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的文章(汪馥泉译)《正月的回忆》

东北李磊按：该文发表于中华民国34年（1945年）4月25日汪伪政府报纸《新中国报》译者：正禾（汪馥泉先生在汪伪政府任职挂衔时曾经用过的笔名：汪正禾）。因为，汪馥泉先生曾经担任过，江苏省教育学院副院长，袁殊任院长；汪伪政府中日文化协会江苏分会常务理事兼总干事，袁殊任会长。所以，当时个别不明真相者，仅仅因为汪馥泉先生的这两个伪职和头衔，就断言汪馥泉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汉奸走狗，未免有一些举动轻率了，但是，不知者不怪。后来连汪馥泉先生所在地下组织的上级领导潘汉年先生和杨帆先生都已经大难临头了，何况一位身经百战的我党秘密特工袁殊先生？何况一位我党秘密女特工关露女士？何况一位无党无派的进步人士汪馥泉先生？

下面是当年汪馥泉先生在**地下组织的安排下秘密配合我党特工袁殊先生特殊工作期间，在特殊战线上通过日文资料翻译转发的一篇“大汉奸”汪精卫的回忆性文章，让世人了解“大汉奸”汪精卫内心世界的点滴情感和真实想法。

《正月的回忆》

 

汪精卫

  

故乡的正月

    一到正月，我便回忆起在可爱的故乡过去了的幼年时代的事。我是生在广东番禺的，我父亲是生在浙江山阴的。因为职务的关系，迁居广东，当时跟随着父亲到广东的，只有母亲，和十弟兄中最小的我。因此，我一直到父母逝世为止，总依依膝下，为父母所宠爱。但是家庭教育，是很严格的，以勤学闻名的父亲，当我每晚从书塾中归家，总教温课诵诗，父亲为了我的教育，费了极大的力，这样的家庭中的学课，一直继续到父亲以七十四的高龄长逝的前夕为止。母亲是先于父亲一年，当我十三岁的时候逝世的。母亲鸡鸣即起，奉侍年老的父亲，养育弱小的子女，关于家事，甚至于米盐之细，也是不忽略的，做着家庭的人生活。做着家庭的人终世的母亲，她的四十四年的生涯，是辛苦与牺牲的生涯，小孩的我，是不知道母亲的辛苦，肚子饿了便吃点心，饱了，便到外边游玩，在正月里，和遇到佳节，便和邻近的小孩游玩，到后来追想，大概是因为想念远离的子女吧，母亲眼眶中，常有泪痕，从衣箱中取出衣服来，喊用人换取钱的母亲的姿态，在小孩的我的心中，也还有着恍惚的记忆。但是，那个时候的我，不懂得母亲为什么一个人沉着脸而叹息的，我在母亲逝世后六年，便离开祖国，经过了十年，才返回故乡，回到了可爱的故乡，探求逝世的父亲与母亲的遗物。只找到了父亲的两三封信扎，至于可以回忆母亲的，却一件也找不到，后来，我嘱温幼菊氏画了一幅秋庭晨课图，这是想把幼年时对母亲的回忆，留在画图中，这是清明的秋日的早晨，九岁的我，在芙蓉怒放的中庭，在母亲旁边温课的图。前年年末，南京陷落之前，到汉口去的时候，颇为忽促，几乎什么也没有带，只这一幅秋庭晨课图是很小心的带着的。

 

日本的正月

    一九○五年（明治三十八年）的正月，是我离开了故国，第一次迎接的正月，当时的我，还是二十一岁的青年，上一年的秋天，作为广东省政府的官费留学生，到了日本，进了法政大学，一九○五年的正月，在我的印象特别深刻，这有两个理由，第一是，我离开了故国第一次在异国碰到的正月，第二是，那个时候，正是日俄战争很激烈的时期，日本的国内，完全包在战争的氛围中。尤其是从岁暮到正月，日本的关心集中于旅顺的攻击。全国国民在期待着还是今天的陷落还明天陷落，街头巷尾，在谈论着乃木大将将于元旦攻陷旅顺，自天皇为始，全国国民期待着，于是用于（了）全力进攻旅顺，这种日本国民热烈的爱国心，深深的燃烧了青年的我的心曲。在学校里，即令正在上课，一听到窗外卖号外的铃声，教授便中止了讲解，叫买号外，在当时的政法大学，为我们中国留学生特设的由翻译者授的班级，所以，我虽则不会讲日本话，但讲义是完全懂，又书籍，也大多是文语体的，所以只要练习一个月，已能懂得大概的意思，对于研究并没有障碍。这个时候，我住的地方叫做青水馆的寄宿舍，街道的名称，已记不清楚了，想，大概是神保町那边吧。当时的我，颇为用功，所以除了在教室中授业的梅谦次郎博士及其他几位教授之外，没有在接受薰陶的机会，这个时候，对我影响最大的日本伟人，是西乡南洲与胜海舟的两个人。我以为，没有这两个人，江户事件的解决是不消说，明治维新也不会有那样好的成就。我每一次到神田一带的书店里去的时候，总不忘搜集与这两个伟人有关系的著作。星期日到上野公园去，总尽量眺望西乡的铜像。当我们从事革命运动的时候，康有为与梁启超拼命反对，说，革命运动，只弄成国内分裂，结果，是促进了列强的分裂中国，但是，我研究明治维新时代的情形，研究西乡、胜两伟人的事绩，决没有那样的忧虑。现在回想当时的正月，我的脑海中，浮起了另一个感觉，日俄战争，离开甲午中日战争，只有十年，但日俄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国青年所期望的，是日本的胜利，在十年之间，我留学日本时，在东京的中国人，在一万以上，个个人都衷心的支持日本，看到现在的情形，也有人说，中日两国是不能衷心的和睦的。我便想起了从前在东京过的日俄战争的事。只要看处理的方法如何，国与国之间的怨恨，不是不能解消的。在一九○五年这一年，在我有一件不能忘却的事，便是，在这一年，我第一次会见了孙中山先生。地点是神田的锦辉馆。在演讲会的席上，时日已记不清楚，孙中山先生是穿着白色的衣服，所以应该是夏天，在中国人的我，以为日本的正月，有种种的礼仪，比诸繁琐的中国正月，来得恬谈，有轻清的乐趣。

 

北京的正月

    一九一一年的正月，在北京的铁窗下过的，哪时北说的监狱，正在改善囚犯待遇后不久，比诸以前，要人道的多了，但是，我的脚还是上了镣铐。每天的三餐，叫是叫做老米，已很陈，脂肪质等早已失去了的带色的（米次）米饭一碗，咸萝卜一碟，汤一杯，每五天吃一次豆腐，但这比诸过去，已好得多了，但当时的我，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始终闹肚饿荒。吃肉，是一年三次，端午，中秋及元旦。尤其是元旦，每个人给一斤肉，在狱中过去的这一年的正月忘却一切，贪婪的吃肉，暗杀摄政王计划的同伴，是叫喻培伦（号云纪），千叶医专出身的医生，在我们之间，有点化学知识的，只有他一个人，所以由他担任制造炸弹，他后来死于黄花冈之役。救我命的是肃亲王，肃亲王为使我抛弃革命的决心，用尽了种种的方法，曾经有一次，把我带到法场上，逼迫我变更革命的决心，他常常到监狱中来，与我谈论天下大事，谈论诗歌。我是能免死，也许是有一种政治的作用的，但是，我每回忆到这个时候的事，总想到这位清朝末期的伟大的政治家。

 

欧洲的正月

    我在欧洲，过了好几次的正月，但是没有给与很深刻的印象的正月。而且，我到欧洲去，常常因为故国政局的变化而中断的，大体上来讲，在西洋，正月没有给与我多大的印象，倒是圣诞节的印象，来得较深刻。这也只是圣诞节及其前夜，寺院中的钟声，惹起了我的感觉。当真的讲起来，我的心情，对于西洋的大寺院，是很不适合的（西洋人听了，也许会发怒）。因为，我走进西洋教会的建筑中，便想到小时候每逢正月总要去的故乡的城隍庙，在城隍庙中，有着地狱的摹构，正中是十殿阎王威风凛凛，大大小小的红鬼青鬼，牛头马面等怪物将死亡者逼到火山上去，针山上去，在小孩，这些东西，是很可怕的，回到家中梦里也会再现的。这幼年时代的印象，还存在脑子里，所以，我到西洋去，看到大寺院，便会联想到幼年时代的故乡看到的地狱，所以毫无兴味。

 

南京的正月

    在中国铭感特深的正月，是一九一二年的正月，上一年年末，旧历十一月二十五日，孙中山先生到上海，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从这一年起，中国废止过去的阴历，采用阳历，在这个正月里，孙中山先生参拜明孝陵。对于孙先生的参拜明孝陵，无政府主义者的吴稚晖、李石曾等，大加攻击。他们的论旨是，主张民权的孙先生，为什么去参拜旧代君主的陵墓。我自己，对于先生的参拜，并不反对，但吴与李的议论也别有见解，很有趣味。可不久，我便感到，为他们的议论所动心是不行的。孙先生的参拜孝陵，从民族的见地来看，是很有意义的。他们是站在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立场上来反对的。我是不会对他们共鸣的。这个时候的事情，还有一件是不能忘却的。那便是孙中山先生就职的宣言，这是我起草的。先生对于我所写的，一个字也没有改，照所草发表，这在当时的青的我，感到一种意外的喜悦。在这宣言中，有临时政府成立后，当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的一句。这实在讲是借用了我在法政大学肆业时，山田三良先生讲国际私法时所讲的诸位常常在喊撤废治外法权，废领事裁判。但在向列强要求之前，先得尽作国家社会的一员的义务的。回忆当时，我在那个时候，考虑过下述的一回事，一九一二年，即民国元年，一月一日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宋教仁等为反对，其理由是，现在孙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那末恐怕在北方，以袁世凯为中心，将计划反对宣统退位，但是在实际上，却正相反，在南京孙先生表示了坚决的态度，结果，促进了北京的工作的贯澈。促进了袁世凯的决心。孙先生到宣统退位，便于二月十二日发表通告辞职举袁电，于是，袁世凯被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于三月就任，现在关于新政府问题，也总听到类似的议论，就是，有人说，现在如其组织政府，那末重庆将逼处一角，便完全失去了和平的机会，但是，我却不这么想，反而，新政府的组织，将促进重庆的和平的决心。回想民国元年的事，我是这样想。民国二十二年，二十四年，我在南京过正月，这个时候，正是国民政府的新生活运动最高潮时期，警察对于废止旧历正月，大费周章。在一般民众，旧历正月是一年一度的大事，是特别快乐的节日，警察的取缔，我以为实在太过份。我劝告警察当局及市府当局，缓和其取缔，但无效。我觉得在南京过旧历正月没有趣味，想到上海去过，但因为不方便，没有去。但是在南京，总不感趣味，便到邻近的汤山温泉去。在一家乡下人家的门口，贴着这样的书联：

打倒帝国主义

实行新生活运

用红纸头贴着这样春联的人，是以为这是祝贺正月文句而写的；这文句，是由党部发出的新生活运动的宣传标语。原本是「打倒帝国主义」，与「实行新生活运动」的标语，但是一个是六个字，一句是七个字，是参差不齐的，做书联是不行的，于是就把七个字的一句，随便勾去了押末的一个字。「义」与「运」，平仄也不调，这完全是随便乱弄的，二句都是六个字便行了，这里显示了言语中断的讽刺，我看了忍不住一笑。

 

汉口的正月

    民国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即大前年与前年的正月，是在我的一生中有着深刻的意义的正月，二十七年的正月，是在南京陷落后不久，我在汉口，上一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正好得到日本广田外相对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和平条件的第二次回答。张群、王宠惠、孔祥熙和我，以这回答为中心，互相讨论结果，得到应该接受这个条件的结论。便将这结论报告蒋委员长。蒋委员长也似穷于回答，结果，因为问题重大，决定等待白崇禧、李宗仁、阎锡山到来，正式讨论，后来，李宗仁没有参加。从十二月三十日到翌年元旦，凡三日，举行国防最高会议。商讨和战问题。至大除夕决定接受陶德曼大使的和平提议，并决定蒋介石辞行政院长职，孔祥熙代理院长，张群任副院长，蒋介石自动辞去行政院长职，以避媾和责任，二十七年的元旦，从早上起，大家围绕着蒋委员长一整天畅谈各种问题一直到日暮。以往年，这一天政府当局者大家贺年，参拜中山陵，这一年，南京已陷落，中山陵已为日军占领。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暗澹心情，孔与张这一天正式就职，二日，白崇禧与阎锡山，离汉口赴前线，四日，蒋介石去开封方面。留在武汉孔祥熙与张群，担负了和平的全责，但是，从前后左右，发生了许多麻烦，在徒费时日之间，日本已不能等待。便鞋发表了一月十六日的声明。于是一切全归泡影，现在，蒋介石对于是的和平运动，大事非难，但在我，这种非难，全然不能折服，因为和平方针，是二十六年大除夕最高会议正式决定的，从二十七年元旦，应该实行了。关于这件事，已说明过好几次，已是天下周知的事，所以不必再述了。

 

河内的正月

    回忆在去年河内过的正月，实感慨无量，我于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飞离重庆，于二十九日，发表第一次通电。特地到河内去发表通电的理由是，因为在重庆，要发表白己的意见到底是不可能的。

    照蒋介石的手法我发表了这样的通电，表示了态度一定用恐怖手段对付的，这是我所深知的。但是在二十二日，近卫声明发表了。在我，不能再空费这以上的时间了，同志周佛海、陈公博、陶希圣、梅思平等，为了发表第一次通电，到香港去了；在河内，只有我夫妇，曾仲鸣，与二三秘书。我们在那个时候，绝无护身的武器。我们并未为危险所包围，因此，不能要求越南当局保护；而且，一受了保护，与同志的连络上，颇不方便，所以，越南当局虽则提出保护，但我们拒绝了。但是现在河内的市内是危险的，所以迁居市外山上叫作“唐泰乌”的避暑地的旅馆中。是冬天，所以除了我们之外，没有别的人。在寺院似的大旅馆一空中，我们四五个人，在紧张中，但却静悄悄的，迎接和平运动开始后第一个新年。元旦晚上，我得到情报，知道重庆方面在策划剥夺我和同志的国民党籍。

对于这个情况我与曾仲鸣俱颇黯然，这一晚，大家都沉思了一晚。才脱离重庆的我们，便反对重庆，于情有所不忍。一方面，在当时，日本方面的意见，我们也不明白。近卫声明是原则，日本方面，在具体上将如何，完全不明了。于是，我们决定，暂守沉默，静观事态。

    我们打算，把一个正月，在静寂的山上的旅馆中，翻译书籍，耽于过去的回忆及思索来度过去。但是，一月十七日，发生了同志之一的林柏生，在香港为暴徒袭击受重伤的事件，空气紧张了起来。是一月二十八日吧，得到紧急情报，说有十几个怪人，从山下向“唐泰鸟”来，我便下了山。当他们到达旅馆的时候，我已经走脱。从这个时候起，我在河内另外相了一幢房子。

    当时，越南当局提出保卫我的住所，但是我拒绝了，只是在我住所附近，站一个警官。住所全然没有防卫设备。三月二十一日，同志曾仲鸣为重庆的暴徒所杀害，便在这住所中。发生了这件事之后，越南警察当局，完全包围了我的住所，以为戒备。蒋介石深知我的脾气，但他一再非难，说我不知道他的脾气。脱离重庆之后，我没有立刻积极的行动，这在同志之间，有相当的批判。曾经有人批判说，万一我在“唐泰鸟“为重庆的暴徒所伤害，和平运动不将全归泡影吗。但是，正直的讲我心情，对于才脱离重庆，立刻转向，向打倒重庆的路上迈进这在我的心情，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有人说，这种感伤，只是妇人女子之仁

    我自己也以为，非虚心坦腹的批判自己不可，但是，在实践自己的信念的途中，时常陷于孤独中，这也是不得已的事。我心中绝无所悔。脱离了重庆，在河内过的这孤独的正月，这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

   （采自中华民国三十年四月二十五日新中国报译者正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