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我决定绕过困难重重的第二章，先写第三章。以色列战争写到第三章出现了各种毁誉参半的战争人物，其中一个最著名的人物叫亚瑟。以色列战争使一个叫亚瑟的人受尽磨难，让他失去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以及父亲。但又使他的名字连同那场战争一起名垂青史。我从图书馆借出了亚瑟的传记。亚瑟为题目的人物传记有十二本之多，再查这些亚瑟们的生年卒日，这十二本书竟是写同一个人。
我在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准备把有关以色列战争的史书从图书馆全部调出来，我在检索电脑书目时，意外地发现以以色列战争为内容的书竟有二百多本之多。我一口气翻了十二本书的前言。每本书的作者在书的前言部分都三番四次重申，他们最全面，最忠于历史。后来我还发现，以以色列战争为题以及与此有关的书目，一百年来一直层出不穷。谁都希望通过这个畅销的题目使自己一举成名。
那天，我一个字也没写出来。我呆坐在如沧海桑田一样的图书馆，感觉自己如沧海一粟。我对自己的选择十分失望。我相信如果有人可以超越前人，那绝对不是我。这一发现令我痛不欲生，那一刻，我渴望写成一本书的冲动消失殆尽，这如同那些荷尔蒙冲动一样，不堪一击。我决定放弃写作。
这个决定让我无可奈何想到母亲。我猜想母亲此刻在大洋彼岸，可能正要上床睡觉，或者刚刚躺在床上，处在想睡又不想睡的蒙胧状态之中。这种状态很要命，最适合作那些漫无边际的不合实际的联想。母亲说过，她退而求次了，写成一本书是她对我的最后希望。母亲还说，她不怕等待，谁不等待呢。母亲的执着让我觉得她和我都同样没有希望。
我把这个决定告诉大卫，大卫高兴得手舞足蹈，说我终于找到生命的真谛。大卫说，神都不能主宰一切，何况人。大卫那天认为我找到真谛之后，又讲他那个城堡的故事。
大卫说，那个叫沓沓目的人，花了二十年的时间，研究了一个以他命名的沓沓目城堡。他把世界上那些著名的断路，单行路，死路全部融汇进去，还用某些惊骇的符号在每个拐弯角贴上标志。
大卫说，城堡最精彩最无与伦比之处就是露天。你站在山顶可以纵观城堡全局。你可以看到人在三叉路口面临选择时，那种犹豫不决，错误百出；或者看着他们全然不知走进一条死路，一味走到尽头才发现错了，等他们重新从死路折回来，已经花掉了一天的大部分时间。
大卫那天躺在草地上，眯着眼望着快要下雨的天，不紧不慢讲完这个旧故事。大卫说，他不相信失败，也不相信成功。他说他是一个天生的旁观者。沓沓目就是一个旁观的启示。
那天是我最后一次和川在一起。
那天有太阳。川一定要带我去吃一顿饭。那天川收拾得更加整洁。川总是太整洁，太整洁使他离群索居像一只远离狼群孤独的狼。川那天眼睛盯着我说，这是最后的晚餐。川说这句话时，我心使劲往下一沉，我知道川这句话是故意说给我听的，川没必要这样。
我临走的那段日子，川变得越来越古怪。他时常借故胡说一些充满暗示的话，一只飞过的鸟，一片飘落的树叶，全都成了他借题发挥的话柄。吃饭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坐在阳台上，满天繁星与流萤。川说，天上的星是石头做的吗，可能还有别的什么东西。许多秘密老早就在那里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川又说，你知道看星星是什么滋味吗？我说，不知道。川说，看星星只有两种滋味：一种是心如明月，一种是心如死灰。许多年后，在我一个极其灰暗的日子里，我仔细品味川那种看星星的滋味，泪如雨下。
那天饭吃了一半的时候，川说，你怎么证明一个人不是在撒谎。我没答川。川又说，总有一天，他会沿着珠江顺流而走。这是他一生最后一件事。这条河奇奇怪怪，只往一个方向流。我说，如果你觉得这条河奇怪，那其他所有东西一定也很奇怪。川神色黯然，不断地点头：对，对，你说得太对了。我知道川已经不是指那条河，而是指那条河以外的其他一些东西。川在说话的过程中，抽过两根香烟。后来我对川说，我明天就走了。川一听走字，突然回过神来。川的情绪开始躁动，川急急地说，必须接受现实，就像接受河水往一个方向流一样。
川那天的躁动与饭桌周围的闲散极不相干。接着川开始冒汗，川满头大汗的时候，对我讲了许多热情洋溢的话。川在公众场合仍然热情洋溢，再次证明青春的力量。川扬手让人结帐。结帐的时候，服务生问我要不要热毛巾，川抢过话头说，不需要。川讲话的口气十分肯定，好像他就是我，我就是他一样。
我和川在饭店门口分的手。本来川约好走的那天送我到机场，但由于母亲执意要由她送，最终没有送成。那天我们在饭店门口随便说声再见便从此分了手，这是我后来怎么也没有想到的。那天我走了很远，回过头去，川仍然木然站在人群之中，颓丧而又平凡。
许多年后，我重返故里，遍寻川的踪影，终是寻不着。
21
一九八五年一个冬天的早晨，外婆穿上三件毛衣，用围巾把脖子团团围住，然后打开家门。外婆搬来一张凳子，面朝门坐着，开始吃早餐。早餐才开始吃，有人陆续进来，一个，两个，直至十二个。进来的人脸色参差不齐，全都老态龙钟。他们管外婆叫主任，他们把这个由来已久的头衔叫得娴熟而又理所当然。外婆朝每个来的人慈祥地点点头，继续吃早餐。这个过程每日上演一遍，十分持之以恒。
外婆边吃边说：煮早餐也是很麻烦，不煮又不行，还是要去煮。许多人纷纷表示同意。有人说，王伯今天不能来，一早起来头晕，昨晚又跟媳妇吵架。有人对外婆说，你早上吃得太少，应该吃一个蛋。外婆说，她今年七十四岁，明年就七十五，吃什么都没用，说死就死。外婆在讲这话时，语气阴晦。坐在那里的人，个个神色凝重，默不作声。外婆又说，她最后一定死得千辛万苦。外婆说她男人算是交了好运，晚上很平常地睡一觉，第二天，事情就搞掂了。他走的那天，脸上很平静，像一朵祥云。哪会不安祥呢。有人说，明天一起去喝茶吧，有新出的叉烧包，赶紧吃呀。
太阳爬上中天的时候，来人纷纷告辞，临走时互相叮嘱明早喝茶的事。一眨眼全部消失在巷口。
来人走光之后，外婆无所事事。她在房间踱来踱去，一天剩下的时光对外婆变得十分冗长，外婆踱到外公的像前，沉默一会儿，上一根香。外公去世后，外婆在外公的抽屉里，找出许多陈年纸条。那上面都是外婆亲手写下的承诺。外婆答应外公，相夫教子，为外公生八个儿女，保证弄得儿孙满堂。外婆翻出那些纸条之后，又把它们叠得整整齐齐，原封不动放回抽屉，然后挂上外公那把大锁。外婆说，他锁的都是他觉得有用的东西，还是放回去好，不要动他的。我每次去外婆家，外婆总要我在外公像前也上一根香。外婆说，三人同行也有十世的缘，何况夫妻。
那一年年底，每早到外婆家小坐的人越来越多，这种有聚众之嫌的聚会最终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有人对聚会的内容做过精密的统计：家庭话题占三份之二，死亡话题占三份之一。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夕阳现象，并把它写成论文登在报纸上。有人对这个聚会的主要人物外婆做过这种评价：七十四岁那年再次被推举出来，代表一群人，一生由两三个意外的机会以及无数微不足道的胜利所组成。
那一年母亲光荣退休。退休之所以光荣，是因为十年前那具神秘男尸重见天日。汪洋的妻子在男尸被平反昭雪之后，把汪洋收藏的那份解剖报告交了出来。这一页破纸在十年之后，成了一个重要人物死于非命的历史见证。这份价值连城的报告受到了格外的礼遇。它被人过了塑，装进镜框，摆进了历史博物馆。这成了母亲一生最辉煌的成就。这个成就在母亲经历了一切幻灭，心境日趋平静的时候，突然从天而降。这时母亲已经满脸皱纹，百病缠身。母亲在得知这一消息那一刻，只说了一句，怎么会有这种事。
那天晚上，母亲专门去看望了汪洋的妻子。汪洋之死早已被人遗忘，无人再对他自杀抑或他杀感兴趣。母亲站在汪洋英年早逝的像前，深深鞠了一躬，沉静而又木然。母亲知道，汪洋早逝是因为他应当早逝。母亲终于为这件事找到了一个令自己满意的解释。
母亲退休那一年解剖室还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市面上突然出现了一本名为「案件解剖大全」的畅销书。畅销书中所列举的案例以及解剖分析过程中的种种细节正是解剖室不翼而飞的档案的翻版。畅销书作者的署名是王盖。
另一件事是，在一月十五号那天同时推进解剖室的两具女尸，标签贴错了。这使整个案件的侦破出现了方向性的误差。无人知道这种事是怎么发生的。等人们把错误纠正过来，案件的侦破时间比原计划迟了整整三个月。母亲对除她之外，还会有人弄这种把戏感到不可思议。她先是兴奋，接着是颓丧，后来是冷漠。她觉得这些事不足为奇。一具没有生命的尸体叫什么又有什么关系。
母亲退休那天，家里来了很多庆贺的人。母亲把解剖三十年的经验精辟成一句话：你要是杀死一个人你就完了。那天人走了以后，母亲又把这句话对我说了一遍。母亲还说，这个城市每天都有人死于非命。我当时对她的话十分吃惊，我怎么会去杀人。杀人是一件很大的事，我知道我做不了这种大事。
那一年，我最终还是一意孤行选择了神学。母亲和我较劲较到最后一刻，突然松手。母亲接受了现实。母亲说，人是不能期待得太多。母亲在五十五岁那年突然才明白过来。在我拿到斯福坦丁大学入学通知书那一刻，母亲的烦恼突然烟消云散。母亲静静的坐在沙发上，心平气和的望着我，说，不管了。全然一副大彻大悟的模样。母亲心平气和的时候，我心如刀绞。母亲两鬓已经花白，眼角的皱纹像刀刻一样。在我面前，母亲怎么也是一个失败者。
胜利的喜悦一下子消失了。我在等候签证的那一个月，每天伴陪着如残花败柳一样的母亲，心绪如秋风落叶。
22
大卫在那个冬天一毕业立刻找到工作，在一个政府的专门部门，研究安乐死的道德问题，即时走马上任。大卫认为政府完全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谁要死你还能不让他死，死什么时候都比活容易。
大卫在学期最后一天喝下午茶的时候，对我说，人最理想的生命程式是一生换三十份工，经历五次婚姻，育八个子女。大卫说他得出以上的结论花了三年。大卫说，人除去成长和衰老的时间，其实有价值的生命只有三十年。这三十年里面，人要挑挑拣拣，品尝各种滋味，人通常要把程式全部走完才会死心。你只要想想看，人只有一次生命，没有这些变化，谁会死心。大卫还说，他可能会不断换工作；不断说关于爱或者不爱，一生太长。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好像一个晚上都在做梦。我发现我其实是从海里爬上来的。我被海水冲到这个四面环水的地方来。我爬上岸时还吻了一下那块湿漉漉的泥巴地。可我明明记得我肯定是乘飞机来的，是母亲亲自把我送上飞机的。
早上醒来，我坐在镜子前面，突然泪流满面。我弄不清我一早起床突然痛哭的直接原因。那一刻我好像在为大卫哭，为母亲哭，为外婆哭，哭到最后，我一心一意为自己哭。哭得痛不欲生。我发现许多东西可能错了，我以为是这样的事情，其实并不是这样。
我在痛哭的时候，不断猜想大卫经历五次婚姻的情景。大卫生命中的五个女人都如花似玉，明显带着所有男人都喜欢的羞捏。她们温柔无比地为大卫生下优良的四男四女。而她们在把儿女养至五岁时，全都变成河东狮。五年是许多事物的一个界定时间，或者说五年是一个容器的量，超过五年，必定是多事之秋。河东狮以后的故事逐渐连不起来，到最后干脆嘎然截至。
这种猜想使我突然停止了哭泣，我又躺回到床上。我重新躺在床上时，感到浑身发烫，每个关节都像针刺一样疼。疼痛使我无比痛苦又无比兴奋。疼痛让我感到周围的一切突然变得十分清晰，室内的桌椅台凳，窗外的阳光树木，颜色突然都鲜艳起来。我试着移动一下身躯，那种痛真真的从腿移到心，真真的痛入骨髓。我被痛苦和兴奋弄得魂不守舍。这一刻，我断定我肯定是错了，人的所有错误，都是从走进城堡那一刻开始。
23
我至今仍然相信那天毫无原由的疼痛与某种暗示有关。当天晚上，我接到国内的长途，说母亲病重。
母亲躺在医院时常陷入昏迷。她每次醒过来就问守在床前的父亲，今天几号了？母亲听天由命地等待我的归来。
母亲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我赶回了中国。一直沉默寡言的母亲，上帝安排她患喉癌。手术后母亲已经不能说话。我给她捎去鲜花。母亲望了一眼鲜花和我，无力地朝我点了一下头。母亲对我千里迢迢赶来并没有打算对我笑一下。我知道，对于母亲，鲜花与神学一样虚无缥缈。母亲期望看到一本印成铅字的著作，书的封面有与她在血缘上密切相关的名字。母亲看我垂手而立，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母亲不能说话的时候，时常漠不关心地望着雪白的天花板，两眼直勾勾，空洞无物。母亲在死亡面前，执着地以这种方式表现生命意志，令我痛苦万分。我坐在母亲床边，一遍又一遍向她解释我那些令她一生耿耿于怀的往事。我说，其实那些医书我都看过了。还是神学好，神学没有秘密。我说，一部关于神学的书籍同样会名垂青史。我对着一个永远沉默的听众，一个劲地讲。那一刻，我的执着与母亲的执着一样不可置疑。我看见母亲朝我点点头。
母亲朝我点头时，脸上露出了微笑，母亲的微笑让我相信母亲再一次被蒙在鼓里。那一刻，我相信了一切有关“原罪”的说法。我相信我的出生与罪恶紧紧连在一起。许多东西可以篡改，包括解剖手记，浩瀚无边的书籍，以及历史的各种细节，但留在人心里的罪恶感只能长留心底。
医生后来告诉我，母亲的癌细胞已经扩散。母亲像枝头上已经生长了一个春夏的树叶，随时飘然而下。我在明明白白的死亡面前，忍不住放声大哭。我知道谁都没有时间了：已经走到尽头的母亲和这时候希望作出补偿的我。
母亲那个晚上再一次醒过来，母亲一醒过来就朝我摇摇头，而后又点点头，我弄不清母亲要什么。母亲弄了半天不得要领，疲倦地合上眼。那天深夜，母亲又睁开眼，母亲这次睁开眼非同寻常。她示意我去拿纸和笔。而后又示意我出去。我立刻意识到这个程序的庄重和无可挽回。那晚母亲在纸上写了很久很久，一共写下一句话。母亲说，她应该感谢命运，没让她死于非命。
母亲最后始终没合上眼，那双疲惫而又十分苍老的眼，一直地望着天花板，冰冷如盘石。这最后一幕如同一幅苍凉的历史画，使我再一次无可救药地走进那个熟悉的幻觉：那块广漠的大地上，有豺狼，士兵，妓女以及遍地终日忙于糊口的蚂蚁，那些打了一辈子仗的士兵整齐地站在战场两边，他们敲着战鼓，一次又一次高声呐喊一些简短而又相同的句子，直喊到全部人都头脑发热。喊声停下来的时候，一个更老的长者站了出来，他胸有成竹地对着黑压压的人群说，孩子们，如果你们想青史留名，那么就与我一起战死沙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