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份 问询的时间
我手中有一张旧照片，彩色的。上面是五个人，其中有我：一个穿着列宁装和透明高跟凉鞋的蒙县青年夹在三个洋人和一个戴着一顶时尚的红帽子，直短发从耳朵两边翘出的中国女孩之间。这张照片是我们离开承德避暑山庄前一天照的，它使我对那段不伦不类的经历不再可疑。一年后，从北京到云南的京─滇列车上，坐了十二个外国人。他们男男女女欢声笑语，查尔斯胸前佩带一朵大红花。好奇心重的中国人，问他们要到那里去？他们说，他们的朋友要到昆明去娶一位中国将军的女儿，他们是去叁加婚礼的。
戴大红花的查尔斯在这趟列车上还帮列车服务员抓了一个勾钱包的小偷。
这一年之前，我离开承德和北京时，也是坐这趟列车回云南去的。我自己是不可能买到票了，站队的人太多太多，有人夜宿车站，已经在车站等了好几天，还是买不到一张车票回家，连站票也买不到。我找了韩林，她说她姐的一个同学的姑姑的好朋友认识一个杂志的编辑，那个编辑所在的刊物的主编的邻居有一位战友，战友过去是北京铁路局的党委副书记，现在退休了，但还有些人际关系，也许可以找找他。我问她，她姐姐的那个同学在哪儿，她就去问她姐，她姐说那个同学回山东了，开学才回校。
刘纽求查尔斯用他的护照给我买火车票。他问为什麽要这麽做？刘纽说，你去火车站看看就知道了。查尔斯说，我不用去火车站我也知道那地方是什麽样子。刘纽说，老外在中国，应该用特权帮助朋友。查尔斯说，中国人民通通是我的朋友。刘纽说，中国人民身体好，张西病了。查尔斯立刻来翻我的眼皮，说的：唉呀，中国娃娃，你需要的大夫是一位能和你上床的男友啊。但是真的，他对生病的人很同情，他自己坐公共车去北京站的贵宾售票处给我买了硬座票，还掏了车票钱。我就这麽有幸地第一次坐火车有了座位。
我走前韩林在京郊一家手表厂找到工作。她说自己置身于书籍的大自然中，她认为自己就是一条着火的路，所以决定了不再叁加大学考试。她说她会用她第一个月的工资去云南一趟。
她没去成云南，而且后来也没能去成。
我回去了，回云南了。我趴在火车上的小桌子上死沉沉地睡了一天，梦见一个戏班子在唱戏，不知是昆剧，京剧，黄梅戏，滇戏，还是唱花灯，也可能各剧种各角色一起上了。反正起先是一点声音没有，我也在上妆，要上台演戏。如此良机正待，性格和命运都正待展示一番的时刻，我听到锣鼓越来越响，越来越响，舞台哗地被冰山砸了，冰雪轰轰压过来。
然后我在半夜突然醒了过来。浑身发热，又冷得发抖。火车有节奏地摇晃着，咯登咯登咯登咯登咯登， 咯登咯咯登咯登， 咯登咯咯登咯登、、、 咯登，咯登，咯登，登, 登, 登, 登, 登, 登, 登, 登, 登, 登,、、、窗户开了个边，从边缝吹进来的风仍像白天那麽热。我的高烧不退，感到孤独。窗外有月光，蓝幽幽地照进一半到车箱里来，除了对面有一个靠窗吸烟的人，走廊上，座位上的人都歪着在睡觉。我瘫软无力，空气闷热潮湿，充满汉气和脚臭味，食物和口腔的腐臭令我突然呕吐。我将窗户往上提，将窗户移上去，一头扑到窗外，我体内的脏浑液物并合着一股天地旷野的新鲜空气还有煤灰，一起呼叫着扑到后面去了。
我想着一个问题，没水喝，没东西吃，如何度过醒着的时间？
环视车厢，除了没有外国人，领导，首长，教授，这里面有的是农民和思乡的包袱，工人和一身汗，学生和小资思想，俊脸丰腮的男知青和忧国忧民的忧郁感，流浪者和偷窃欲望，小孩和妈妈的奶。还有无数空着的搪瓷口缸等待着几小时才出现一次的提着一壶开水从人头上跨来跨去送着永不够用的开水的列车服务员。
什麽是真正的幸福？
对我，此刻就是一杯凉开水。
什麽是真正的幸福？
刘纽提到她当心我不会得到的这个东西，已经成为了现实。如果我有力气，如果我有一只口缸，如果我有胆子开口，如果我、、、我快死了，快死了。
我从小就渴望的真正的幸福，此刻如此清楚，我渴望我的父母相爱。
我爸爸是边疆防疫站的一个主任。他工作的地方离妈妈和我住的地方仅一百七十多公里。可是为了调来内地，他和妈妈不知花了多少心血。妈妈仅是个医院药房的药剂师，人言微轻。她为给丈夫调工作，积极申请入过党。党不好入啊，妈妈都变成了另一个人，在外笑着，星期天帮邻居扫地，帮锅炉房搬煤，回家大发脾气。我六岁那年，她让我提上两盒夹心饼干和一条烟去送给院长。那个叔叔蹲在一棵大树下吸烟，我不敢过去。她把用尼龙网兜装着的两盒饼干和一条烟塞在我手上，推了我一把。她推得太重，我踉跄一下就摔了。要是过去我摔了，妈妈会急忙拉我起来，察看我的膝盖察破没有，我会专注地看她心疼我的样子。现在她却突然给我跪下，噗通噗通给我嗑头，她的样子那麽怪诞，吓得我在花衣裳上擦擦鼻涕，也不敢再说了，一步一步走过去。我一下子就长大了。我成熟在六岁。
我蹭到大树下去，胆怯得开不了口。院长叔叔看见我，斜了一眼，哪样事？我抱紧东西，小声说：我想我爸爸，叔叔，你收下我的东西吧。他站起来就走了。
我跟在他后面，用我妈妈的嗓子和声调边走边说：求你啦，院长，求你啦，院长。
他气冲冲像一只斗鸡走掉了。
我追着他，我不吭气。我追着他，我不说话。我追着他，抱着饼干，我追着。
我希望他需要我们，说些话，指导我们一点方向，比如让你妈妈晚上到我屋里去谈工作之类，我希望有什麽地方我们可以帮他的忙。他需要我们，我们就有一根稻草了。
你去跟你家妈那根人讲，叫她不要再罗唆了，你去跟你家妈说。
他开腔了。
妈妈躲在远处一棵树后，她看见我抱着东西回来，看我的眼神就像砍我一刀在脑门上。
她转身就走了。我追在她后面。
爸爸在长达近二十年的调动工作磨难中没有出过多少力。他在跟妈妈结婚的头两年，还积极地办调动，包括放下不可一世的身架，给防疫站站长的孩子取个好名字之类。后来他放弃了。妈妈说爸爸是个清高的人，妈妈说，「他从骨子里清高，他这个人不愿，不肯，不能求人。」妈妈还说爸爸是个聪明的人，这个医院不要他，太遗憾了，真是这个医院的损失。我小时候，写作文时写到要形容一个人愚蠢，就用清高这词，如果说到一个人从骨子里清高，我就说他是个画画的；写一个人自卑无能，就是说他聪明极顶，整天远离老婆孩子。我听到的故事是：从前，一位学问很深的防疫站办公室主任，买了一架缝纫机，给防疫站所属单位医院的所有小护士缝内裤。妈妈听说后，带上我就找爸爸去了。到了高山区的那个县城，还没找到爸爸，就听说爸爸的银行存摺也在一位少数民族小护士手里，妈妈就昏了过去。
我坐在火车上，想着妈妈昏倒的样子，与刘纽几近类似，都是在身体承担不了精神的压力后，做出的一种防卫。
妈妈最爱说的一句话：老张，你不为我考虑，你也要为我们的孩子想想。可爸爸看我的眼神，就跟他与我无关一样。我一直以为爸爸是不会爱小孩的，小孩仅属于妈妈。我一直和妈妈长大，对他也没有跟随的欲望。他一年来探亲一次，有时刚到一天，因为跟妈妈吵架，又回去了。我每次都跟妈妈一起去车站接他，他从来没有在下车时看过我一眼。来家后，他会慢慢变得温和起来，把礼物给我。他一年给过我一瓶墨，他不教我写书法，他也没有告诉我为何送我一瓶墨；一年他给我一小袋葡萄干，也不告诉我是什麽东西，我以为是药，就扔了；一年他给我一个攒钱罐，我很喜欢；一年他给我一本素描的样本，然后是一双白胶鞋，一套毛选，一些钱。我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但我不流露出来，我喜欢看他给我东西时的样子，很客气，眼光里的凶劲消失了，变得平和，脸上左眼下的疤也从暗变亮。我从不谢谢他，他也没觉得有什麽不对── 小孩嘛。
在他对我和妈妈大喊大骂之后，他会砸烂一些家俱后，脏话出口，摔门而去。等他再回来，他用一种非常不真实的声音跟我说话，叫我：小西，小心肝，小西西，小西嘻嘻、、、非常超现实，吓得我往床底下躲。但每年一次我和妈妈总是忠诚地等在车站，他是我们唯一的亲人。我们都有一线希望，我们相信有一天他会改变，会对我们好起来。这种机会出现过一次，一年的夏天，他下车时，脸上没有那种不理不睬的讨厌我们的神情。他很文气，对我们说他带来了竹子做成的家俱，还带来了一个客人。是他的同事。他和同事两个人抬着一张竹子编的桌子，我和妈妈分别提着一个有靠背的竹椅子，得意高兴地回到了家里。我一直在心里念台词：莫说惹他生气的话！要说好的话，说好听的话、、、妈妈教导我：你爸爸喜欢戴高帽子。我一直控制得很好，爸爸没有异常的言行。还跟我说了一句话：嗯，钥匙呢？
我把钥匙递给他，还碰到了爸爸的手表一下。得意忘形，一种欲望涌出来了，我问他：爸，你对我有什麽期待？
他连反应都没有。我要是只蚊子，他也应该挥一下手啊。我大声又问了一遍：你对我有什麽期待？
「不晓得，莫有！」他干脆说。
我的心被击倒，如傍晚的猫被主人踢了一脚。
结果我爸爸又说了一句话，他一生中唯一针对我说的话：莫坐牢。
我高兴死了。至少他对我是有期待的，这一点期待也是很高的。
饭后，他出门吸烟，我坐在他带回家来的竹椅上，他问我：嗯，椅子好吗？
我大意了，扭着头说：太硬了！
一句话摔过来：妈呀，懂球！
我一溜烟跑掉了，他气恨的眼神里真的像是看见一个要杀的人。
我不清楚他为何不跟妈妈离婚。为什麽近二十年保持着一年回来一次。我最后一次同妈妈去车站接他，是我十六岁那年。妈妈扯着我急仓仓赶到蒙县工农兵客运站，那是早上七点，灰尘与朝阳一起升起，跳蚤和蟑螂睡去而人群出现在街道上的各个地方，包括餐馆和厕所。爸爸从元县到建县要宿一夜，早上再继续坐早班车赶到蒙县。我们等呀，等呀，等呀，等待到下午一点班车来了几趟爸爸也没来，爸爸就是这样在我们的等待中不再出现。
不是长途车翻到山沟里去了，就是他决定不来了。
这种故事其实并不经常发生。
但是他那年真下决心跟妈妈各自走散了，他也没有跟别的女人结婚。
他一直单身，一个人在边疆日复一日地活着。
我如果出国，我要把他带上。我还要带上妈妈，我是他们的党组织，我要让他们终于被我调到一起，过着他们盼望的同居生活。
我还要在外国盖一栋大房子，盖成三道门，一道我门我用，两道门南北开两边，他们两人分头走。我已经多少知道他们不可能再进出一扇门了。
我在夜里晃动的火车上幻想，眼睛闭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