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其萎。６月１８日，葡萄牙小说家、１９９８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若泽·萨拉马戈（Jose Saramago） 在西班牙的加那利岛寓所去世。三天后，葡萄牙足球队在南非世界杯出战朝鲜时，还为萨拉马戈臂缠黑纱。文学与体育之间，在那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端，相距似乎并不那么遥远。
萨拉马戈于１９２２年出生于葡萄牙首府里斯本以北一百公里的一个小村庄。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来，他在幼年时是个“留守儿童”。父母在里斯本打工，将他留在外公家里。外公是养猪为生的贫穷农民，穷到冬天睡觉和猪挤在一起，互相保暖。后来，萨拉马戈的父亲成了警察，家庭经济情况有所改善，才将他接到里斯本。
七岁进小学登记名字时，父母发现，萨拉马戈的出生证上，写的并不是他父亲的姓，而是“萨拉马戈”，一种野生萝卜，这是他父亲在村里的带蔑意的绰号。或许，颁发出生证的官员当时喝醉了。但这是官方文件，作为守法的警察，他的父亲接受了这一官方“事实”。萨拉马戈出名后，他的父亲也跟着儿子的姓，真的被人当作“萨拉马戈”了。
萨拉马戈上学上到十三岁，因为家里没钱，转到技校学汽车修理。有趣的是，正是在技校的图书馆里，萨拉马戈接触到了葡萄牙著名现代诗人费尔南多·佩索亚的诗歌，种下了文学的种子。后来，在他的小说里，多次借用佩索亚的事状和笔名。
萨拉马戈的出身和教育，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他的文学。他的小说，长过一页的一大段里，可能只有两、三个句号；而且一个句号前既有作者的叙述又有人物的对话——就是说，还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甚至几个人在讲话。如何辨别是叙述还是对话、而且到底谁在说话呢？英译本还有点办法，用大写字母——逗号后面的大写字母！——表示书中某人说话的开始；这对中译本就是考验了。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试试他的《失明症漫记》（Ensaio sobre a Cegueira， 范维信译，海南出版社，海口，２００２）。这一“手法”，某些评论家很喜欢，认为是一种特色。其实，我们中文使用者或许更有数。小学里开始写文章时，老师经常告诫部分同学：不要一篇作文一逗到底！——这是语文成绩较差的“特色”。
不过萨拉马戈毕竟是天才。他在接受诺贝尔奖时说，外公是他见过的最有智慧的人。外公给他讲了大量的民间故事。这一份民间文学的语感，让萨拉马戈把正规教育的不足写成了小说的口语特色。他自己也说，他的小说是要听的，而不是读的。如果你像说书人那样，在心中将不同的角色赋予不同的语音，然后凭语感读下来，萨拉马戈的故事，真的有一份时时流露幽默的顺畅。
萨拉马戈的出身，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政治。１９２６年５月，葡萄牙发生法西斯军事政变。然后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葡萄牙一直在强人萨拉查的独裁统治下。虽然萨拉马戈的父亲是警察——这迫使他后来一再向人解释：其父只是交通警察，并不是秘密警察——他本人却是左派叛逆者。在１９６９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的第二年，当西欧各国的共产党员纷纷退党抗议苏联侵略的时候，萨拉马戈却加入了坚持斯大林主义的葡萄牙共产党。不过，说公正话，当时，反抗萨拉查独裁最坚决的，也是这些共产党人。
萨拉查１９７０年病殁后，左派在７４年４月发动军事政变，夺取了政权。这是萨拉马戈政治上最风光的时候。原被法西斯分子把持的葡萄牙最大日报《新闻日报》，转到了共产党人手里。一直做着各类杂事的萨拉马戈，被任命为副社长。葡萄牙知识阶层对萨拉马戈的某些坏印象，也就是这时开始的，因为他坚持强硬路线，对不同意见很不容忍。
葡萄牙毕竟是在西欧的大环境里，革命逐渐褪去“打富豪，分财产”的斯大林主义色彩，转到西欧更传统的社会民主党轨道。萨拉马戈得势时不能容忍别人，别人现在也不能容忍他。他被报社开除。在五十三岁的年龄，萨拉马戈被迫成了全职“坐家”，写出了他最好的小说，直至奔向诺贝尔桂冠。
萨拉马戈至死是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在１９９７年就访问过中国，还在得诺奖之前。但在他的晚年，受了西方报纸反华宣传的欺骗，他居然担心中国工人在富士康这类出口加工厂里的劳动条件。这是对我国大好形势的诬蔑，按央视和新华社等主旋律媒体的标准，不能不说这是萨拉马戈的重大人生污点。
这样一个意识形态死硬分子，能够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使得国内那些用意识形态原因来解释中国作家为什么不得奖的议论，显得底气不足。欧洲人，其实并不那么在乎作家的左倾。毕竟，全世界左翼思潮的祖家就在欧洲，左翼在这里渊远流长。
萨拉马戈倒是把文学奖当作政治资本来用，在应邀演讲的讲台上，大谈政治看法。他在晚年猛烈抨击全球化，认为这不过是资本掠夺的新形式。不过，他闹出的最大动静，还要数２００２年３月作为国际笔会代表团八名成员之一访问巴勒斯坦时——诗人北岛也是成员，有散文《午夜之门》记叙这次旅行——指责以色列对待阿拉伯人有如希特勒对待犹太人。萨拉马戈本是在以色列很受欢迎的作家，结果人们纷纷把他的作品退回书店，以示抗议。
紧接着，同年４月，萨拉马戈访问美国。有趣的是，在这个最挺以色列的国度，报纸并没有炒作这件事。按理讲，《失明症漫记》在美国也是两年前的畅销书，萨拉马戈并不是毫无知名度。或许，葡萄牙毕竟太小，纽约人的印象就是那个国家太穷，有不少女人逃来作妓女。当萨拉马戈在市图书馆演讲时，听众并没有追问他的巴勒斯坦“失言”。主持演讲会的耶鲁大牌文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更是一字不提，虽然布鲁姆曾向人抱怨：以萨拉马戈的文学想像力，为什么在政治上始终成熟不起来？如果萨拉马戈在美国受到抵制，版税的损失可不是一点点，虽说他不像是个看重钱财的人。
布鲁姆曾说：在西方作家里，萨拉马戈仅次于菲利普·罗斯。其他地方的人，大概会觉得这是典型的美国式傲慢：罗斯还没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呢；而且，罗斯既是美国人又是犹太裔，以此双重身分，大概这辈子也得不到了。不过，布鲁姆或许讲得客气了，或许在罗斯和萨拉马戈之间，还插着其他人。没有读过萨拉马戈的所有作品，就不作整体比较了；但在可比的小说之间，菲利普·罗斯还是深刻一些。
罗斯于２００４年出了一部小说《反美密谋》（The Plot Against America）；同年，萨拉马戈在葡萄牙出版了小说《看透》（Ensaio sobre a Lucidez，英译本作 Seeing ，于２００６年出版）。两部小说都是描述民主体制的异化。既是同年出版，不妨假设相互之间没有影响。９·１１之后，很多人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布什总统发动的所谓反恐战争，势必加强内部监视，这会不会把美国从多元混杂的浊辅音Ｄ（emocracy，民主）变向单一的清辅音Ｔ（yranny，暴政）？如果美国都变了，民主在这个世界还有指望吗？《反美密谋》和《看透》，可算是乐观和悲观的两种回答。
萨拉马戈的《看透》，笔者读的是英译本，情节相对简单。还是《失明症漫记》里那个曾遭失明症袭击的城市，在一次选举中，多数选民投空白票。为了惩罚这些拒绝行使民主权利的选民，政府撤出了城市，期待在城市陷入混乱时将坏分子一网打尽。但市民显然吸收了失明时的教训，这一次，他们没有倒退到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而是保持了良好秩序。这样的“异常”，令政府相信选民里一定潜藏着狡猾的阴谋集团。《失明症漫记》里那个唯一未失明的医生太太，成了怀疑对象。后半部有点像２００７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窃听风暴》（Das Leben der Anderen）， 派去调查这个女人的警察，出于良心，终于没做上级命令他做的事。在萨拉马戈笔下，即使是民主政府，即使并没有遇到非民主手段的反抗，为了证明自身的“合法性”，也会不惜做出种种非法之事，包括暗杀怀疑对象。
罗斯的故事则要微妙得多。他写了对于少数族裔的歧视，如何通过民主本身的机制，一步一步地将民主转化为暴政。但在最后，民主还是胜利了。大国的作家和小国的作家，都可以描写人性的复杂；但是，要描写政治的复杂，大国作家看来略胜一筹。萨拉马戈很熟悉暴政的逻辑，他笔下的民主体制，似乎刚自暴政脱胎，意见分歧可以轻易地激化为敌我冲突。成熟的民主国家，却有着《反美密谋》一书中的美国公民社会各种成色的繁复交织，民主和暴政间的因果环节更为隐蔽曲折，其中意味更耐咀嚼。
《看透》和《反美密谋》都还没有中译本。在哀悼萨拉马戈的时候，更长久的怀念，该是阅读他的小说。毕竟，即使菲利普·罗斯技巧更高，萨拉马戈的故事，肯定离我们的现实更近。
〔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１日完稿；２７日略有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