人体会不到这里边有意思的地方,他们并不懂得真正的汉字和伪汉字的区别在哪儿。中国人觉得有意思是因为看上去很像汉字,但实际上读不懂,就等于给你一个熟悉的脸,但是没命名,你叫不出他的名字。但是,这个作品在西方展览大家都很喜欢。我对西方当代艺术了解以后,发现这种展示的形式,其实在当时国际上也比较特别、有意思。当代艺术的历史很短,装置艺术的历史也很短。
        木叶:很多人认为它和解构主义有关。在纽约举行的“书的结束”展览和研讨活动上,和德里达有过一个会面,他喜欢吗?
        徐冰:我后来做过关于“蚕”的作品,他其实更喜欢那些。我跟他谈到《天书》,他只是点点头。可是别人都用他的理论来谈《天书》。(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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