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兵
当年有一个最吓人的字眼，就是“民兵”。这两个字意味着颤抖和眼泪、大气不出的死寂。与它连在一起的，还有这样的意象：呵气成冰的严冬，绳子和枪，生锈的刀。一些扛枪掮棍的人在村头巷尾、在村路上走动，个别人还穿了一件黄色上衣。这就是民兵。谁家孩子哭了，家里大人会吓唬他说：民兵来了！
其实不仅是孩子，大多数村民也害怕民兵。这些人被赋予了特别的权力，是当地管理者的武装。他们分为一般的民兵和常驻民兵，所谓“常驻”就是一天到晚宿在民兵连部的一伙，轮流值夜，每人都有武器。能担当这样角色的，都是村里最野蛮最悍勇的青年男女，也是村子中的特殊阶层。他们虽然是农家子弟，但地位较高，令一般农村青年羡慕不已。他们不仅可以脱离田间劳动，而且可以有较好的食物：夜间巡逻时总会弄来各种吃物，一只鸡或一条鱼，再不就是一头小猪或一条狗。民兵连部里总是飘出一阵阵酒肉香味。最让人畏惧的还是他们的声势：大声呵斥村里人；见了“地富反坏右”及其他，可以随意踢打辱骂。
民兵喜欢穿白球鞋，旧军衣，背一杆刺刀生锈的三八大盖。
凭这三件，就是横行乡间的不败法宝。他们走路趾高气扬，说话粗声辣气，不带脏字不说话。村里的头儿走到哪里，身后常常就跟了一群民兵。夜间村头最爱去的地方就是民兵连部，最喜欢的就是这里的一溜地铺，铺上有一排叠得有角有棱的被子。墙上则挂了一支支早就退役的老式步枪。偶尔会有一挺转盘机关枪，当然也是退役的废品，要在几个村子里轮换使用。这种枪在村里人看来简直就是神秘的物件，威力无限，其震慑力完全比得上一艘航空母舰。它有两只腿、一个圆圆的锅饼似的转盘，长相怪异。在巡逻时，民兵一定要把这挺机关枪带出来。它的出现，即代表了无可比拟的权威和力量。
那个年代里没有任何人奢望过违反和抵抗。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妇孺皆知。虽然从来没有见过转盘机枪打响过，但都能想像出它愤怒的模样：子弹横扫密集如雨，人群像秋风下的落叶一样唰唰扑地。如果谁还想好好活着，那就得老老实实低头干活。
最为胆战心惊的当然就是“地富反坏”一伙了。这些人心里总有一个大惧，就是说不定哪一天会把他们连根除了。因为这有真实的例子，远一点的是四十年代末，近一点的就在几年前，有的地方做得非常彻底：把他们从老到少一并除掉。他们明白，上边的人之所以到现在还在犹豫，那不过是在考虑这部分人的特别用途——如果他们不在了，那么村子里就没法进行一些大事，要开斗争大会连个捆绑的坏人都找不到。所以他们知道自己还会留下来，至于留多久，那就说不准了。
常驻民兵的待遇优厚，是大有原因的。这些人除了根红苗正，最要紧的还要格外忠诚，忠诚于村头。更要勇敢，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在执行打狗令的时候，他们为了逮住一条逃逸的狗，能够在一条又湿又脏的泥沟里潜伏通宵，只紧紧搂住一杆步枪，一动不动直到天亮。有的民兵为了表示大义灭亲的勇气，在自己父亲与村头发生哪怕最轻微的冲突时，也要冲上前去打老人的耳光。还有一个小伙子与邻村斗殴，为了镇住对方，竟然操起刀子砍去了自己的小拇指，而且面不改色。
我真的看到有一个缺少半截小拇指的民兵，所以我从来不曾怀疑这批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他们有一段时间对我们的小茅屋特别留意，时常背枪光顾。深夜时分，我仍然可以听到他们在屋后溜达的脚步声。他们咳嗽，抽烟，压低嗓门说话。外祖母和我睡在一起，她要时不时地把坐起来倾听的我按回被窝里。
当时父亲正从南山的苦役地回来，这使民兵们格外忙碌起来。他们除了要没白没黑地监视他之外，还要隔三差五地进门审讯一番，展示一下自己的口才。他们进门后就让父亲立正站好，然后开始高一声低一声地审问。他们问的所有问题都没有什么实际内容，因为问来问去就是那么几句：是否有生人来过、近来有什么不法行为，等等。这些问题其实由他们自己回答更为合适，因为再也没有比他们更熟悉茅屋里一举一动的人了。这样问了一会儿，连他们自己也觉得无聊，于是就放松下来，说一些俏皮话，相互编出一些古怪的谜语让对方猜。有一次其中的一个说：“‘八条腿，两个头……’什么动物？”对方大为迷惘，那人就哈哈大笑：“连这个都不懂！配猪呢！”
这些民兵更多的时候不是幽默，而是凶相毕露。他们喜怒无常，有时不知为什么就满脸紧张地从外面跑过来，大呼小叫。妈妈和外祖母说：又要开批斗会了。
远远近近的村子，只要开稍大一些的批斗会，就要来押上父亲参加。所不同的是：有时要捆上父亲，有时则不需要。
民兵捆人很在行，他们会想出许多花样。有一个年纪十七八岁的民兵把父亲捆上了，另一个年纪大一点的民兵看了看，摇摇头说：“不行”。他叼着烟，一边解着父亲身上的绳索一边咕哝，向旁边的人示范。他用膝盖抵住父亲的腿弯，然后将手里的绳子做成一个活扣，只用三根手指轻轻一抽，绳子就给拉得绷紧。
拉网号子
当年最难忘的娱乐，要算是学校宣传队的表演了，这在我们当时看来艺术性极高，甚至是精美绝仑。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新来的女教师，是她参加进来的缘故。过去的学校演出队总是匆匆成立，为应付上边的汇演急急应付，完全不成样子。校长擅长文字并爱好文学，可唯独对表演心有余而力不足。好在他会拉胡琴，会化妆。他亲手给一个个学生描出粉红的脸蛋后，然后再退到一旁端量，十分满意。可惜他不会导演，勉强指导出的几个动作十分僵硬。好在这时候女教师来了，这等于是及时雨。
女教师不仅会跳会唱，还会自创节目。她先是从海边渔民生活中取材作歌，然后又从全校挑选出最有潜质的少男少女，细细排练起来。我一开始也在宣传队员的备选名单中，后来因为家庭原因搁浅了。不仅是文艺，即便是加入学校篮球队，也因同样原因遭到了淘汰。
我们学校宣传队在女教师的带领下，简直是无所不能。他们独创的“鱼鼓歌”和“拉网号子”，在汇演中不断拿到奖牌，名声远播。有时他们还可以凭这样的招牌节目，代表整个园艺场、乡镇和矿区，到附近的部队去做拥军表演。
我们最大的享受不是在舞台上听“鱼鼓”和“拉网号子”，而是到大海边上去看真实的“拉大网”，听震天的拉网号子。
除非是海边的人，不然很难知道什么才是“拉大网”。那时还没有什么机帆船队，也没有其他先进的捕鱼设备，沿海村庄最有威力的捕鱼工具就是一面大网、两只舢板。那大网是用细棉绳织成的，尔后又经过猪血浸透，这样不再腐烂，可以下海网鱼了。具体捕鱼过程是：先由舢板载上大网驶进海中，在水中撒成一个大大的弧型，然后就在网的两端拴上粗绠——许多人在沙岸上排成两溜，在巨大的号子声中拉起来。
一个盛大的节日就这样开始了。只要是拉大网的日子，周围村子里的闲人就全围上来了。我们这些初中男生只要一有时间就往海边上跑，去这个最吸引人的地方。那时我们恨不得停课，恨不得一天到晚盯住海上发生的各种奇迹。可偏偏是我们不在的时候，奇迹才会发生。惊人的传说源源不断，一件还未得到证实，另一件又传开了，弄到最后谁也不知道哪一件是真的、哪一件是假的。比如都在盛传这样一件事：有一天半夜里大网靠岸了，结果拉上来一个“人鱼”——它有人一样的脸庞，大眼睛，细细的胳膊，长长的手指——不同的是这手有蹼，身上也像鱼一样，有一层粘液。这个“人鱼”一离水就不停地哭，用带蹼的手搓揉眼睛。他（她）的哭声尖利极了，哭得人心里难受，于是海上老大发个命令，就把他（她）放了。
还有一次，大约是黎明时分，大网靠岸了：网里有一条特大的鱼精。这鱼精浑身黢黑，抵得上四匹马那么大，一离水就散发出逼人的酒气和腥气。它被拉上来的时候，还在呼呼大睡呢。当时所有人既惊吓又庆幸，说这一下等于逮住了多少鱼啊！有人主张趁它还没有睡醒赶紧动刀杀了，可以将肉一块块卖掉。可这事最终也还是被海上老大给阻止了。他认为海里精灵绝对不可招惹，任何不慎都会招来灭顶之灾。不仅要放它回海，还要口中不停地念叨，求它原谅拉鱼人的莽撞，不小心打搅了老人家睡眠，等等。
据海边人说，拉大网的最好时间不是整个白天，而是两个特别难得的时段：夜网和黎明网。他们说海里的鱼也像人一样，有个晚上打瞌睡、早上起不来的毛病——正在它们迷糊时，大网将其一下套住，再想逃也就来不及了。
夜晚是海边最热闹的时候。这里火把映得到处一片通明，人潮汹涌，真不知是从哪儿来了这么多的人。海上老大阴沉的面孔十分吓人，他看哪里一眼，哪里的人就不敢大声喊叫了。可是只要他的目光一挪开，呼叫声立刻又震天响了。因为这场面实在太惊人了，不由得人们不喊。
时至午夜，从沿海村庄甚至是南部山区来的买鱼人越聚越多。这些人携了篮子，背了口袋，一直站在海边，直眼盯着灯火辉煌处。号子声越来越响，这声音的强弱显然表明了用力的大小。拉网的人在大网就要接近岸边时，简直是没命地喊叫。他们为了起劲，有时故意将一个熟人的名字套进号子里一起呼喊，羞辱他。被骂的人火起，开始对骂，可惜他一个人的声音显得微不足道。
大网靠岸时所有人都往前凑，探头看这一次神秘的收获。随着大网收拢，水族们密挤得像稠稠的米饭一样，惹得人群高声大叫。鱼虾跳跃，甚至也像人那样尖叫。有一种身上带荧光的鱼，常常在灯火照不到的地方唰地一闪，引起一阵惊呼。
拉鱼的火把是特别制做的：一个小米斗大的洋铁壶盛满了煤油，上面插了胳膊粗的棉芯，点上后用一柄长杆铁叉高挑起来。这样的火把排成一长溜，使整个海岸亮如白昼。大网上岸后，有人立刻操起柳木斗，将挣挤窜跳的鱼虾一斗斗装了，提到一领领炕席子上。这时候，戴了眼镜、手拿一把算盘的老会计就出现了，他的身后跟着抬桌子和大杆秤的人——大杆秤足有半丈长，配有一只生铁大砣，由两个强壮的小伙子才抬得起。所有的鱼需经统一过秤，然后再开始零卖。
几乎与此同时，另一边的鱼铺那儿也在忙碌：鱼锅烧开了，大鱼似乎没怎么剖洗就被扔进了锅里。看鱼铺的老人在为拉网人准备一顿丰盛的夜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