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基辛格博士的《论中国》（On China），今年５月在美国才出版，在中国似乎已成历史。书中还在说孔子像竖立在天安门广场东侧，是个“戏剧性的象征动作”，表明华夏传统ＤＮＡ重新显现；但在中国，这一铜像已经悄悄移走了。而且，书中对明年就要接班的第五代领导人只字未提，看来是不够了解。
或许这是一个理由，这本书为什么要从古代中国和华夏传统文化谈起。当代事件瞬息万变，体现在历史中的文化基因却是永存的。只是博士最终要用这些铺垫来解释当代中国的国家目标和外交风格，单靠来自传统的角度是否足够全面？
博士说中国人的历史观不像西方那样是线性前进的，而是循环的；无数中国学生在课堂学的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当博士谈论围棋和《孙子》里的“势”，并大段引用《孙子》时，有几个中国人能将英译即使倒回中文原文？基公最佩服的周恩来总理有这本事，但周总理受的不是红色教育。今日弘扬的是红色文化，更实在的问题是，除了“知彼知己，百战百胜”之类的成语外，有几个中国人读过《孙子》原文？——甚至那句众所周知的成语，原文其实是“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华夏传统可以解释博士对周总理的感受，却不足以刻划今日的官员。博士自己也说了，如今中美高层见面，感情上不如以前开放。毛泽东同志初次会见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就称尼克松为“朋友”。基辛格的解释大概很正确，这里有着天朝上国的遗风：优待那些前来觐进的蛮夷，但是改称“朋友”。如今这一“遗风”早已演变为相对平常的事务谈判。
基辛格博士说他曾经访问中国五十余次。《论中国》用四章篇幅简述了中国古代史和当代革命史之后，全书十八章的接着十四章，谈的都是中美关系，从朝鲜战争直到当前。当然，是以博士亲身参与的高层关系为主，也涉及不少敏感话题。这些具体内容，读者可以看以后出版的中译本，本文下面主要讨论书末的展望。
基公一再说中国是个独特的国家，其千年承传的文化举世无二例，中国有一种自我中心的“文化普世感”（cultural universality）。 比如，中国与美国不同，并不认为建筑在条约之上的国际体系是本国安全的重要保障，中国更倾向于传统的操纵他国、“以夷制夷”。毛泽东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欢迎“美国朋友”，就是以美帝国主义之“夷”来制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之“夷”。那么，在苏联这个共同敌人于二十年前解体之后，中美“友谊”的基础在哪里？两国是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其关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经济联系能够撑起一切吗？
基辛格博士其实没有回答这个根本问题。基公觉得中美关系极重要又极复杂，决不能因外交闪失而堕入对抗轨道，他设想了一个“太平洋共同体”（Pacific Community）。 在“共同体”大框架里，中国不必担心美国与其他国家发展关系是围堵中国，美国也不必担心中国与其他国家发展关系是排挤美国。只是这一理想即使可行，成效也在遥远的将来。对于当前，博士只能寄希望于两国领导人，希望他们能够坚守互相尊重和彼此商量的惯例，而且今后一茬茬的领导人都能循此惯例而逐步构建一个新的国际秩序。
但是，领导人的明智是否是中美“友谊”的充分条件？基公自然清楚知道，美国三权分立，总统的外交行动，受到国会严重挚肘。特别是代表民众的众议院，往往表现得幼稚而激进，毕竟民众都有简单化和理想化倾向。总统可以对这一倾向踩踩煞车，却不可能迎头抗拒。民众的意愿，在关键时刻，往往决定美国外交的选择。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当时，列强要求国民政府承诺偿还清廷的外债，然后才肯承认中华民国。美国成为西方世界老大，要到二战之后；一战之前，美国的国际地位至多第五第六，排在英法德俄奥之下。从美国国家利益考虑，跟着列强起哄比较合算。但是美国政府收到民众大量电报来信，他们质问：我们是民主国家，现在中国人推翻了帝制，走上民主道路，我们怎么可以不支持？结果美国政府率先承认中华民国，列强被迫跟进。从此开始了那一代中国人对美国的特殊好感。
比较近的例子，则有１９８６年的菲律宾“人民力量”（People Power）革命。民众不相信独裁者费迪南德·马科斯的所谓选举“胜利”，游行示威要他下台。当时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相当喜欢马科斯；第一夫人南茜和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还是朋友。而且马科斯曾经派兵越南，虽然只是工兵，也算支援过美国人打仗，多少有点战斗情谊。但美国民众和舆论一面倒地支持挑战马科斯的阿基诺夫人。在国务卿乔治·舒尔茨的推动下，里根最后默认了马科斯的出局，派军机将他接到夏威夷，不再参与菲律宾政治。
相信自己判断更明智的总统，如果违背民意，会有什么下场？今年是苏联解体二十周年，解体的导火线是人口第二多的加盟共和国乌克兰退出苏维埃联盟。当时的美国总统老布什，为帮助苏联领导人，亲自飞到乌克兰首府基辅，当面警告反对派：美国政府不支持他们退出苏联。这话在美苏两国引起震动。回国后的内阁会议上，老布什和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坚持认为，不希望苏联像南斯拉夫那样四分五裂，完整的苏联更有利于国际秩序的稳定。共和党选民因此觉得老布什太软弱。有位叫罗斯·佩罗特的，见到有机可趁，在１９９２年美国大选时以独立候选人身分挑战老布什。由于选票被分走，老布什以３８％的得票率败于比尔·克林顿的４３％——剩下的１９％，归了佩罗特。老布什就此失业。
美国总统和政府，出于历史、私人交情、地缘政治或区域影响等种种考虑，可能愿意维持双边关系的惯例；但是，作为一个由逃离压迫的移民所开创的民主国家，美国的民众、议员、媒体和下层官员，总是一面倒地站在他们所认为的争取自由的运动一边。这一民族性格无分左右，跨越民主党和共和党，更不以美国领导人的意志为转移。
巴拉克·奥巴马前年入主白宫后，为改善美国和穆斯林世界的关系，于６月４日在开罗大学作了个演讲。他讲了七个问题，第四个是民主。奥巴马没有声称民主是普世价值，他并且声明：至少，由他当家的美国政府，不想也不会将任何体制强加于他人。不过，奥巴马认为有四条是人皆向往的：（１）能讲心里话并对身受的治理有话语权；（２）对法治和平等执法有信心；（３）政府足够透明而且不窃盗于民；（４）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奥巴马的归纳似乎受到美国黑人经验的影响，除第（３）点，其他三点都可以说是不愿做奴隶。他的说法，比前任小布什要在中东推行的“民主议程”（the Democracy Agenda）温和多了，想必基辛格博士会比较喜欢。
但是，两年后，今年５月１９日，奥巴马再次发表关于中东的演讲时，受了今年“阿拉伯之春”的冲击，他不再说他个人相信某些状况人皆向往，而是明确说美国支持向往这些状况的改革，不管是民间的还是政府的。共和党专栏作者讽刺地问道：这不是又拣起了小布什的“民主议程”？
美国的民族性格之外，出乎意料的国际事件也会影响中美关系。希拉里·克林顿才接收国务院，立即访问亚洲，以示重视。当时，她很大嘴地讲，她不准备在北京谈人权，反正双方立场彼此都知道。她说人权问题不应阻碍中美在全球经济危机、全球气候危机和安全危机等方面的合作。这是典型的基辛格式话语，类似句型，《论中国》一书中多次出现。但是，考虑到“阿拉伯之春”激发的舆论同情，希拉里现在肯定不愿再作同样表态。
美国领导人无法控制的可能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除了美国民族性格和国际突发事件，还有当代趋势。联合国安理会对安全事务的处理，已从联合国建立时的初衷维持和平，滑向——基公肯定反对——寻求正义。和平，基本为事实判断，停火了，不打仗了，就是和平。但正义是价值判断，取得共识远为复杂。如果是维持和平，利比亚现在只要双方停火，哪怕让卡扎菲那个愿意改革的儿子赛义夫·伊斯兰出面组织新政府，也是可以接受的。《孙子》说“围师必阙，穷寇勿迫”——不要将对手逼到只能死拼到底的绝境。如果是寻求正义，非要将卡扎菲揪上国际刑事法庭，他就要负隅顽抗了。
这一趋势的萌生契机，正是尼克松的秘密外交和基辛格的地缘政治，在美国激起反弹，基辛格卸任国务卿之后的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将人权考虑引入美国外交。其实，在国际上绝对地寻求正义，并非今日西方能力可及，何况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世界第二军事强国——通常对这类决议抱反对态度。这将是中美之间长期存在的一个不同之处。
基辛格博士的新书，回忆四十年前的中美历史性高峰接触，对尼克松总统有个以前未见过的评价。基公说尼克松是个“悲观的战略家”。最为小心设想的计划，尼克松也担忧会遭到命运不可猜测的干预，但他仍然顽固坚持他的计划。这样的悲剧感，或许正是美国外交政策所需要的。
我们通常将“骄傲”的反义词定为谦虚，一个更深刻的选择，可以是“悲剧感”。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对此有过很好的说明。肯尼迪在美国，被公认为年轻有为的总统。但他１９６３年悼念诗人罗伯特·佛洛斯特时说：“我们的国家实力很重要，但理解和控制这一实力的精神同样重要，这就是佛洛斯特的特殊意义。……诗人对人类行为的悲剧感，强制他反对自我欺骗和廉价安慰。……佛洛斯特整合了诗歌和实力，因为他视诗歌为实力逃离自身的途径。当实力将人引向傲慢时，诗歌为他重温了人的局限。”
人有局限的悲剧感，是诗人经常咏诵的主题。只是如今有几个人是读诗的？就是基公自己，大概也有一阵没有重温诗歌了。《论中国》的分析，依然中肯锐利，读来却让人有点怀念《白宫岁月》（White House Years） 的华采——那是基公三十二年前的回忆录（有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０年中译本）。比如，基公形容七十年代的美苏关系时说：“超级大国的表现常常像两个全副武装的盲人，同处一室，到处摸索，都以为对方目光如炬，相信自己正受到致命威胁。各方其实知道，从本质上讲，政策制订经常是不确定的、调和的、不连贯的。但每一方都倾向于认为，对方具有本方经验已证明无法达至的一致性、预见性和连贯性。当然，时间一长，即使是两个盲人，同处一室而又手执武器，也能给对方造成极大伤害，更不用说房间〔喻世界〕的破坏了。”这段话，不但说得有趣，说得漂亮，而且具有深远历史意义。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２－１３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