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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金 为民族苦难写“安魂曲”(专访)

发布: 2011-12-22 17:04 | 作者: 木叶



        一个陷落的都城,一个个生命,一种灵魂之痛……
        《南京安魂曲》,是作者得以在大陆出版的第二部小说。
        金雪飞,十三四岁入伍,在那文革岁月,虚报的年龄把他带到了吉林省珲春,那是中苏朝三国交界的地带。后来,他考入黑龙江大学英语系,又于山东大学取 得硕士学位。赴美读博时,已届而立之年。在波士顿大学上写作班时,他偶然或者说幸运地发表了第一首英语诗,笔名“哈金”也正始于此。在国内,并未显示多少 文学梦或才情的他,在另一语言中启航(并加入美籍)。1999年,长篇《等待》摘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另有福克纳奖、海明威奖等斩获。
        “我开始用英文写作,就预期有一些中国人会把我看成卖国贼……但是,事情真的发生时,我还是受到伤害。仿佛一扇门当着我的面砰地关上。”哈金现为波 士顿大学英语系教授,过去在脸上,根在远方,他在语言和语言的空隙实验着,行走着。他所喜爱的哈尔滨、东北乃至大陆,已然暌违25载,一代新人业已长大, 一个国度迅疾变幻。
        《南京安魂曲》的主线,是美国传教士明妮·魏特林(人们更熟悉的是拉贝),兼具真实性和宗教精神。至于叙述者“我”——高安玲——直至第32遍改稿才“被发现”,她的儿子留学日本,娶了日本妻子,战争把他推入了侵华日军的队伍,最终被当作汉奸处死。
        厄普代克在《纽约客》上,对哈式英语有过挑剔;王德威在接受我采访时曾指出,哈金有着独特汉语风格英语的魅力;朱天文借自己小说中人之口说,“读您 的书感觉上像是科普版”;余华几年前初读哈金,惊讶于其“推土机似的叙述方式,笨拙并且轰然作响”,而新作《南京安魂曲》既宏大,又诚实可靠……
        一个人是走不出母语的,他期许“把历史升华成文学”,他神往“伟大的中国小说”,他明了“对作家来说,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自由,别看那些很小的自由,可到那个坎上,你敢说一两句真话,作品的层次就上去了。你不敢说,作品就变平庸了。”使命感和自由,是黑夜和风。
        “把繁杂的细节创造成清晰故事”
        余华作序力荐,阎连科撰文把“伟大”二字献给哈金的《南京安魂曲》。不过,也有人在审视作者的视角、故事的距离感,以及“安魂”谈何容易。至于虚构的小说叙述者“高安玲”,她一家两国三代人的命运耐人寻味,但是否还缺了些什么?
        木叶:“第一句话就该接近故事的中心”——你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南京安魂曲》开篇的“本顺总算开口说话了”,确实有一种引力。这样的句子是在不断摸索中慢慢出现的,还是很早就确立了?
        哈金:并不是。一开始我写了个序曲,描述当时南京的混乱情景。后来把本顺的话挪到前面去了,把它放到第一部分的开头,让这一部分的开头和结尾相互呼应。有了这样一个局部的圈形结构,序曲就没必要了,我就把那几页砍了。
        木叶:选择真实人物明妮·魏特林的视角,已颇具意味,你又虚构了她的助手高安玲,进一步拓展了小说的维度与力度。不过,我个人觉得高安玲一家的故事是否可以更有层次、更具震撼力?
        哈金:这有个主次的问题,高安玲在叙述中坚持这是明妮的故事,不是她的故事。她家的故事完全可以写成一部小说,但在《安魂曲》中,我故意让高安玲处处表现出 谦卑,不跟明妮“抢故事”,这样她会更令人尊敬,会给人一种已经超越苦难的印象。所以,她的故事只能展开到这个份上。从技术上讲,如果过多地展开,小说的 内部戏剧结构会乱套的。
        木叶:书中不少内容隐约或直接来自日记以及多种语言的史料,题材敏感……你是怎么应对“细节的准确”和“大胆的虚构”的?
        哈金:当然有压力,比如很多传教士在小说中是真名真姓,我故意要这样,要人们记住那些好人。但这样做却缩小了虚构的空间。还有的传教士,比如丹尼森夫人和霍莉,完全是虚构的,虽然也可能在史料中找到类似的人物,但我需要虚构的空间来加强明妮故事中的戏剧性。
        最大的压力来自明妮本人,由于是真实人物,创造空间很小,写起来很艰难。我很少虚构细节,我的工作主要是把繁杂的细节创造成清晰的故事,虚构之处主要是这些细节的次序。
        木叶:余华看到了“纪录片般的真实感”,“在巨大的悲剧面前,人性的光辉和人性的丑陋都在不断放大”;阎连科喜欢你那“巨大的创作还原能力”。《南京安魂曲》很有感染力,同时很节制,我想知道在面对这样宏大而悲情的题材时,你怎么做到这种均衡?
        哈金:我跟一位以色列作家(Aaron Applefeld)学过小说写作,他强调作家往往不需要虚构细节,作家的高超之处在于怎样组织细节。我个人的经验也 告诉我现实比想象更丰富、更离奇,所以只要有可能,我尽量使用原始细节。节制是跟契诃夫学的。他有一个理论——越是在感情强烈的时候,作者越应该把自己的 感情压下去,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更感人。
        木叶:严歌苓写有《金陵十三钗》,张艺谋的同名电影上映在即。《南京安魂曲》里也涉及这方面的故事,你怎么看待她们在惨烈时刻的非常举动?
        哈金:1937年12月24日也是我的故事的转折点。那天21个女人被日军从金陵女子学院作为妓女抓走了。明妮确实同意了让日军在难民营中找妓女,她在12 月24日的日记里也提到此事,但并没说有人自愿去。日军向她要100个年轻女人,但最后抓走了21位。这事件发生后,明妮第二天就病了。我认为是受到良心 的折磨。所以,我跟严歌苓对此事件的解释有些不同,我的小说的戏剧中心是建立在这个不同点上的。
        木叶:小说把美国传教士在南京大屠杀时的善举及最后的自杀一一呈现。你怎么看待宗教信仰的力量,以及战争过后心灵的创伤?
        金:我认为明妮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表面上她很坚强,实际上很多内伤已经在她心里坐下了。宗教给了她一些精神依靠,但上帝并没有动怒,没有阻止或惩罚那些做恶的人,这又加剧了她的精神折磨。这就是为什么小说中一些人物后来干脆就不信上帝了。
        木叶:明妮,拉贝,以及后来的张纯如,一同汇入了那段沉痛历史的光亮。作为一个作家,一个身在美国的作家,你怎么看待可怕的遗忘,以及感恩之可贵?
        哈金:南京大屠杀的最详尽的史料大多出自当时的外国人之手。所谓“一笑泯恩仇”完全是骗人,骗自己。做人应当恩怨分明,对自己有恩的人必须报答。
        木叶:到目前为止,有日本读者、作家或学者跟你讨论过这部小说吗?对于历史中的另一方,你有什么期待?他们有他们的悲哀与不幸,“昨天”一直在场,诚意考验所有人。
        哈金:有几位日裔美国学者跟我聊过。他们其中有一位的父亲在中国和朝鲜打过仗,告诉过他日军的确做了很多坏事。日本有左右派之分,他们在南京大屠杀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比如,明妮·魏特林的日记早就有日文版。本多胜一的《南京大屠杀》是非常认真严肃的书。
        日本已经出版了四部我的小说,我希望他们也能出版这本书,虽然可能不会很容易。
        “我将在英语里寻求自己的存在”
        哈金在美国用自己的第二语言写作,纵使诸多殊荣加身,某些心境怕还是不可言说。关于身份认同、语言问题、文学境界,关于中国经验与美国现场,他自己在省思,也成为别人的话题。
        木叶:你曾说离中国越来越远,而我觉得你在另一个纬度上更加接近中国了。你似乎不是那种以形式引人注目的作家,在美国用英语写作,比较难的地方是语言、故事还是意蕴?
        哈金:各个方面都很难,所以每一本书都是新的启程。我的确想通过《南京安魂曲》来跟自己的过去建立一种紧密的联系,因为我在这里无法用汉语写作。
        木叶:用母语之外的语言写作,可能会缺少元气,你是怎么克服或者说扬长避短的?
        哈金:甘愿在边缘生存,尽量不写纯正的英语,也不奢望成功。
        木叶:我发现有的作品你会自己译成中文,更多的是别人翻译。你看到别人的中文译本,是什么感觉?有不少人反映,汉译不是那么诱人。
        哈金:每回书签约了,总要有时间的限制,我教书期间自己做不了,只能求朋友来做。在允许的期限内,译者们都做了最大努力。要想真正做到精致,就得慢慢地像创 作那样来写,但从一开始我就很明确我将在英语里寻求自己的存在,所以汉语方面就不得不放弃。这是很痛心的事,但人总得生存。
        几 周前跟大江健三郎吃午饭时,一位日本学者对我说他很羡慕中国作家,因为有很多人能用外语写作,而日本作家却做不来,对他们来说日语是唯一的选择。我回答 说,“就应该如此”。我坚信如果自己把全部精力都用于汉语写作,成就会大些。我希望今后没有人为了在文学艺术中寻求生存而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第一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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