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就是对玄奘取经的恶搞，这么重大的学术交流活动被说成是一个猴子起了主要作用，玄奘成了大龙套。可是当时的佛教界非常宽容，没有跟作者打官司，动物保护人士也没有就给猴子戴上紧箍咒一事提出抗议。阿里斯托芬拿苏格拉底、柏拉图恶搞；塞万提斯拿骑士精神恶搞，拉伯雷拿巨人恶搞，一泡尿淹死几万人马，这些西方人都会心一笑，接纳了，成就了不朽名篇。京剧也有恶搞，而且都是名剧。《龙凤呈祥》里的贾化拿埋伏恶搞；《四郎探母》里的大国舅、二国舅拿公主和四郎恶搞；《锁麟囊》里的丑儿拿贫穷恶搞；越是严肃的地方越有丑来恶搞。为何？一张一弛也。
但是如果成了风就不好，你恶搞也得允许别人不恶搞。在西方，恶搞是有时段的，狂欢节可以，过了就不行了。在我们这儿，恶搞者拿不到时段于是无所不在，葬礼上跳脱衣舞的事情就发生了。
d.民主社会才会葆有幽默
李：您认为“幽默”的精神意义何在？一个社会、一种艺术如何产生、葆有和维护丰沛的幽默感？成熟的喜剧，或者悲喜剧，支撑它的最重要的精神和技巧根基是什么？
过：严格地说，幽默是不应该分析的，E·B·怀特说过：“幽默固然可以像青蛙一样被解剖，但其妙趣却会在解剖过程中丧失殆尽。”不过最终解剖幽默的还是西方人。我们不妨看看他们是怎么干的。詹姆斯·萨利说：“笑反对一本正经地对待一切事物。”莫尔丁说：“幽默其实是对伤心与痛苦一笑置之。”梅尔文·赫利思认为“幽默是防止自己受到伤害的手段。”我认为更像是对受伤害后的治疗。
里根总统参观兵马俑的时候来了一次幽默。面对逼真的庞大的兵马俑群他喊道：“解散！”这是对总统权力的幽默。美国总统下令一个古代的外国武装力量群像解散。伍迪·艾伦说：“我终于有了一次性高潮，可医生告诉我，不是那么回事。”这是对权威的幽默。
有权威欲的人是抵制幽默的。可这个世界上多少事不是在权威的引导下办砸的呢？
幽默的精神意义在于破除恐惧与焦虑，使人看破事物的局限性，一切都会过去的。太阳照样升起。
一个民主的社会会葆有和维护更丰沛的幽默感，一种自由的艺术观会产生这样的幽默感。
成熟的喜剧我以为在希腊时代就已完成，在路易十四时代达到顶峰，我指的是莫里哀。悲喜剧我以为在莎士比亚时代也完成了。现代喜剧都是荒诞喜剧。对于古典喜剧的分析不适合现代喜剧。但是，我要说的是阿里斯托芬比莫里哀现代，你读他们的剧本就会感受到。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面对的是人类的荒诞。
至于支撑它的精神和技巧只能说个大概。
喜剧的精神是阳光，它渴望光明。
喜剧的技巧不外乎可以归类的几种，这些元素在今天并没有增加多少。在这里我要给喜剧作家留饭，卖个关子不说了。我只说一点，今天的喜剧要有点黑色，因为表现阳光要靠黑影。
e.“精神”是作品的精子
李：您反复强调“精神”或者说“灵魂”对作家、艺术家的重要性，那么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与具体创作有何关系？
过：黑格尔说，“凡属精神的一切”，一概都离中国人“很远。”（《历史哲学》）。他说的一切里包括艺术。他说的精神，当然是指基督教精神。再进一步说，基督教里的精神，是一种自由精神。别尔嘉耶夫说，“自由，首先是自由——这就是基督教哲学的灵魂。”
他说：“尼采对于我们时代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他以前所未有的果敢精神决定道出存在。”（《自由的哲学》）
徳勒兹（Gilles Deleuze）在总结尼采的观点时强调，“生存是否具有意义”是哲学的最高问题。（《尼采与哲学》）
我以为这也是戏剧精神的最高问题，甚至是一切创作的最高问题。
当你拥有了写戏的素材时，等待的是一种精神的介入。没有这个精神，那些素材只不过是一个具备一半生命条件的卵子。只有精神的精子可以激活它，让它成长为一个活的生命。不幸的是，受过精的鸡蛋和没受过精的鸡蛋肉眼很难分辨。我们的文学戏剧创作中、电影创作中，充斥着这些没受过精的鸡蛋。我们的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认为都是鸡蛋，都可以成长为活的鸡。观众与读者更是等不及鸡，他们认为鸡蛋已经够了。但是到了世界孵化场以后这些鸡蛋露了馅，因为它们不可能成长为生命。它们已经开始衰败、发臭，充满了毒素。如果我们分析这些毒素的成分，就会发现它们是必然的、因果的、集体的、专制的、反人性的、反自由的、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的等等。
这些毒素在现实生活中牢固地存在着，所以略萨强调用虚构反抗现实。
李：如果用“精神性”的眼光批判地审视百年话剧，并反省它积累的艺术遗产，您会得出怎样的结论？以您参与欧洲和日本戏剧节的经验，您认为我国当下戏剧作品最缺少什么东西？
过：长得太像的作品太多，有个性的作品太少。我国当下话剧作品最缺的是对人的命运的整体观照。
李：现在，不少学者和艺术家在呼唤“中国文艺复兴”的到来，对“文艺”之于国人精神的感召和影响，寄予厚望。您认为“文艺”在当下生活中，能居于何种位置？“文艺复兴”需要何种条件？艺术家当如何作为？
过：西方的文艺复兴是复兴希腊。希腊是民主城邦。我们复兴的什么？唐宋八大家？还是桐城派？还是五四？这个要搞清楚。五四那点东西精神是有的，可成果可怜。
文艺在今天正充当着消费的奴仆，充当着娱乐的帮凶。
文艺复兴需要思想家，需要几位巨人。我们有吗？姚明算一个吧，可惜归了篮球。
艺术家的作为我在前面已经谈过了。艺术家应该成为社会的良心。
（原载《北京日报》2007年6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