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历史之四
马共其实是尝试与它的敌人和解的先驱。早在1955年，当它看到英国政府有撤退的意图，而胜出大选有望坐收独立之果的马统（一译巫统）领袖东姑.拉赫曼摇动橄榄枝之时，便决定与之和谈。在英方安排下，代表马、新政府的东姑、马绍尔及陈帧禄与代表马共的陈平、拉昔迈丁和陈田，在一个叫华玲的乡村小学校舍举行轰动马来亚的会谈。被舆论宣传描述成恐怖头目的陈平，第一次在媒体亮相。有一家报道甚至用了“玉树临风”来形容这个31岁的共产党总书记的风采。只有与他在抗日时期共事的昔日战友、今日敌人，前136部队英国军官戴维斯才细心地发现发胖的陈平其实是缺乏营养的浮肿。戴维斯知道陈平向来与部下同甘共苦。
华玲会谈以失败告终。因为马共游击队在军事上处于绝对劣势，没有任何筹码。它只要求有尊严的结束武装斗争，而不是投降。但东姑决不退让，一定要陈平投降。东姑的强硬固然因为握有英方许诺给他以独立的底牌。但他有一句话透露出内心深处的恐惧：“蒋介石还有一个台湾岛可去，将来你们把我赶出马来亚，我可无处藏身。”东姑对共产党的认识不可说不深。不过历史千变万化。陈平显然不是毛泽东。何况马来亚还有独特的民族结构。
东姑的强硬掀开了马来亚把马共排除而走向独立的篇章。马共则求仁得仁，宁死不屈，被压缩到泰南边界的大山之中。
话说陈平于1961年经越南赴北京途中，痛苦地发现正当他的党决定放下武器，改走政治斗争之途时，他的越共同志正斗志高昂地决定南下十七度线，发动解放南越的武装斗争。而整个国际冷战局势，也把两大国际阵营双方推入局部热战的尖锐对抗状态。
1961年7月陈平等马共在北京领导与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正式会谈时，邓力劝马共必须善用这个即将席卷全东南亚的时机，不要在这个节骨眼上转变政策。陈平后来回忆说：“我在一瞬间震惊了。”因为他与马共政治局经历好几个月的检讨，才痛苦地认识到：“我党生存的仅存的希望就是回到政治斗争。”现在，在中共许诺给予财政援助之后，马共政治局多数成员接受了邓小平的建议，陈平不得不服从多数。于是，一场注定不能成功的武装斗争再度展开。至1989年，它又延长了整整28年。其间经历了1969年马来西亚马、华民族冲突引发的又一轮扩大力量时期，以及肃反扩大化的自杀性政策造成的内部分裂。到1970年代末期，它仍回到只能局限于泰南边境基地自保的状态。
而在中国，其间的文化大革命带来天翻地覆的动乱与变化。到1979年邓小平成为中共最高决策人时，中共的策略发生了180度的转变。1980年12月，邓小平约见陈平，要求陈平关闭设在湖南的“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此举为了交换东盟四国在联合国支持红色高棉席位，那是李光耀访华时提出的条件。从1981年开始，邓小平”就鼓励”陈平“寻求和平方案”，陈平并回忆说：“这是中国向世界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后，联络部向我明确表示，中国对马共的武装斗争的经援不能无限期地支付下去。事实上，从此中国对我们的经援已有计划地递减。”
陈平回忆道：“我早已密切注意北京与吉隆坡关系的发展。……邓小平1978年访问吉隆坡时宣称，从今以后，中国把她与马共的关系视为历史的事实－－必须搁置一旁。”
如此，和谈之门再度打开了一条缝。
历史似乎与马共开了一个大玩笑。几十年的艰难困苦，一切重归原点。马共依然局限于国境大门之外的深山里，看不见任何政治前途。唯一的变化是陈平从青年成为老者，而他的战友，大部分已经战死。然而另一个变化是他的对手也换了一个世代。马来西亚的现任首相是马哈迪尔医生。他不是另一个东姑。通过内安法令，他已紧握权柄，不再把共产党作为首要敌人。头号敌人被宣布是“毒品”。
和谈开始了。时在1988年。
约会历史之二
今年9月中旬，就在我与合作者同龄朋友王旭准备前往马来西亚作初次访问的几天之前，远在欧洲的叶先生通过在怡保的秘书转告我与一位作家伊恩.沃德联系。伊恩与夫人诺玛是陈平回忆录《我方的历史》的执笔者与出版人，此时他们正在悉尼的家中。伊恩与诺玛会安排我们陈平的会面。接信后我与王旭、王兰立即前往拜会这对夫妇。
我们受到热情接待。不过在热情的背后我也觉察到某种友好形式的“政治审查”。我很快意识到陈平希望通过他们来确定我们是什么人以及什么意图。因为叶先生毕竟不是他的密友且属于另一个阵营。我们坦诚相告并很快得到了伊恩与诺玛的信任。
伊恩与诺玛本身也是不同寻常的人物。伊恩留着马克思一般的大胡子与长发，须发皆白，但与马克思不同的是他有剑一般的浓眉与尖锐的目光。他一开始便宣布他不仅不是马克思的信徒，而且“属于右翼”。因为他为伦敦的《每日电讯报》工作长达25年，职务是该报驻东南亚首席战地记者，见证并报道了整个马来亚紧急状态与越南战争的经过。直至退休后，他一心想要了解当初属于他无法采访的敌对一方的真相，便寻找到了隐居泰南的陈平并说服陈平合作来撰写回忆录。这项合作持续长达数年。陈平口述的录音长达数百小时。他与诺玛又安排陈平到伦敦、堪培拉等地查阅英文档案，使陈平也了解到自己交战对方的内幕。这项合作的终点，便是用英文、中文同时出版的几十万字数的陈平回忆录《我方的历史》。该书由这对夫妇设在新加坡的出版社出版。
诺玛与剑拔弩张外貌的丈夫不同。温文尔雅的圆脸，是一位亚洲脸型的菲律宾知识女性。她连半点“右翼”也沾不上边。她甚至不能接受我们对毛泽东的尖锐批评。
我不知道是与陈平的非同寻常的深入交往而改变了这对夫妇的政治观点，还是他们本来就是一对典型的秉持正义良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与陈平是“铁哥们”。我们能否会见陈平，就取决于他们的首肯。果然，后来伊恩告诉我，陈平本来犹豫不想见我们了，结果伊恩说服了他。在短暂的“政审”结束后，伊恩立即拨通了国际长途，并招呼我去与陈平直接通话。
我几乎不知所措。在用英语问候并简单介绍我自己之后，陈平建议我们用普通话交谈。他的普通话相当流利，那一定是他在中国时学会的。后来我知道他在语言方面的才能。他在森林里学会了马来语，还能讲泰语，加上英语与福建话、广东话，他可以用不同的语言与不同的人交谈。
陈平在听我自我介绍了中国大陆背景后，便开玩笑说：“你一定听了不少关于我的坏话了吧？因为我与一位中国的大人物经常吵架。”事实是，无论好话坏话，作为普通的中国人一概听不到。中共与“兄弟党”之间的事务，被视为高层机密。尤其在马共从政治棋盘上被撤下来之后，连正面报导也只字不见了。
电话里我们约定在曼谷见面。伊恩提到一个饭店的名字“东方饭店”。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家老牌的顶级饭店。会面将安排在那里。
咀嚼历史之一
东姑把华玲会谈失败归咎于陈平对他说的一句让他冷透心的话：“在你我之间，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友情，因为你不是共产党员，而我却是个共产党死忠派。”他说这句话让他认清了共产党。如果说果真如此，那么似乎陈平作为谈判对手过于幼稚了。我设想换了周恩来他一定不会那么说。更何况东姑作为马来民族的领袖，按照共产党的政策，至少是团结对象。但是今日史家也常批评周恩来的过于圆滑。他争取到的形形色色的政治盟友，到1949年后被毛泽东整肃得所剩无几。而陈平的这番话，倒是胸襟坦诚，丑话说在前面。
其实，果真陈平与非共产党人，甚至反共营垒里的个别人，没有建立真正的友情吗？看来并非如此。他与伊恩夫妇的友情，便已是一个绝好的例子，而另一个让我感动的例子，是他与英国军官戴维斯的友情。
约翰.戴维斯是136部队时期陈平的盟友，两人在丛林营地的日日夜夜结下了生死与共的战友情谊。在英文里这种关系是“Comrade”即中文的“同志”（虽然中文里限用于意识形态一致的战友）。从1948年起，两人分属血腥厮杀的两个阵营。1955年华玲会谈时，英方为确保陈平的安全，或者为了换取陈平的合作，而特意招戴维斯作“陪同官”。在两日的会谈结束之后，戴维斯护送陈平一行到森林边缘宿营。他问陈平，能否与陈平一同过夜。陈平在回忆录里记述这次“sleeping with enimy”(与敌共眠)的场景：
“我当然不反对。我一向喜欢戴维斯；事实上，我欣赏他。我们可以谈过去的好日子，至少那时大家站在同一个阵线。
“在我们交谈时，夕阳西下。我坐在一件披风上，交叉着腿。戴维斯躺在另一件披风上。在我们周围，森林的昆虫开始鸣叫。（嘉蔚注：一幅油画的完美构图）
“我们交谈到深夜。这好象是日本 占领时代的时光倒流。我们吃英国人的军粮，喝热咖啡，咖啡是我的警卫员在露天生火煮的。我打听在战时我共事过和帮助过的英国情报人员的下落。他问起他认识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成员的情况。他们现在身在何处？在做些什么？谁还活着？谁已经死了？我问起的英国情报人员大部分还活着，生活过得不错。戴维斯提到的我的同志大部分在紧急状态期间死了。
“这是非常友好的交谈，虽则我一直觉得，戴维斯是高傲独特的人。不过，他勇敢和充满活力；很适合担任战争期间他在马来亚所做的特别危险的工作。对他现在所做的事也很合适。”
戴维斯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记述道：
“第二天早晨，天一放亮，我们就送他回丛林边缘，那里已经有英军布防，我说：‘瞧，让我陪你进入丛林走一段，直到你觉得没人会向你背后开枪为止。’于是我们进入丛林，与他和他的游击队员走了大约两、三百码－－真是太好了，就象过去与他在一起时那样。他停下来说，‘好，非常感谢你，已经夠了，我们现在就走。我派两人送你回去。’我于是对他说：‘你并不认为在咱们自己的丛林我还需要护送，对吧？’他大笑着说：‘不，一点也不，我想是不需要。’我们握了手，非常友好。我转身走回，晃悠到营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约会历史之三
当笔者于9月19日深夜通过伊媒儿与诺玛最后敲定会见陈平的细节之时，却想不到坦克正在开往曼谷的街头。一场政变发生了。会见还会进行吗?怀着不安的心情，我与王旭在次日登上飞往吉隆坡的航班。抵达大马的次晨，叶先生安排了他的朋友、老同学陈汉强先生来陪我们参观与采访。陈先生还约了两位华社的知识界人士来相见。一天下来，我们不仅接受了大量的资讯，而且从华文书店捧回了一大摞历史书籍。
出乎我们意外，书店里公开出售包括陈平自传在内的大量马共历史回顾书籍，也有公开讨论马来西亚政治现实的书籍。这标示马来西亚当今的言论出版自由尺度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好。让我感慨的是，在长达数十年禁止谈论马来亚共产党历史之后，一旦开禁，马来西亚知识界正热衷于重新探讨与评价马共的历史功过以及事实真相，而且出于一种逆反，讨论多倾向肯定与同情马共的奋斗。这种情况恰好与在中国相反。在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对历史与意识形态的讨论尺度逐年放宽，使中国知识界热衷于重新挖掘与评价国民党的抗战史及其历史功过，同样出于逆反，普遍重新肯定国民党在抗战以及其它历史时期的贡献。
叶先生的秘书通知我们，约会陈平按原计划进行。于是我们抓紧一切时间阅读陈平与马共成员回忆录，以免到时不得要领。
在吉隆坡的第三日，陈先生带我们去拜访一个与马共历史有关的人物：前大马警察政治部副主任姚光耀先生。陈先生与姚先生也是老同学，怡保人。他俩都是曾在大马警界从事一辈子文职工作的退休公务员，年逾七旬。
姚光耀在陈平自传里被提及，称之为“经验特别丰富的华族官员”。他是1989年合艾和约的幕后推手之一。功不可没。与年纪相仿的陈先生相比，姚先生显得年轻而有活力。我们共进晚餐。席间我说到陈平，姚先生停了筷子，郑重其事地说了五个字：
“陈平，真君子！”
回到住处，姚先生向我们细述当年和谈的经过。作为以反共为首要任务的政治部高级警官，他积多年经验认定，马共每次被击败退入深山，在它复出下山时都比以往更强大。所以打不是一个最终解决办法，最好是和谈。他与上司政治部总监拉欣诺就此取得共识。拉欣诺后来回忆说：“马共的斗争的确是失败了，但是他们的人还是继续存在，这是政府必须接受的事。”他们向首相马哈迪尔汇报了这种思路，得到了明确支持。
姚先生被派往泰南泰军司令部协调此事。他们安排为马共高级干部到吉隆坡的医院秘密治病，把和解的信息传递给马共方面。为了在更高层级上以及与中共方面展开协商，姚先生找到了香格里拉集团总裁郭鹤年作为沟通管道。不久以后，在香港香格里拉饭店举办的一个大型宴会上，姚光耀被带到一个安静的角落，会见一位中共中央联络部的官员，之后，陈平从北京指派马共政治局女委员阿熖代表他与姚光耀见面，会谈就此开始。
数月之后，在泰国普吉岛马、泰、马共三方已举行了四轮会谈，几乎已达成协议，泰国军方希望在1989年12月5日国王诞辰之前签署和约，以作为生日献礼。但在最后关头在武器问题上卡住了。此时陈平已抵达普吉岛，他与拉欣诺关门密谈。一切问题迎刃而解。12月2日和平协议签字生效。
此后，陈平邀请姚光耀作为唯一的马来西亚政府代表前往马共在泰南的根据地参观。姚光耀出示他此行的几大本相册。看到照片立即让我想到了1937年国民党代表团在张冲率领下首次访问陕北红军区域。张冲与周恩来在谈判中成为了互信的好朋友。张冲当时是军统高级特工人员，职务与地位与姚光耀相似。张冲后来病故时周恩来甚为感伤。
与1937年照片不同之处仅在于它们全是彩色的。以至看到照片中头戴红星军帽的战士，几乎以为是电影里的镜头。那些持枪训练的女战士分队，活脱的红色娘子军，教我难以相信那是在1989年的当今时代。
姚光耀惊异于马共仍有这么多的青年战士。这一发现证实了他早先的担忧。他也惊异于营地的井然有序并且还有医务人员，包括一名牙医。那位牙医为他检查了牙齿。他被邀观看战士业余演出。看到有那么多漂亮姑娘，他说他有点乐不思蜀了。
后来，陈平兑现了所有他在签订和约时的诺言。这是为什么姚光耀如此欣赏这位对手。姚光耀说：“马来亚共产党可能还存在，那有什么关系？那是他们的事！关键是和平了，不再打仗了，不再死人了！”
但是马来西亚政府迄今不允许陈平回国，那怕只是返乡扫墓。就在我们访马时期，陈平诉诸法庭要求返乡的案子还在审理与拖延之中。姚光耀说，由于当时签约的政府代表均已退休，换了一拨人，这官司很难打成功。
不过后来当我们回悉尼再见到伊恩夫妇时，他们批评姚光耀作为证人，不愿意站出来为陈平说话，因为怕开罪政府，影响到他的退休待遇。
我不知道这一指责对姚先生是否公平。但是他一定有他的难处。
无论如何，凭1989年的成就，姚光耀有理由自豪。他与参与其事的三方人员一道，干了一件“胜造七级浮屠”的大事。
2006年9月24日清晨，我与王旭飞往曼谷。叶先生的一位朋友阿比扎开车接我们直达位于曼谷市区的东方饭店。饭店的新楼与曾是东印度公司的旧楼相连，俯瞰湄南河与一座天主教堂。叶先生在12楼订了三个房间。我们在其中一间安顿好后，阿比扎即带我们到隔壁房间敲门。
门开处，一位温和的老者，身着马来特色有着复杂花纹的缎子长袖衬衫，用普通话与我们招呼。这就是陈平！那个对许许多多的人来说即使在今日，也带有许多神秘色彩的陈平。由于我几日来见到了许多他的照片，所以已经不觉陌生了。相对而言，我们对于他倒是陌生人。
我们请他坐下。他介绍他的服务员小李与我们相识。小李，李国坚，广州人，昨天才从香港赶来，接替前一位服务员来照料陈平。后来伊恩说，李可能是某位陈平战友的后代。以往半个世纪里，有许多马共成员－－他们多半是华人－－的子女是在中国接受教育与长大的。他们对陈平忠心耿耿。陈平也的确需要身边有人。除去他已是82岁高龄长者之外，并不排除仍有被暗杀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