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已经住了十几年，居然不知道美国女作家牙买加·琴凯德(1949-)。今年春天，我在重庆的“精典书店”偶然看到她的小说《我母亲的自传》(译者路文彬? 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12月第一版)。通常我不肯随便买书，如今这年头，书籍成了灾，假冒伪劣又充斥其间，躲还来不及，只因为恰好瞥见了书的包皮上印着一句话“美国当代最知名、最有影响力的批评家与作家苏珊·桑塔格说：‘当代英语作家中，我想读的没几人。只有琴凯德的作品，是我一向最要读的。’”。虽然我不知道琴凯德，但我知道苏珊·桑塔格，而且极其佩服她的人格，信任她的眼光，就买下了。回家翻开书，看了还不到一页，就吓了一大跳：我的天，写得真好！
(这里随手贴一则别的读者在网上对于琴凯德《我母亲的自传》的类似感言：“随手拿起这本书，躺到床上，为加快睡眠到来而阅读，读了几行我就坐起来了，再读几页我就乾脆起来不睡觉，坐到客厅沙发上，一口气把它读完。看小说如今成了奢侈，但是难得遇到一本小说，才读了几页就放不下去，读这样的小说不会给人糟蹋时间的感觉，而是庆幸自己遭遇了这本书。”--载自“真名论坛”，作者吴洪森 www.zmw.cn)
5月回到美国，我马上去图书馆把书架上的琴凯德的书“掠劫”一空，一本接一本地“大快朵颐”。
牙买加·琴凯德的身世很接近西方灰姑娘的故事：出生比较凄惨，缺少关爱与温暖，但长大成人后，却光彩夺目，获得幸福人生。是写作救了她，而且成全了她。她亲口说：“我是那种靠写作自救的人。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不写作，我想不出我还能干什么？ 我会死掉，或者我会进监狱--因为我什么都不会做。我真的是除去写作什么都不会。所有那些对有些人是唾手可得的事，在我的地位上却是叫人失望的，在这个被压抑的地位上，我的情况就非常糟糕了。”
牙买加·琴凯德，出生在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安提瓜岛上，她和母亲、继父一起生活，她的继父是一个木匠。开始她是母亲唯一的孩子，她和母亲的关系很密切，但在她9岁时，她母亲开始陆续生下三个儿子，她和母亲的关系就永远地改变了。她开始被母亲轻视，甚至粗暴对待。作为长女，她当然地被安排照顾下面的三个弟弟，这是一份她并没有打算要的生活，但是她没有选择。为自己的家庭尽职，倒并没有让她心生抵触，她的抵触来自她母亲对于她人生的彻底忽视，粗暴干涉。其情形如她自己在文章中写的那样：“我母亲和继父给孩子设想了出色的人生，我的三个兄弟将来个个成材，一个将会做首相，一个医生，一个是部长什么的。我没听到任何人考虑到我的将来，我的将来除了做个护士之类没别的，没有了不起的将来。实际上我的教育很不在意地被中止，我的人生也可以很不在意地由任何事情来干涉破坏，这可以是让我离开学校或者什么的，如果我不去建设自己的人生，不把自己从这潭浑水中提出来，我可以随便被派做任何事。”
她的母亲对于她的忽视体现在下面这件事上。琴凯德自小极其喜欢读书，读小说，凡是读过的书，她都想把它弄到手。她通过一切办法找书，用零花钱买，甚至去偷。通过各种渠道她渐渐积攒了一些书，对于一个贫困家庭的女孩子来说，那是她的心肝宝贝。可是，一次她母亲出门，让她照看两岁的小弟弟。她在照看时完全被手中的小说迷住，没有替弟弟换尿布。她母亲回来后看到弟弟的尿布中包着一兜屎，她对女儿的惩罚是：找出她所有的书来付之一炬。
琴凯德一直是学校的成绩名列前茅的好学生，可是她母亲对此根本不在意，在琴凯德15岁时，母亲却让她突然中止学业，回家照顾家庭。她在17岁时被母亲送到纽约，给人当保姆，希望她能挣钱养家。在她母亲心中，琴凯德没有自己的需求，没有自己的前途，她只能把自己的生命绑在家庭这条摇摇欲坠的破船上。(当时她的继父生病，已经没有能力养家，而家中人口越来越多。)
琴凯德说：“我不知道是否是因为家里其他孩子的出生，成为改变这一切的原因--也许这本该就要随着我长大而改变的。然而，我们家的收入没有变，但是却变出了更多的人要吃饭，要穿衣，于是一切都变得短缺了，不只是物质上的短缺，还有精神上的短缺，那些好的精神事物消失了。 然后，我得到了过去我没有的东西，象粗暴和轻视。事过境迁之后，这是无关紧要的，可当我刚开始年轻时，这对我极其重要，因为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如果我不写作，我就不知道在我身上将会发生什么，写作成为一种自我救赎。”
琴凯德的自我救赎开始于她离开家庭到纽约。她不打算让自己被盲目地摆布了。她不给她母亲回信，也不看她母亲的来信。她自己独自在纽约生存，一边当保姆，一边上夜校，她在纽约进了“新学院”学习摄影，如此三年，后来在另一个学院得到全额奖学金，继续学习，但学习一年之后，她就离开了学校，因为她觉得自己当学生已经太“老”了。她回到纽约开始找写作的工作，并把自己的名字从Elaine Potter Richardson 改为Jamaica Kincaid(牙买加·琴凯德)，这样做是为了和过去的她分开，她要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
她开始在纽约为一份青少年杂志写稿子，她的写作风格让《纽约客》的资深编辑William Shawn大为欣赏，Shawn对她的发现和欣赏成为她人生的转折点。她后来在采访中说，是Shawn让她知道了什么是属于她自己的声音，什么是属于她自己的思想感受和独特方式，那些是最重要的，而正是那些东西才能构成文学。
她从1976年起直到1995年，长期给《纽约客》写作。 成为“The Talk of the Town"专栏的出色撰稿人。 她后来就嫁给Shawn的儿子(一个音乐家)，生了两个孩子，全家一直住在纽约北边的佛芒特州。她的第一本小说《在河流的底部》1983年出版，之后又有《安妮·约翰》，《我的弟弟》，《露西》(1990) 《我母亲的自传》(1996) 等书。她得到过许许多多写作的奖项，目前她在写作的同时也在伯灵顿学院和哈佛大学教写作。
琴凯德的写作，可以用两个字概括：独特。作为一种声音，她疏离于主流，疏离于任何写作流派，她的作品中有一种原生态的，活生生，火辣辣的东西，一种来自自身生活启示的原始智慧。她的写作才华几乎不是文化熏陶的结果，而是自己生命的具体心得--这对于大多数作家来说是最难得的。因此她的语言极其生动，摆脱了一切写作上的习气，是一种见心见肺的透彻而真实的表达。这在写作上更是极其难得的。
举一个例子说，比如我们写爱情，最近中国有一位著名作家在经过半生的等待之后，等到了她的美满爱情。于是她这么告诉我们说：“爱情是什么？爱情是无法言说的。所谓爱情就是当它来的时候，其他的一切都将落花流水。”
什么叫做“其他的一切都将落花流水”？怎么个落花流水法？这句话看着挺象个描写，其实什么都没说明白，对一个不从事文学的人来说，这样表述，可以，因为他/她没有能力把爱情表述出来，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样写就不可以，因为它似是而非。
我们再来看看琴凯德是如何描写爱情的。她在《我的弟弟》一书中，写到这样一个细节，一个关于她爱情的细节。她说，有一天她从外面旅行一回家，就到孩子房间去哄孩子睡觉，结果在孩子的床上睡着了。天亮时，丈夫过来把她叫醒，对她说，“甜心，你过来一下，我有话对你说。”接着，琴凯德这样描写说，“在黑梭梭的房间里，我可以看到他的脸；说来在一个黑梭梭的房间里看得见脸是不大可能的，可这对我是真实不虚的。 这是一张担忧的脸，一张不安的脸；从他脸上，我看得出他在为什么事情担心，我以为那是跟他有关的事。我问他，‘怎么了，出了什么事？’他只是依旧说‘过来，我有话跟你说。’到了门厅里，我可以看到银灰色的晨曦了，带着一点点的粉红，一点点的淡黄，然后丈夫开口说，‘戴曼刚刚打来电话，德封死了。’(琴凯德的小弟弟，死于爱滋病，死时33岁) 当他刚说出‘德封死了’时，我马上想到的是，噢，是德封死了，不是他家的什么亲戚死了，不是有关他的什么事情，死去的不是一个他需要大加悲伤的人。我对此感到欣慰，并欣慰于自己这样的心思、这样的心情：使得丈夫面带戚容的死者是别人，不是一个跟他有关的人，他不必为此伤心。我丈夫是我所爱的人；这是一种我并不需要期待的爱情，或者说，我甚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我只是宁可让一切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不能忍受看到他伤心难过；通常说来，他拿不幸太当回事，看得太严重；比较好的是，让不幸宁可发生在我的身上，然后，我就不必去为他担忧。”
就是这样的描写，这种贴心贴肺的，点滴落实的描写，在每一个极小细节上的真实不虚：即使在黑暗中她也能感到(几乎不是看到)丈夫脸上的表情；听到死亡的消息，第一反映不是为自己的亲弟弟悲伤，而是先为自己的丈夫欣慰--不幸没有发生在丈夫身上……因此她把一个妻子对丈夫的爱，写得透透彻彻。
爱情是怎么发生的？它就时刻发生在这些最细小的感受，最迅捷的本能反映中，它最不空洞了，它不是漫无边际的花啊，月啊，它无处不在，甚至在听到一个噩耗时，爱情也不肯把感情的空间让出来。因此爱情绝不是无法言说，要是觉得无法言说，就不是个好作家。
同样，我们的人性，那最真实的部份，也发生在一切最细小的感觉，最本能的反映中，而琴凯德的笔触，就深入到这些最细微，然而最真实的部份，很少有作家能够做得像她那样。
因此，琴凯德的小说作品从来也不留意于故事的描述、事件的发展，她留意的、描写的总是人的状态：心理的，生理的，精神的。她总在试图表达一切外在事件是如何在人的心上留下痕迹的，那是一些什么样的痕迹。就写作层面看，状态比事件要难表达得多。而琴凯德的本事，就是能够把一切微妙的感受真实犀利同时诚恳坦白地描写出来。
除去她生动真实的表达之外，我们还能感受到琴凯德洞察人世的冷静和智慧，只消打开《我母亲的自转》第一页，就能读到很多充满这种冷静洞悉的精彩论述。她这么说道：我母亲生下我就死了，我的身后总吹拂着一股凄寒的风，“在我生命开始之际，我不可能知道母亲的死会带给我这样一种感受。只是当人到中年，而我不再年轻时，我才意识到我曾富有的东西已经变得如此稀少，而压根儿没有的东西却多了起来的时候，我才渐渐明白了这一点。”
“我母亲去世时，留给我的是一个小孩子面对全世界时的不堪一击，我的父亲带上我，将我交给他出资雇用为他洗衣服的那个女人照看。他很有可能对她强调过那两个包裹里的不同：一个是他的孩子，一个是他的脏衣服。他势必会更小心地对待其中的一个包裹，势必会对其中的一个包裹进行更仔细的吩咐，势必会希望其中的一个包裹能得到更好的照料。但究竟是哪一个包裹，我可不清楚。我只清楚我是他的一个负担；我只是清楚，他的脏衣服是一个负担；我只清楚，他不晓得自己如何来照顾我，也不晓得如何去洗脏衣服。”
这种描述几乎是不动声色，却异常清晰地向读者呈现了一个小婴儿的可悲命运：她只获得了和父亲的一包脏衣服等同的地位，被交到一个陌生女人的手上进行“处理”。
这就是琴凯德的写作风格：冷静之极，看似无情，然而笔致极为细腻深入，象一个银光闪闪的探针，哪怕引起伤口的疼，她也要弄明白究竟伤在了哪里。她不粉饰，不含糊，更不躲避。她一向就打算她的写作是“有责任让大家感受到一些不幸”。 她就是有本事(同时更有胆量)把一切状态感受写得清清楚楚。尚若碰到她不清楚的，她也能坦然而仔细地描述她为什么不清楚。
她的这种能力，我们不能仅归之于一个作家的才华，更加要归之于一种无畏的心态。那是一个个体对于自己一生的无畏，不自怜，不自恋。这样的无畏肯定来自于某种眼光和胸襟：她在写作时想到的不是自己，而且比自己远为大得多的东西。她的作品没有给我们讲无数属于她个人的故事，或者发泄她个人的不满，她超越了这些，她只是把自己的生活经验作为一个活体标本进行解剖和呈现。正如她自己说的：“写作是为着一种存在的状态，而这个存在的过程是充满痛苦的，可我喜欢这个。这是现实，我接受这个现实，而不是把它作为需要躲避的东西。这就是我的生活，这就是我要写的生活。”
琴凯德的写作一直受到许多的奖项，但她也受到批评。对她的主要指责是，她的写作总是表达了太多的愤怒和不平之气，这让许多白人和主流读者受不了。比如她直接针对白人读者说：“你们有没有曾经寻思过，为什么所有像我这样的人似乎该从你们那里学习的是，如何把对方投入监狱，互相谋杀，如何恶意地对待别人，如何把我们国家的财富放进瑞士的银行？你们有没有曾经寻思过，为什么我们似乎该从你们学习的是，如何腐蚀和出卖我们的国家？你们不得不承认这些主要是你们的错。”
即使这样，琴凯德还是被无数的读者喜欢着，为她最大程度的真实、无畏，直面人生。
2007/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