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资产阶级在哪里?父亲摊开双手,我怎么没看见?我一个月领三十六块半,半个月才吃一次猪肉,资产阶级在哪里?看来,你真的是无可救药了。小叔说,资产阶级是一种意识,它比暴露出来的资本家更可怕,不过我一眼就可以认出它来,你,你自己,不就是去救火也要穿上皮鞋的吗?小叔说这话时眼睛中已有一种奇怪的神色,父亲目瞪口呆,无话可说。小叔说,所以,请你以后不要来劝我了,我还尊重你是我大哥,但我们是两种人,一个人怎么能没有理想和伟大目标?这样的人生不是太可怕了吗?整天吃了睡,睡了拉屎又生孩子,不,我不做这种人,你可以没有主义和原则,我不能没有!我在我的战友中听不到这样的怪论,在家里却听到了。
父亲笑了一声:你以为你们那个"新公"的头头,叫什么来着?曹成,真的是个好人?他至少有三、四个姘头,你不知道吗?我不相信。小叔说,他决不是那种人,你不要说了,我要走了。
他胡乱地收拾好东西,竟忘记跟父母告别,推开门就走了。
小叔的死使祖母和祖父悲恸欲绝。他们最喜欢这个小儿子,也最为他担心。医院始终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死亡原因,急性脑膜炎的说法只是一种在症状上较接近的诊断。因此,死因不明倒是真实可靠的说法。
祖母坚持要做尸体检查。可是尸检结果除了诊断出他患有空洞性肺结核之外,并没有发现急性发作致命病症的依据。肺结核也是一种严重病,但小叔的肺结核不可能导致猝死。家里人没一个人发现他有肺结核。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小叔长期过劳,饮食简单,营养不良,是导致肺结核的原因。可见他过去对自己是非常严苛的。
二十年后父亲对我说,小叔不是病死的,他是忧愁而死。他这个人有时把一些问题看得很重,注定早夭。既然如此,真正的死亡原因就不值得去探究了。
康如柏死后十年,马晴随丈夫移居香港,两年后又移居美国。她在1975年嫁给了一个赤脚医生,他的母亲1949年去了香港。康如柏万万不会想到,他一生中最爱的人最终还是成了"资产阶级"。
1979年开始的变革改变了一切。这倒应验了父亲的话,时候一到一切都要自然而然改变,他等到了这个时候,小叔却死了,但小叔理想中的新世界可能不是这种样子的。
我大叔和我父亲依然朝着他性格逻辑的方向向前发展。大叔继承了康家的传统,每天全家必须干活至晚上10点才能睡觉,不过,他们不再扎灯笼了,而是糊火柴盒,糊一个火柴盒一分五厘钱。他们硬是靠糊火柴盒建起了一幢四层楼的房子,真是难以想象需要堆起多少火柴盒。
直到进入90年代,我大叔仍未改掉其吝啬的本性。有一天,我那受尽大叔压迫的婶婶前来向父亲哭诉,她已经因为对大叔失望吃了长素了,终日孤灯黄卷,但大叔仍买最差的菜油给她吃。吃得眼睛都快看不见了。父亲把大叔找来,狠狠地说了一顿。大叔始终沉默不语。一个月以后,婶婶来说,他已经改买花生油了,但仍是最差的一种。
我父亲却一事无成。大叔建起四层高楼时,他仍由典屋变成了租屋居住,要不是后来我给他盖了一幢两层半的房子,他大概一辈子都得租屋居住。退休后他更变成了一个时事评论家,从中东局势到车臣战争,一天一个焦点。所以,当他吃饱饭骑上车出门时,我们都会笑称,他又去"焦点访谈"了。
我大叔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康明,上山下乡赶上了最后一班车,后来当了民办教师,两年后进了县报道组,又过了两年,进了县委宣传部,又过了两年,当了一个乡的书记,又过了两年,因受贿罪判刑。
女儿康华在饮食服务公司当职工。小儿子康亮考进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分配进一个研究所,半年后辞职,先后干过动物饲料推销、手机公司业务经理、电脑公司业务经理,两年前出国到了美国,听说自己开了一家软件公司。
我父亲生下我姐姐康梅,康梅开水果店。我于1985年从厦门大学毕业,后来当了作家。
去年10月,我堂弟康亮从美国回来,我见到他时,他满口英语,穿着打扮连手势都完全美国化了。这并不奇怪,在大学时他就坚持不用筷子,而用叉子吃饭。奇怪的倒是,当我为了写家族小说向他询问一些情况时,他显得不胜厌烦。他说,你写这些干嘛?你写一篇能赚多少钱?他撇开我提的问题,建议我在网上设立主页,用个人网站推销自己。他解释说,你一定弄不明白在网上怎么赚钱,但我有一套办法,我可以教你,但利益必须分我二成。
我不禁笑出声来了:一来我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二则你怎么知道我能赚钱?我告诉你我有办法。他笑着。望着他的笑容,我知道要得到他的帮助是徒劳的,他甚至连小叔的名字都忘掉了,叫他康如白。在他看来,怀着那样一种理想是可笑的。我说,那总得要一种东西来衡量我们存在的价值吧。他说,有啊,钱。
几天后我去监狱看望他哥哥康明,昔日颐指气使的他现在显得情绪低落。他对自己的罪毫无悔改之意,反复说着一句话: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我给他带去一些食品,他撕开其中一袋酱牛肉狼吞虎咽起来。吃完后他说,监狱里认得我的人还是叫我康书记。
他是我的兄弟中年纪最大的,所以我向他询问破一些康如柏的事,他一直摇手,说,过去的事情没意思,写它干嘛?不要写。
我不认为这种尝试毫无价值,因为在我的记忆中,康家的人还是讲求做人原则的,我祖父晚年被人用自行车辗断大腿骨,街上的行人抓住肇事者,他却把人家放走掉。我父亲和大叔服侍了他两个月,实在忍无可忍,终于把肇事者找到,祖父竟大发脾气,称那人是乡下人,生活贫苦,不该对人雪上加霜。
他们都是傻瓜。康明说,我是醒悟的最后一人,上山下乡已经浪费了我的时间,所以我的时间不多了,我不赚点钱,我这一辈子活着干嘛?我无言以对。我想了想,说,你可以去做生意赚钱嘛。
你给我出本钱?他把手伸给我。所以这个社会谁都在捞,有本事的人捞得多,没本事的人挨饿。他固执地望着铁窗,说,我没本事,所以进来了。
康亮于十五天后重返美国,在候机厅他向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他有一个朋友的叔叔,因为入团而兴奋异常,从团支部跑出来,跑下操场时竟被一根横着的铁线勒进脖子,当场削去半个颈死亡。
第二个故事是他在国外看见的一件真实的事情,一个中彩票的人狂喜地大吼一声,结果心脏病突发死亡。
讲完这两个故事他说,这两个都是笨蛋,要是我,决不会这么脆弱,我会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保存好一副好身体,然后慢慢地享受幸福。
无论发生在文革中也好,还是在今天也好,我都会这样做。康亮说,我并不冷漠,但我很冷静。今天也需要冷静。
我明白了,这是他拐弯抹角回答我那天提出的问题。我想了想,说,为什么一定要用钱来计算人的价值呢?这时广播催人登机了,他匆忙地收拾行李,我跟在后面。他回过头说,用钱来衡量,只是因为它比较好计算罢了,没有什么特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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