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步桥
发布: 2011-10-13 16:29 | 作者: 贺延光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二十多天，枪未打响，战备也没解除的迹象，士气却有些松懈了。突然，团部通知连以上干部集中到几十公里远的佳木斯，参加重要会议，我们还以为是部署作战计划呢。
我们驻扎在佳木斯边一个叫东南岗的地方，那是军队遗弃的旧营房。那天周围布置了岗哨，戒备森严。我们百十号人集中到一间大房子，盘腿分坐在两边通铺上，中间通道放了张学生用的小课桌。大家拿出笔和本，准备开会。
团长进来了，他披着件军大衣，扫了一眼，厉声道：“不准记录！”
他坐在课桌后的椅子上，没一句开场白，也没一点表情，打开文件夹，用山东腔一字一句地念：“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1年第57号，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各大军区党委、各野战军党委……9月13日，林彪叛党叛国，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啊？！我们全傻了！
空气瞬间凝固。就在一愣神儿的当口，我们坐的通铺“哗啦”一下塌了，几十口人随着铺板一屁股坐到地上，顿时人仰马翻。
要在平时，还不嘻嘻哈哈哄闹一阵，可此刻谁也不敢吱声，赶紧就地坐好，竖着耳朵继续听文件。
林彪可是伟大领袖亲自选定的副统帅，是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是党章明确规定的接班人啊？突然，林彪要抢班夺权，另立中央，要谋害毛主席，复辟资本主义，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一起精心编织了五年的神话，一下子被撕成碎片。
开了一个礼拜的会，公布了“林彪反党集团”政变的纲领性文件——“五七一工程纪要”，传达了中央领导的讲话，甚至披露了几年前毛泽东对林彪的野心有所察觉而给江青的信，但所有证据，似乎很难自圆其说。虽然大家表态时义愤填膺，但心里仍疑虑重重。一位知心好友私下悄悄跟我说：“不会吧？林副主席会不会被别人绑架啦？”那阵子，林彪事件在社会上还未公开，我们上街看电影，电影院还挂着毛林并肩在天安门上的宣传画，橱窗还展示着江青化名大海拍摄的林彪学毛选的特写照片，让我毛骨悚然。
在黑龙江四年多，我因“特困”回到北京。刚在崇文区化学纤维厂当了半年工人，就被提拔为厂革委会副主任及崇文区工业局党委委员。为什么选中我？一是领导班子必须“老、中、青”三结合；二是我在兵团入党提干，表现不错；三是干部子弟，父亲已解脱——根红苗正。
那年代的工厂，政治第一，学习第一，生产反而不是最重要的。要说我只是个学徒工，但在领导岗位上，我负责政工和共青团，一天到晚不是组织别人学习，就是被派到区党校或各种学习班受训。这样一来，我有机会多读了些书。我经常光顾永定门外一家内部书店，那里有供批判参考的内部书籍，像《你到底要什么》、《白轮船》、《热的雪》等。
“文革”乱了七八年，今天揪出“王、关、戚”，明天打倒“杨、余、傅”，昨天你在台上批我，今天我上台斗你，不仅国家主席成了“叛徒、内奸”，连和他握过手的劳动模范也成了“工贼”。循环往复的运动，已逐渐失去最初的魅力，再加上长时期的物质匮乏，连火柴和肥皂这类日用品都凭票供应，致使社会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怨声载道。“九一三”林彪事件成了开启人们独立思考之门的钥匙——越来越普遍的怀疑的阴影。我们认为，年事已高的毛泽东，被新贵们架空了。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复出。他一上来，就大刀阔斧搞整顿，雷厉风行，稳住了国家日益衰败的颓势，迎合了人心思定的愿望——无论国家命运还是个人前途，重新看到一线曙光。
但好景不长，邓小平又挨批了，从批电影《海霞》、《创业》到《水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运动的矛头不仅指向邓，还有背后的周恩来和一批老革命家。很多人清醒了，忧心重重。小道消息满天飞。
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以毛泽东和党中央名义进行的，但这时威望已大不如前了。我们在一起经常议论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那时没把王洪文当回事，他不就一工人嘛？我私下对朋友们说：“毛主席要是把江青揪出来，他的威信不会低，只会高！”
那段时间，我父亲的老战友老同事来家里，总是叫我出去，把房门关上，好像在开秘密会议。
中央发文件追查谣言，说七、八、九三个月谣言四起，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这些传言，一是讽刺意味浓，二是引起普遍共鸣，两个前提缺一不可，要不怎么能传播那么快呢。
我们被组织去北大清华看大字报。不看还好，越看越觉得邓小平和他的“四条汉子”——万里、胡耀邦、张爱萍、周荣鑫，个个都棒。
我所处的位置想躲都躲不了，组织学习中央文件，就要对批邓表态。无论在厂里、局党委会上，还是在私下场合，我的调子总是和中央精神不一致，甚至说了很“反动”的话。我特别自信，多数人和我的观点一样，尽管他们不便公开表态。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邓小平更岌岌可危。“四人帮”执掌的舆论工具在举国悲痛的时刻幸灾乐祸，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重头文章《大辩论带来了大变化》，明目张胆地挑战民意。接着，上海《文汇报》纪念学雷锋，唯独不发周恩来的题词，报纸电台反而开足马力大批“投降派”，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一派是王张江姚代表的“文革”新贵，“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国家将无休止地动乱下去；一派是标志性人物邓小平代表的实干家，摆脱内乱，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两军对峙，剑拔弩张，人们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1976年清明节，人们不约而同走向天安门广场，悼念开国总理周恩来，同时迸发对批邓的不满和对江青一伙的愤恨。
3月30日，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出现了署名“北京工人理论组”的文章，虽未点名，矛头直指江青，路人皆知。
4月1日上午，我带领我们厂80多名团员和青年，抬着自制的大花圈，列队来到广场。尽管受到便衣的盘问，我们的悼念仪式依旧按计划举行。我当众高声宣读我写的悼词：“……我们宣誓：我们要坚决和那些表面上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实际上穿着资产阶级奇装异服的野心家、阴谋家血战到底，去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虽然通篇不少“文革”通行语言，但字里行间矛头指向，很容易引起共鸣。如“奇装异服”，显然是指江青，在那个服装单一的年代，只有江青总穿着布拉吉连衣裙。
周围的人们向我们鼓掌欢呼，当仪式最后唱国际歌时，已成了数百人大合唱，甚为悲壮。
我们肯定是最早的集体行动之一，当然受到特别的关注。我对上级——崇文区工业局党委没什么可隐瞒的，一切都是公开的。
那些天，悼念周恩来的队伍如同破堤的洪流，从北京的四面八方涌向广场。《北京日报》试图将悼念活动视为封建礼教，发表了《清明是鬼节》的文章，广场就出现了“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撒酒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的著名诗句。晚上，官方把纪念碑周围的花圈祭文清扫干净；早上，更多的花圈又摆满了广场，重型机械厂还用吊车运来特制的钢筋花圈。与此同时，全国各大城市都出现了以悼念周总理为名义的群众集会，这是新中国成立26年以来，第一次对独裁专制自发的大规模群众性抗争。
我每天去广场多次。同事和朋友之间第一件事，就是传递广场的新闻。有一天，我在十六开纸上写下六七个问题，如“为什么有人把毛主席的三项指示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矛头究竟对着谁？”“三个人的‘共产主义’是全世界三十亿人民的幸福吗？”“把重新工作的老干部统统称为‘还乡团’和‘走资派’上台，不是在否定党的干部政策吗？”“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要物质基础，是对列宁所说的我们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否定。”“为什么枪杆子打江山，笔杆子要抢江山？”……我和厂里的朋友孙正一、陈瑞商量好，在人头攒动的纪念碑下，由他俩左右掩护，我把它贴在汉白玉栏杆上，随后迅速转移。
局党委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了中央文件，要求停止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和中央保持一致，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并追查攻击中央领导的谣言。我发言说：“悼念周总理有什么错？为什么要压制？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文汇报》出现贬低和攻击周总理的言论不追查？我认为，《文汇报》的问题应该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负责！”我没点名，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就是张春桥。
我发言时没人吭气，气氛很紧张，谁都知道这是在跟中央精神对着干。主持会的领导匆匆宣布散会，把我单独留下。他说：“如果前一段想不通，还是认识问题，但是不要再坚持了，要悬崖勒马，再坚持下去性质就变了，领导上不忍心看着一个年轻干部就这样走向反面。”
当时我判定，大多数领导和我的想法一样，只不过身在官场言不由衷而已。我讲的话没什么理论高度，只是从常识上觉得自己没错。此时，领导、同事和朋友对我的担忧和劝告，反而鼓足了我的勇气：国家都这个样子了，我们还要怎样？再也不能退了，必须得有一批人站出来！
4月5日晚，我在父亲的老战友家吃饭聊天。老头儿在军委工作。他指点着墙上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游行的宽幅照片，突然嚷了一句：“妈的！耻辱，简直是耻辱！”
大概九点多，我骑车回家，沿三座门经南池子往南走，发现一辆接一辆的解放卡车开向天安门方向，车上坐满头戴柳条帽、手持长镐把的工人。我紧蹬自行车追了上去，高声问：“嗨！这是去哪儿？”汽车上有人答道：“广场！操他妈的！”他不是骂我，是在发牢骚。
到了广场，气氛已极其紧张，高音喇叭一遍遍广播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讲话，他命令人们离开广场，警惕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号召革命群众保卫毛主席党中央，坚决反击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不知道吴德讲话是从何时开始播放的，广场上的人比头几天少多了，但纪念碑周围仍聚集着上千人。
显然，谁也没察觉到警察和工人民兵正暗中调动，刚才车上民兵那句发牢骚的脏话给了我错觉，并未意识到镇压即将开始。把自行车支在一旁，我挤进了人群。有人在朗诵诗歌，有人在发表演讲，还有人高呼“打倒当代秦始皇！”我心里一惊：人们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