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   他用镜头纪录战士成长面庞

     1985年，记者李玉谦用镜头记录了一场战役里的年轻战士们，2009年，他开始寻访战役中的8名幸存战士，并拍下他们生活和奋斗的画面，这些影像组成了10集纪录片，名字暂定为《战友——寻访122战斗亲历者》。那些曾默默被历史淡忘的人，在他的镜头中又鲜活了起来。而这中间，整整隔了25年。

大战前镜头扫过每位战士的脸

　　1985年，年仅23岁的李玉谦作为中央电视台驻济南军区记者站记者，被派去做总政歌舞团赴老山前线慰问演出的报道。报道结束后，他一个人悄悄留在了老山前线，用三个月时间拍摄下这一段他毕生难以忘怀的与战争有关的日子。

　　李玉谦说，这三个月来他没刷过牙，没洗过脸，没换过衣服，整日背着20多斤重的摄像机，跟着队伍拍摄。他的镜头最终对准了济南军区某集团军199师596团“双大功七连”的战士们。记者在李玉谦所拍摄的纪录片里看到，在“122”战役的前一天，战士们做着不同的准备工作：有人在给父母写信；有人在检查枪支；有人在给自己身上贴标签，标签上写有姓名、血型、所在的连队；吃饭前，战士们把菜叶码在米饭上，拼成“胜利归来”的字样。

　　12月2日，战斗打响。李玉谦的拍摄从当天的早4时一直进行到晚8时。战争胜利的背后，是一个个从此被改写了人生的年轻战士。

用一年时间寻找8位幸存战士

　　回到城市后的李玉谦每次跟朋友团聚，喝第一杯酒时，必要面朝西南方向祭奠。他看《集结号》散场后，自己坐在椅子上哭得站不起来，周围的人惊讶于他的动情，只有他自己明白泪水因何而来。

　　2009年，时任《解放军画报社》二编室主任的他申请自主择业，开始了他一直想进行的计划——以1985年他拍摄的原始影像为一条线，寻访当年参加“122”战斗的亲历者，追拍他们现在的生活。

　　李玉谦找到了当时“双大功七连”的副连长孙兆群。此时的孙兆群已经是山东省济宁预备役炮兵师的副师长。孙兆群回忆说，当年战友们达成“生死约定”：谁活着回去，谁就去看望各位的父母。孙兆群所在的连失去了16位战士，从此他便成了16位烈士父母的儿子。孙兆群从战场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从16位烈士的档案中抄下烈士父母的姓名和详细地址，逐一给这些烈士的父母写信。一封封署名“兆群儿”的信，带着“儿子”的关爱飞进了偏远的乡村。与这些信同时寄出的，还有一张100元的汇款单。20多年来，孙兆群持续资助16位烈士的父母和他们的亲人。

　　在孙兆群的帮助下，李玉谦得到了当时连队8位幸存战士的详细住址。他自掏30多万元购买了摄像和剪辑设备，2009年6月10日开机，他和他的摄影团队驾着一辆破旧的面包车花了大半年时间，拍摄到了这些幸存者的战后生活。

他们与命运对抗的这25年

　　25年过去了，当初满腔热血的小伙子都已人到中年，但战士二字在他们身上的体现，不仅是到哪儿都带着的军装，更是对生命和生活的坚忍。

　　当年哭着“我不会给你们带来负担”的小战友高俊忠，失去了一条腿，下岗后生活拮据，甚至去应聘过保安，他在众人面前表演奔跑，让大家相信他不是残疾人。高俊忠的妻子患有精神病，医生说必须马上入院治疗，妻子听了开始哭泣，高俊忠立马说“咱有钱，咱有钱”，但当时他的钱包里只有5毛钱。高俊忠只能装最便宜的假肢，这种800元的假肢经常坏掉，他便时刻携带工具自己修假肢。

　　军医许新升把主要精力投放到癫痫病的攻克中，如今他开了一家治疗癫痫病的专科医院，医院的员工中，退伍军人占了一定的比例。

　　在“122”战斗中两次负伤的战士马军，开了一个名叫“马军的航空母舰”的博客。他是反腐倡廉某网站中的著名人士，成了坚持社会良知的最典型一分子。

　　李玉谦每找到一个战友，都会把25年前拍摄的录像放给他们看。他们聚在自己的家中或是街边的小酒馆里，盯着电视屏幕不放过任何一个画面，从说笑议论到集体陷入沉默，但每看到纪录片的结尾处，就在这些不一样的城市里，不一样的房间中，他们传出了同样的哭声。（2010年7月21日）

《北京晚报》记者 宋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