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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步桥

发布: 2011-10-13 16:29 | 作者: 贺延光



        突然有人大叫:“警察!广场被包围啦!”一下子,人们四散逃跑,我打了个冷颤,如梦初醒,蹬上自行车飞快地朝南冲去。再回头,只见头戴大盖帽、身扎武装带的警察,从东西两侧分四路纵队,齐刷刷地跑步过来。好险!只差二十多米,我就被他们圈进去了。
        4月7日,中央正式定性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天安门广场恢复了平静,但追捕反革命分子的清查运动却紧锣密鼓。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白色恐怖。
        我们厂进驻了专案组。责令我停职检查。这样僵持了一个月,我自知在劫难逃。
        那阵子,母亲糖尿病四个加号,父亲从山西干校请假回来看望母亲。他为我担忧:“怎么样,能过关吗?”我说:“恐怕够呛。”他说:“可以口头做几句检讨,但要写书面的,不能给自己扣大帽子,白纸黑字,那就是证据了。”
        我最担心的还是母亲。我姥爷毕业于黄埔军校四期,1927年在国共两党分裂时牺牲。母亲从小丧父,她遵照遗嘱读了几年书,又违背遗嘱裹了小脚。她十几岁就和父亲结了婚,没几天父亲跑到延安,十多年是死是活没消息,在婆家担惊受怕,受尽欺负。解放后母亲找到部队,好日子没过几天,却得了骨结核,睡了两年石膏床,锯掉两根肋骨,落下残疾,直不起腰,多年穿钢背心。我们家四口人在四个地方,我从东北转回北京,就是因为这个“特殊困难”。
        5月6日,星期四,我们厂休息日。我心想,怎么也得跟母亲说说,总得让老人有个思想准备。“妈,万一我让他们抓起来,你也别担心,只要江青他们一垮台,我准能出来。”我好像胸有成竹,只能这样宽慰母亲。
        母亲愁眉不展,唉声叹气说:“娃呀,”父母老家是陕西渭南,口音很重,“就是到了什么时候,你都要往开里想!”
        我听明白了,她老人家是怕我自杀!
        当时自杀太司空见惯了。父亲的通讯员何飞,就是因为抗美援朝回国时要求留到别的部队,“立了功再回国。”“文革”中作为“投敌分子”和“特务”,被打得死去活来,跳楼自杀摔断腿,出了医院再批斗,直到再次自杀成功。何叔叔我记得很清楚,他才比我大十多岁。
        我当天被捕,是把我叫到工厂抓的。我离开家拐弯时回头,母亲还站在阳台上望着我。
        后来一个邻居告诉我:你爸妈真了不得!抄家时,警察训你妈,你怎么养了这么个反革命儿子?你妈说,我只知道他到天安门悼念总理去了,如果周总理是反革命,我儿子就是反革命。一会儿,你爸抓药回来了,他一看这阵式说,呦,这是怎么啦,家里这么热闹?警察说,你是老干部,你怎么看你儿子的事?你爸说,我相信群众相信党。
        这两个月来,白天连着晚上,我已受审四十多次了。他们把我这案子看得太重了: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干部子弟,又是领导班子成员,局里重点培养的接班人,不仅不与中央保持一致,还如此顽固地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对着干?肯定有后台、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
        也许对深挖此案抱过高的期望,他们连剃头都有所保留——我一直留着寸头,而别的犯人则是清一色的光头。
        负责我这案子的是三人预审小组,为首的四十多岁。他审问时,总是肯定我是年轻有为的干部,偶然犯了错误,而他总是在和社会上哪些人接触,以及我父亲哪些战友常到家里去这类问题上兜圈子,口气很温和。越是这样,我越发警惕。另两位都三十二、三岁,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进大牢二十多天的一个晚上,照例过堂,只是刚进审讯室几分钟,忽然又进来五六个人,有穿制服,有穿便衣,为首的是个穿军装戴领章帽徽、约摸五十多岁的人,花白头发。是不是公安局长刘传新?我猜想着,不过至今也无法证实。刘是现役军人,但由于陷得太深,“四人帮”粉碎不久就自杀身亡了。
        “花白头发”关心的仍是我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我参与天安门事件完全是自发的,哪有什么组织与计划呢?至今看到官方在敏感问题动不动就讲“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什么的,我心里就发笑。
        “花白头发”想方设法让我承认,我的矛头针对的不仅仅是江青,还有毛主席。
        “江青同志是什么人?”
        “是政治局委员。”
        “还是什么人?”
        “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
        “还是什么人?”
         我不吱声了。
         “她是毛主席的什么人?”
         “过去是主席夫人。”
         “过去?现在呢?”
         “现在我也说不清,社会上都传说,毛主席和她分居好几年了,反正这两年主席接见外宾,很少见她在场。”
        我心里明白,只承认反江不承认反毛,我还能为自己辩护,如果都承认下来,我这案子立马就算结了。
        “花白头发”一无所获,当他提到“你母亲岁数大了,还多病,你早点彻底交代,就能早点回家照顾你妈。”的确触到我的痛处。她一辈子含辛茹苦,我在家时还常惹她生气。一想到这儿,懊悔的眼泪就流下来。可有一点我始终相信,我父母和当兵的弟弟,还有看着我长大的父亲的战友及其儿女,绝不会把我当反革命看。
        “花白头发”审了我以后,我的“待遇”升级了,把我从K字楼十多人的大牢房转到“王八楼”的单人牢房。那天是7月6日,朱德委员长辞世。
        8月初,我这单人间又关进来一个。他姓李,18岁,瘦瘦黑黑的,是个刑事犯。混熟了,小李子透露了他的案情。有一天,他跑到居民楼,偷偷撬开一户人家,大衣柜上了锁,弄不开,便到厨房找到把斧头,几下就劈开了。正在此刻,有人捅门锁,他藏到门后。一位老太太领着两三岁的小女孩进来,这家伙突然闪出大吼一声,把老人吓得瘫倒在地,于是他夺路而逃。
        “妈的,那次什么都没捞着。”小李子跟我显摆着,还带着惋惜的口气。
        “操,好汉不欺妇孺,你也太损啦!”我说。
        “我的班主任有一次家访,想告状,我没等他进门,堵在胡同口上去就给丫俩耳光,把他打跑了。哼,我怕谁呀!”他在向我证明,他不是专欺负老太太,连班主任也敢打。
        “你丫谁都不怕,怎么进局子了?”
        “别提了,那天哥们儿约好了在复兴门见面,我去了,操!哥们儿没见到,警察等着呢!”
        我笑了:“你他妈就是一不知好歹的人!老师要帮你,你打老师,到现在都津津乐道。成天和狐朋狗友混,人家把你卖了,至今都想他。知道吗?你丫就是一傻逼!”
        小李子冲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他关进来那天,整个一个伤兵,头上胳膊都缠着绷带,我问他,他说是下车时不小心摔的。后来熟了,他才悄声告诉我,他原来在茶淀农场劳动教养,趁地震房倒屋塌时逃跑,又被抓了回来,罪上加罪,从劳教升级为逮捕,关进监狱。他浑身的伤就是抓回来揍的。
        不知为什么,看着小李子浑身的伤疤和孩子般的脸庞,我竟生出几分怜悯。开饭时我挑稍小的窝头,给他大点儿的。监狱里“闲饥难忍”,临到开饭前的时辰,肚子早就咕咕叫了。分咸菜,我也有意多给他点儿。虽微不足道,但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我直呼其名,他称我大哥。小李子向家里要牙膏肥皂什么的,看守送来表格、蘸水笔和墨水瓶,他就从被子里揪出一小团棉花,吸足墨水给我——他知道我喜欢在手纸上写字。
        有一天,闲得无聊,不知是谁开头,我们轻声哼起歌来,当然声音极小,只有我俩能听到,唱的是那个年代的红色歌曲。他唱《唱支山歌给党听》,我唱《毛主席来到我们军舰上》;他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我唱《八角楼的灯光》,好像在对歌比赛,你来我往数回合,谁也没盖过谁。
        小李子忽然停下来,他伸出舌头抿了抿嘴唇,又哼了一首歌:“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
        这小子也会唱这歌?这是一首节奏感强而有力的苏联进行曲——《共青团员之歌》。卫国战争年代,它曾激发了无数年轻人走向反法西斯战场,它也是新中国最流行的苏联歌曲之一。自从十几年前中苏撕破脸,尤其在“文革”中苏联成了中国的头号公敌,曾一度流行的苏联歌曲谁还敢唱?不过这两年,在插队的“知青”和留在城里的小青年中,又开始私下传唱苏联歌曲了。那年头会唱几支禁歌,算是很时髦的事。
        小李子可是个刑事犯呀,又比我小七岁,会唱这首歌,让我大出意外。我情不自禁地跟他应和起来:“共青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我们再见了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再见了亲爱的故乡/胜利的星会照耀我们……”
        接连唱了两遍副歌:“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一个天安门事件的“反革命”,一个溜门撬锁的小流氓,竟然同时泪流满面。
        9月9日,上午和往常没区别,天气烦躁,心情郁闷。
        下午四点,似乎有一曲隐隐约约的哀乐随风从铁窗飘了进来,我心里一动,竖起耳朵。委婉低沉、动人心魄,没错,是哀乐,大概又是从陶然亭公园的高音喇叭传来的。
        哪位去世了?难道是他?!我不敢这么想,又忍不住这么想。
        年初,周恩来去世,带走了人们的希望,引发的群众抗争被政府镇压了下去。7月,年逾九旬的朱老总去世,他虽德高望重,但早已被政治中心边缘化,运动中没被打倒就算万幸了。剩下那个毛泽东却是十年内乱的始作俑者。他让一起奋斗多年的同志战友伤痕累累死无葬身之地,他让无数民众饥苦交迫相互杀戮东西南北遍地冤魂……毛泽东曾是一位革命领袖,现在他蜕变成一个戾王暴君。他早一天离开这世界,也许,这世界早一天就有希望。
        哀乐后的广播无法听清,我焦躁不安。
        过了一阵,又传来《国际歌》的合唱……对,是合唱,而且是包括三段歌词的合唱!毛死了!我确信无疑,朱德去世时除了开始的哀乐,最后仅演奏了《国际歌》的头一段,只有毛泽东能超过朱德的规格!
        晚八点,犯人听广播的时间到了。
        果然,播音员以极其悲痛的语调宣告:全国各族人民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
        我不再感到突然,只是一时间不知该怎样组织自己的表情才好。我知道,在此关键时刻,牢门上小窗的插板该打开了,那双鹰犬般的眼睛该出现了。
        “哇——”让我怎么也没料到的是,靠墙坐着的小李子忽然嚎啕大哭,而且是像坟头前坐着的农村老妇人那样边哭边嚎:“毛主席呀毛主席!呜呜——我对不起您呀——呜——我对不起您老人家呀……”
        我自然哭不出来。看小李子那样子,想笑也不敢笑,我坐在地铺上赶紧用双臂抱着脑袋,把头埋向膝盖,双肩还时不时颤一下,作哭泣状。我心想,让你丫偷窥者看吧,表演谁还不会!
        在那些日子里,我想得最多的是,毛以后谁上台?如果老一辈像叶剑英、李先念等党内元老掌权,很快我就会出去;如果江青一伙上台,就他妈彻底玩完了。要真是后一种情况,判了刑,老子就得想法子逃出去,走父辈的路——上山打游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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