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胶厂
初中毕业就该着上高中了，但这在我来说是没有指望的。校长极为惋惜。他喜欢我刊发在《山花》上的文章，真心希望我能继续上学。可是上边管教育的领导放话了：这样人家的孩子能上初中就算不错了，上高中？门儿都没有。
校长抚摸着那份油印刊物，连连叹气。这成为我最煎熬的日子。我突然觉得学校生活是这么珍贵，连同我在这里所受的各种折磨，似乎都不算什么了。眼看我那个鼓鼓囊囊的大书包就要废掉了，还有我珍爱的书籍、我们的油印刊物，它们也将一并告别了。
也就在这时候，传下来一个对我十分安慰的消息：我将留在校办工厂——一个小橡胶厂里做工。这个小工厂是当时响应“勤工俭学”的号召建起来的，其实只能算是一个作坊。作坊师傅来自一个遥远的东北城市，一切都是由他操持起来的。此人原来是一位小企业主，在几年前由那座城市遣返原籍。按说他这样的人该归到“坏人”堆里接受管制劳动才是，但因为他能够为当地办起这座小工厂，也就糊糊涂涂地做了上宾。
我曾见过这个师傅在校园里走过，有些好奇。他的举止和衣着与当地人完全不同，一看就知道是城里客：稍胖，中等个子，穿了黑色中山装，而且衣扣一个都没有脱落。特别是他的背头发型，我以前只在书的插图上见过：稀稀落落不多几绺向后梳去，油亮齐整，真的像一个资本家。他说话的声音很低，小心翼翼的样子。他极力模仿当地人的说话腔调，但还是流露出浓浓的城里口音。他吸烟，烟卷在嘴里吸一下，马上拿开。
我真的被应允去校办工厂里做工了。这样我就开始近距离地接近那位神秘的城里人了。校长亲自把我送到那儿。那天因为慎重或其他原因，说话一向流利的校长变得有些口吃。他对那个师傅点头，用力地笑，说：“这样，啊啊，他啊，啊啊……”师傅好像在小声叹气，说：“好好改造。以阶级斗争为纲。改造世界观……”我连连点头。校长在一边应道：“这真是说、说到了点子上！”
后来我才知道，校长为了能够让我留在校办工厂，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主要的阻力就来自那个师傅。他曾一再地拒绝，说那样家庭的孩子，怎么可以到这么重要的岗位上来呢？玩笑啊，玩笑开大了！校长差不多要绝望时，突然想到了一位“老贫管”——当时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每个学校都有这样的驻校老贫农——就请他出面说情。老贫管找到那个师傅说：“这孩子，我看不孬！”就这样，老人家一锤定音，事情解决了。
这是我极为重要的一个人生转折。因为工厂里实行“三八”工作制，分为早中晚三个班次，我在八小时之外可以有大量时间看书。我不断写出新的文章送给校长看，获取他的赞许。这段时间里我和他几乎成了一对文章密友，相互切磋，甚至是鼓励。我们彼此交换作品，快乐不与他人分享。我们写出的文辞并不一定符合当年的风尚和要求。这全是私下阅读的结果：我们只要找到有趣的书就快速交换，这当中有翻译小说，有中国古典文学。这些书中有五花八门的造句方式，与当时的教科书完全不同。
校办工厂里只有我一个刚毕业的初中学生，其余全是“大人”，是大龄男女青年。他们在一起说笑，讲故事，做一些令人费解的事情。上夜班是最苦的，人瞌睡得睁不开眼，还要瞪大眼睛看住锅炉——我们被叮嘱说，弄不好锅炉就会发生爆炸，硫化机也会发生爆炸。我们要及时根据压力表调节炉火。所以人困得实在受不了，就轮流偷睡，只留一个人看住锅炉。
与我同班的是一男一女，他们关系紧张，平时不太说话，要说话也大半是顶顶撞撞。他们工作时，就让我躺到一个临时搭起的小床上睡觉。有一次我醒来，一睁眼发现男的坐在女的身旁，低着头，一下下捏着她的大脚趾玩。女的不吭一声，眼睛望向一旁。
他们的动作令我一直不解。
当他们其中的一个单独与我在一起时，就发狠地说着另一个的坏话。
一年后，他们结婚了。
这使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认为所谓恋爱就是相互顶撞、捏大脚趾、背后里诽谤对方。
车间里有一位年纪最大的人，这人以前在东北的兵工厂工作过，因为工伤回乡了。他经多见广，奇闻怪见多得吓人。他特别愿意对我讲一些故事，也被我认真听取的样子所激励。事实上我从来都没有听到如此有趣的故事：深山老林、兵匪、私通、贩毒、酿酒、打劫、抢寡妇……等等，不一而足。
他有一段时间主要是讲给我一个人听。当他尝试着讲给大家听的时候，结果是严重的挫败：大家一齐指责他。于是他要求和我做一个班，这样就可以随意讲那些故事了。奇怪的是他的故事总也讲不完，越讲越离奇。后来我就怀疑这其中起码有一部分是他编造出来的。
我得承认，最有趣的还是那些稍稍泛黄的故事。对方越讲越大胆，到后来主要就是这类故事了。
我这一生所受到的主要的精神毒害，就来自校办工厂的老工人那儿。他毒害了我，反而让我感激和怀念。我再也没有遇到像他一样广闻博记、多趣和生动的人了。
我在校办工厂里工作了两年零一个月，然后就离开了，去了远方。
后来我了解到：我离开不久这座工厂就发生了大爆炸。起因是锅炉的汽压表损坏了，硫化机怒吼一声挣出了厂房。结果是一死两伤。这座工厂从此停掉。
下雪
我对下雪有一种极为复杂的情感。洁白的雪地多么美啊，谁不喜欢下雪？可是，我却深深地恐惧，惧怕飘飘下落的雪花。
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校办工厂，如果下雪了，说不定一抬头，就会看到父亲在外边躬腰扫雪。这时我的心就会猛地一坠，然后是沉沉的痛。这是当时的一条规定：只要下雪了，父亲必须出门，为矿区和村路扫雪。哪怕大雪还在下着，他这个永远的扫雪人也要赶紧携帚出门。大雪下啊下啊，好像成吨的雪粉都是为父亲准备的。
我怎么能喜欢下雪呢？我诅咒下雪。
那时的雪是不祥的白色。这颜色需要几十年之后，才能让我看出一点点美丽和纯洁。但几十年之后父亲早就不在人间了。
父亲是外地人，可怕的岁月把他打发到这个陌生之地，来这里扫雪。他的厄运带来了全家的不幸，让全家在没有尽头的苦难中一起煎熬。
冬天，母亲和外祖母点起火盆，为我们做出了最好看最逼真的腊梅。可是下雪时，再好的腊梅也没人看了。
只要父亲在扫雪，我就不会有一丝的快乐，也没有一丝的前途。继续上学是不可能的，这里等待我的，只有难测的厄运。
又是一年之后，记得那天刚刚下了一场大雪——一个清晨，我赶在父亲出门扫雪之前，告别了全家。我身上掮了一个大大的背囊。从今以后我要一个人到南部山区去谋生了。这一天就是我离家的开始，我将一个人不停地走下去，走下去。
我记得一口气翻过了两座大山，它们都被大雪裹住了。我的脸上糊满了雪粉。当我登上一座山顶，回头再看时，只有一个白白的混沌世界，连一点海边林莽的影子都没有。
我知道自己站在了一个分界线上，这会儿，我已经是身在外乡了。
2010.5.15 于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