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是否记得，5月初国内媒体曾有报道，说是《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盛赞郭敬明为中国最“成功的”作家？很多人的感情被伤害了，跳脚痛骂美国鬼子戴着有色眼镜诬蔑中国文学。
这事后来被汶川大地震冲下版面。现在，度过了抗震救灾的最困难时期，似乎可以重新整理这段公案了。我们且来看看这事的实情究竟如何。
《纽约时报》说郭敬明是the most successful中国作家。Successful一词，通常译作“成功的”，但实际上中文“成功的”和这个英文单词并不精密匹配。英文的含义，《牛津 大词典》第一条解释就是：1.Of persons:That succeeds or achieves success, esp. (in recent use), that attains to wealth or position, that "gets on". 你看，这词的当代用法，就是特指一个人有很多钱或地位很高。
试看一例当代用法。哈佛校长德露·福斯特（Drew Faust）在6月3日给哈佛今年的本科毕业生作了个讲话，主要回答他们问得很多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哈佛有那么多学生进入华尔街，那么多学生从事金融业？ 讲演里有句话：“我想，你们之所以会焦虑，是因为你们希望自己的生活不仅在通常意义上是成功的，而且还是有意义的。”福斯特博士将 successful（成功的）和meaningful（有意义的）对举，而且她在 successful之前再加了 conventionally一词，特地表明这是通常意义上的“成功”，这里的 successful就是指在华尔街挣大钱式的“成功”——实际上相当于中文的“富贵”。
《纽约时报》只是说郭敬明挣了很多钱而已。那么，在文学上，和successful对举的形容是什么？
5月4日那期的书评周刊，可算是中国文学特辑。前面有四篇英译中国小说书评，王安忆的《长恨歌》排第一，后面分别是莫言的《生死疲劳》，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和姜戎的《狼图腾》。最后一页介绍了郭敬明，不是介绍作品，而是八卦一番。《长恨歌》的那篇书评，称王安忆为 critically acclaimed作家——“专业评价极高”，这才是真正盛赞一个作家的话。
“专业评价极高”的分量，还在于说话者的身份——《长恨歌》书评的作者是现任美国笔会主席、美国女作家芙郎辛·普罗斯（Francine Prose），也是四位评家里的惟一作家。普罗斯似乎对中国比较关注，当年就是她在《纽约时报》撰文盛赞哈金的《等待》。后来《等待》得了美国全国图书奖；同获提名的一位美国作家甚至说：除了哈金，其他提名人获奖她都不服气。
国内评家谈《长恨歌》，常常有一个大大的不满足：女主角王琦瑶到底是如何熬过“文革”艰难岁月的，那几年为何写得如此简略？而普罗斯对中国所知有限，对她来说，跳掉几年大概正是作者的言论自由。她会如何看待《长恨歌》？
普罗斯看到，王琦瑶是个非常漂亮却在别的方面都很平庸的女子。翻天覆地的政治变化，似乎只是以流言的方式进入她的意识。“上海的市民，都是把人生往小处做的。对于政治，都是边缘人。”女人的“小处”在时尚，“那平直头发的一点弯曲的发梢，那蓝布衫里的一角衬衣领子，还有围巾的系法，鞋带上的小花头，那真是妙不可言，用心之苦令人大受感动。”抓住小处是上海人的不变，其实“王琦瑶不知道，那大世界如许多的惊变，都是被这小世界的不变衬托起的”。“衬托”的标准英译是serve as a foil to被衬托者。译者将 foil（反衬物）换作counterfoil（支票、发票的存根），译文的字面意义为窗外的革命改造，留在女主角这里的“存根”仅是些小花头，读来真是妙不可言。
革命未能改造人，跳过几年不成功的革命无碍大局。最后，还是改革开放所解放的生产力，非常历史唯物主义地改造了上海和上海人，改变了女人和男人之间、女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
如果说《长恨歌》中的人物以不动来抵消革命，莫言、阎连科和姜戎的小说则以乱动抵消革命。如果说普罗斯的观察眼光在政治之外，其他几位评者则见到了政治的图解。莫言的评论者也很有名，耶鲁大学中国史专家史景迁，可他毕竟不是文学家，他感兴趣的仍是政治。而政治太多却是文学大忌。特别是姜戎的《狼图腾》，被评者称为冗长的宣传小册子，从它的流行可以看出某些困扰当代中国人的问题，但其文学地位（literary claims，原文是说这本小说对文学领地的任何资产的认领宣告都是很可疑的）实在很可疑。至少在读惯了西方小说的人看来，《狼图腾》里的主要角色满嘴大道理，缺乏性格和感情的复杂性，而且情节安排显得很笨拙。
《狼图腾》不但在《纽约时报》评价很低；后来，《华盛顿邮报》也有个书评（该报6月11日），请了一位住在美国北部、跟狼打过交道的作家来写，也是评价很低，称其为五百页长的一个隐喻。
《纽约时报》评的四本小说，两本为葛浩文所译（《生死疲劳》和《狼图腾》）。葛浩文号称中国文学的英语“首席翻译家”，他曾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编者注：详见本报3月27日）：“要想了解中国文学在美国的知名度，只要看看《纽约客》杂志上发表了多少中国作品——迄今一篇都没有。……在美国读书界，《纽约客》能卖得动书，《纽约时报》什么的不管用。”《纽约客》一周评两三本书，当然比一周评二三十本书的《纽约时报》希罕一些，但是作家仍然争着要上《纽约时报》，其书评必有一定促销价值。
笔者在5月底作了个简单调查，看看这四本小说在书店卖得如何。太早了，书评效应未出来；太晚了效应会消失。延后三星期，估计时间较合适。结果发现《长恨歌》虽然发行最早，今年1月30日已经上市，比莫言和姜戎的书早了一个半月，排名却仍然与莫言有一拼，并远高于姜戎。看来，《纽约时报》的正面书评还是有用的，特别是当评者像普罗斯那样，本身是有着一大批拥趸的知名作家时。
大概为了迎合随奥运而来的对中国的兴趣，《纽约时报》组编了这期中国文学特辑。虽说不是为国人而编，但国人的兴趣完全不在特辑里的严肃文学作品，却在文学之外的八卦，一定让并不看重《纽约时报》书评的葛浩文也觉得伤心。有这样的受众土壤，葛浩文老先生想在《纽约客》上见到来自大陆的中国作家，只怕还得等一阵。
原载《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