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黄伟林之三：关注人类生存困境

 

受访人：陈谦

采访人：黄伟林（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谢婷婷、敬晓娟、赵若昕、陈诗艺、许晖、李连铁、李晓鸥（广西师大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

录音整理：谢婷婷

采访时间：2009年11月9日下午3时至5时

地点：广西师范大学育才校区文学院基地楼二楼接待厅

 

 

黄伟林：你是理工科出身又从事高科技工作，小说中的人物往往也是高科技的精英，那么，由于大多数的作家都是文科的背景，他们笔下的人物往往也都是文科背景，那么这就反衬出你的小说的特点，那你能不能谈谈你的这种专业背景给你的小说带来的影响？

 

陈谦：影响有这样几方面，一是题材。我写的题材多半是关于理工科的人物的，我很熟悉他们，我那么多年的那种理工科的学习和工作经验，都是跟理工科的人打交道。工作以后身边全是工科生。我对理工科学生的理解非常好，他们遇事通常会怎么想，怎么判断，我是很了解的。我能跟文科的朋友聚会，很多理工科的朋友就有些奇怪，他们会觉得跟文科人没法谈。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我很多文科的朋友又讲，他们不爱和理工科的人打交道。我却毫无问题，我知道他们的兴奋点在哪里，跟他们谈什么我知道。我跟他们谈我的小说，他们肯定不感兴趣的，但是我知道他们兴奋点，把我跟他们放在一起，我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写作时，当然首先从我能把握的题材入手。还有我长期的理工科训练，我觉得我的小说很理性。就是科学训练的所谓的注重细节，讲究逻辑，那种东西，在我小说里是看得出来的。在这方面努力也是我做小说的时候的追求。

 

 

黄伟林：接下来一个问题啊，我们人一般都是要面临这样的几个世界，第一个世界是自然，人与自然，所以我们在神话时代，人更多的是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说是造就了文学历史上的神话阶段。那么第二个世界就是人类社会，这是人与动物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人构成了社会，现实主义我觉得很多写的都是人与社会的关系，人如何在社会里面生存发展。具体到中国，可能很多人会关注，比如说为什么现在反腐题材这么流行，就是因为腐败是一种社会现象，那我们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生存，我们就自然而然关注这样一个现象，但是我觉得在美国这样一个社会相对而言已经相对完善了，我们很难设想，比如说今天我们在中国我们可能会怀抱这种想法，我们就觉得社会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可能会改善，美国人可能不会有这种想法了，因为那个社会可能基本上已经定型了，它已经是一个比较完善、定型了的社会了，不要指望突然给你一个什么大的变化、什么机遇，不像我们中国人，文革一结束，一下就把很多中国人解放出来了，在美国我们很难设想有这样的可能了。那么这会不会导致美国的文学进入一种第三种状态，就是它更关注人与自我的世界，就是人更关注他的内心、他的自我认识、他对自我的发现，那么，相对而言就会淡化人与社会的这种思考？

 

陈谦：其实不尽然。就像你提到的，只是社会结构形式不一样，冲突不是那么明显。美国的社会制度相对完善。但你读菲力普·罗斯的小说，他也写到美国的大学系统的那种政治斗争啊。有人的地方都会有政治，就是politics。它不一定是我们讲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但肯有那种power struggle权力斗争。美国作家当然关注这种东西的。像菲力普·罗斯的那本《人性污点》，他的代表作之一，就写一个大学教授在系统中的挣扎。

 

黄伟林：这本书译成中文了吗？

 

陈谦：《人性污点》我不知道译成中文了没有，版权该是买下了，但好象还没译出来。他表现的是跟学术系统的斗争，不是那种我们说的正面的激烈冲突，比如说大的改造、重写宪法，美国已经过了这个时候。但美国人他相信自我能力。个人真正的影响是手中的选票，如何利用它去让社会和现实改变，是美国人日常的思考。所以他们更关注的是我怎么去适应系统、改造系统，它的落脚点还是在人。像留学生，包括各国的移民来到美国，面临更多这样的问题。作为一个移民，我怎么让我去适应这个社会？大家想的也是这些。这个社会相对来讲它不需要你去做大规模的改革。你想怎么改变的话就通过选票，或者通过媒体，我们去拉选票，让你的法案通过，他们有渠道去做这个事情。我们全世界各地来的移民，到了这个系统中，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怎么样让自己去适应这它。我想这里面涉及更多的是人心灵的挣扎。当然，比如社会里的不公平总是有的，就是种族之间的，像黑人作家他们关注的就是这个主流体制对他们的一些不公平。

 

黄伟林：好，接下来，请你谈一点放松一点的，介绍性的。现在海外华人作家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庞大的创作群体，而且跟国内的联系非常广泛，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作家群的总体情况以及你熟悉的一些作家情况。

 

陈谦：《人民文学》第十二期（2009年）就是一个海外作家专辑嘛，找了一些比较活跃的海外作家，要推出他们的作品专辑。可见中国主流文学界已经关注到海外作家这块生态了。以前大家都是觉得我们是一种野路子的，根本不看。所谓说的“海外作家”，就是表示你们是低一大截的那种人。这几年，海外作家经过长期的写作实践，而且所拥有的不同经历可能会打通视角，表达能力又确实上来了，让人们有了看到一片新的疆域的感觉。就是你的经验表达、你的作品水准，确实让人感觉到你们可以对话了，所以确实是得到了认可，好像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你刚刚说要我介绍的海外作家群，我个人认为，“海外作家群”其实就像“女性作家群”都是批评界的或者是民间言说的一种比较方便的定义。海外的作家，讲实在话，其实是非常个人的，很松散，风格各异，离得又很远，没有一种特别强的集结。我觉得有一个特点是很可贵的，就我认识的这些海外同行们，都是出自内心的喜爱来写作的。应该说，在海外写作基本上讲没有功利可图的，没钱的嘛，稿费不足以支持你在海外的生活，所以我觉得他们动机比较单纯。我们没有“联合作战”，大家平时联系也不多，但我想大家都有一个特质，就像《人民文学》他们意识到的，大家都出于对文学、文字真心的喜欢而严肃创作的，这点我觉得很可贵。比如像最近受到很大关注的张翎，我觉得她最近那个《金山》写了四十万字，这么多史料，做了多少工作啊。她还上班，我想她一定是因为内心的需要，没有什么钱的，回报很低的，如果将来影视版权的话可能有一点回报，还加上版税，跟所付出的来比，通俗地讲，并不很划算。如果你真正想赚钱的话，当个工程师，上个班，多好啊，从收入来讲，对不对？我很尊重我的那些同行们，不管他们写到怎么样。

 

黄伟林：我读这些海外华人作家的作品，我就发现啊，有这样几个特点，一个是历史写作，可能因为脱离了国内的现实生活语境，根又在中国，因此，自然而然转向了历史写作；第二个就是宗教意识，中国人到了西方，可能会受到很强烈的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这使得有些海外华人作家的写作有很明显的基督教文化色彩；第三个是心理倾向，由于脱离了文化母体，又处于一个相对成熟而完善的社会体制中，人生遇到的问题带有更明显的个人色彩，因此，人与自我的问题变得日渐突出，从而产生对心理问题的关注。

 

陈谦：说实在的，我不了解华文的宗教小说。你看托尔斯泰也是很虔诚的教徒嘛，对不对？国外作家都有宗教信仰的，但是如果你这样讲是一种类型写作的话，那么应该说这也属于一种类型写作吧，我觉得不能代表一种普遍性。你问到宗教，基督教对我的影响，对我们作家的影响，这肯定是有的。包括我自己写《特蕾莎的流氓犯》，如果我没有到了美国就可能看不到这个东西，就是要从人的内心，对自己的过失拷问。因为文革是每个人的文革，这是我意识到的问题。我们过去总是讲祸害来自上方，其实毛主席没有叫你去杀人啊。可是当那种邪恶的风气盛行时，每个人内心里邪恶的东西就可能被被唤醒的。我关注到这点，就意识到是基督教的影响。

 

黄伟林：其实这也是人性，每个人心中其实都是有那种毁坏的欲望。

 

陈谦：对啊，就是啊，这就是基督教给我启示的东西，就是说人的那种“罪”……

 

黄伟林：基督教有忏悔，还有压抑人的那种破坏欲呢？你们有没有啊？

 

陈谦：有忏悔自新啊。它不是说压抑，长期的讲它是一种引你向善的教育，就是说如果你有坏的欲望的时候，你要学习抑制。我觉得基督教还不仅仅是向善的东西，向善我们一般的德育教育都会提到，对不对？它跟好的地方是，它会告诉你：人要有一颗谦卑的心，对自然、对社会、对人你要保持这种谦卑，就是他们经常讲的humble。你要humble你才能懂得悔过。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做坏事的，就像你刚才讲的破毁欲望。如果按基督教讲是有“原罪”的，人是有“原罪”的呀，就是说一开始就是罪人，我们的欲望会导致我们走向各种岐途。所以说要有humble的心，知错要懂得改，你要知道忏悔，基督教它说忏悔就会得到原谅，这是另外的东西。如果你在长期的这种文化氛围中，你受到这样的熏陶，会比较自觉，会有忏悔之心，你做了坏事你至少是知错的，你会有负疚感，不会在害人以后还不知忏悔。美国是个基督教的国家，你愿意不愿意，这东西会在它的文化里面每个层面，尽管美国信教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但是上帝的存在他们还是承认的。生活中就是说英语文学的每个点滴都会碰到这个问题，我想，海外作家在那生活他一定会绕不过去的。

 

黄伟林：刚才讲到历史写作，讲到基督教意识，还有一个就是心理问题，就是心理描写，在一些西方作家或者海外作家，他们会经常涉及到人物的心理病。包括你的那个《覆水》的女主人公，她会找一个，当然那个人他不完全是心理医生。她会找这样一个人来，也不完全是心理求助，她会需要一种内心的沟通，需要别人给她指点迷津。我觉得，包括你以前也跟我谈到过，是不是美国人容易出现心理问题，中国人心理问题不多，或者说中国人的这种心理承受力很强，心理不脆弱，不像美国人，不知道是跟你说过还是跟谁说过这个问题。

 

陈谦：我也说过，我们大概也讨论过。对，不像美国人动辄就找心理医生了。我跟要好的童大夫也聊到心理问题。美国相对来说条件好一些，人肯定比较脆弱。越在艰苦的环境中，比如说农村的孩子他吃很多苦，心理承受力肯定比城市的孩子强。那同样的道理，美国人生活，各方面物质的条件很丰富，人就比较“娇”，应该会有一点。美国人很注重个人隐私的，他们不会跟我们中国人一样，七七八八的，什么七大姑八大姨都去讲自己的隐私。另一方面来讲，中国民间邻里的扯来扯去，其实是一种心理救助。人需要发泄，我把事情讲出来了，我就舒服了。美国人年比较注重隐私，他需要找心理医生看病，这是一个问题。

 

黄伟林：美国人心理隐私多，还是中国人隐私少一点，就阳光一点？哈哈。

 

陈谦：我不觉得，我觉得可以说中国人比较tough，不是坚强，就是比较硬一点，比较经磨啊，就是像农村的孩子，他承受力大一点。比如说像大地震那个样，若发生在美国，那要多少心理医生冲过去啊。中国人他们自我疗伤，靠自己了，邻里、同学，其实都是心理医生。美国人他们没有办法。我后来读心理资料读到很多，发现心理医生那些病例，他坐在那里两百块钱一个小时的，然后你坐在那里开始倾诉，他会启发你几个关键的点，当然他有他一套理论。实际上你讲完了，你释放了心理的东西，你就好了嘛。

 

黄伟林：那我们中国人好多都被迫释放了，比如说我明明干了一件事，我不想让大家知道的，但是大家都知道了，多知道几次我就很有承受能力了。

 

陈谦：你这种讲法是有道理的。或者她就找自己的女朋友讲，我的很多女朋友都讲，她们其实很痛苦的，要听女朋友倾诉，还要安慰她。其实安慰没有多少用的，只是让她倾诉，让她讲几句话她就舒服了。我们中国人经历的苦难很多，生活条件各方面确实是艰苦。我不想用“坚强”这个词，但是他们对苦难可能麻木了，就是没有那么敏感，没有那么“娇”。

 

黄伟林：对。我读你的小说以及和你交谈的时候，感觉你的阅读量很大，特别是你还读很多美国当下的小说。我有个感觉，其实我们大陆的文学，八十年代是一个非常大的飞跃，为什么？因为八十年代经过前面三十年的这种封闭，然后突然一打开，这些人就在一种求知欲非常旺盛的状态，接受能力特别强，你说是不是？就好像那些人饿久了就特别能吃一样……

 

陈谦：但是吃过头了会撑死的哦，呵呵。

 

黄伟林：那时候来了很多的东西，但是可能啊，我觉得中国大陆的主流作家，可能他们的文学资源基本上到八十年代为止了，可能就基本没往前走了。

 

陈谦：那为什么他们不往前走呢？为什么会这样？

 

黄伟林：因为毕竟你再往前走也比较难。为什么？因为八十年代一下进来的东西也比较多，能够把八十年代的东西消化掉就不错了，宏观上来讲也是这个原因。另一方面，八十年代很多作家，比如说像现在最好的作家，可能都是在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些人现在成为主流的作家。那么到了“80后”这一批年轻人，他已经是在另外一个平台上，在市场的平台上写作，不是在我们这种传统意义的平台上写作了。那么我就在想，比如说像你这样对新世纪的美国小说仍然保持这么强烈的兴趣，因为你还有一个特点啊，长期以来你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你并不是一个从事文学专业的人，你可能没有那种像我们这种从事文学专业的人这样，我们可能接受多了，可能一下子撑着了，我们就可能有点厌食症了，你可能还保持着比较好的这种饥饿的状态，你说是不是？哎，我想，同时你又直接阅读英文，所以我想请你谈谈你读美国最新小说的体会。讲讲这些当下的美国小说家同行，他们有可能对我们今天大陆的这些小说家有什么借鉴的地方？

 

陈谦：我八十年代在中国没有写作嘛，没有时间去写，所以我不知道中国作家走过的路。我现在插一句，你刚才讲到“80后”的写作，你们喜欢吗？我很有兴趣了解。你们喜不喜欢什么韩寒、郭敬明的东西？

 

陈诗艺：高中时喜欢，后来就不喜欢了，因为很符合我们青春期的幻想，寂寞、孤独啊，很符合青春期的一种感情，比如郭敬明小说里经常写一个词“泪流满面”、“我站在高处，看着远处的一片花海啊”。

 

陈谦：郭敬明是那样写的吗？怎么好像女生啊。

 

黄伟林：我前段时间不是做了一个讲座嘛，有学生就给我提问“80后”嘛，我就说我们五十年代的作家，他们完全是在一种政治语境中写作，他们完全是满足政治的需要，但是“80后”作家几乎“一边倒”都是在市场中写作。那么这两种文学，我觉得都不可能制造伟大的文学，因为它缺少这种伟大的情感的交锋，缺少伟大的思想的交锋，它几乎是“一边倒”的，那么，它不可能有伟大的作品。

 

陈谦：我刚才就想问你们，你们觉得郭敬明这类人他追求的只是市场吗？还是后来进入市场了。我觉得他可能也有表述的需要的，市场是后来升上去以后才变得这样的吧？然后他现在的作品是在迎合市场吗？

 

赵若昕、陈诗艺：比较迎合。

 

黄伟林：因为市场对他们暗示性太强，其实市场有时候跟政治不一样，政治它可能那种宣传很明显，但是市场它有那所谓“看不见的手”。像郭敬明这种，可能他一写作就牵涉到他需要很大的发行量，他一出场就需要别人追捧，那他不知不觉的就会往这方面走，这也是一种暗示。

 

陈谦：我刚才也在讲美国文学界的图谱，因为我比较关注，比较有兴趣。它也有很多类型化写作的，同时它又有很多严肃作家。他们的经典作家，排出来最有影响力的前十名，基本都是四几年以前出生的。他们的作家创造力很强，生命力很长，不停地写。比如你刚才讲的，我们的作家到了一半路就不走了，年纪大了，或者他的学养慢慢用完了，他就不进步了，很多到中年以后就不写了。你看王安忆同时代的，就那么几个还在写了。就是说美国作家持续的创造力是很强的，这需要不断地进步、努力。我听中国人开玩笑说，那是因为他们的营养比较好，身体比较好嘛。像我喜欢的菲力普·罗斯，七十几岁了，平均每两三年还有一部长篇，有时候一年一部小长篇。中国七八十岁的作家，而且写得这么好的很少啦。美国文学图谱里也会有那种青春，它不叫青春，就是女性chick文学，小鸡文学，就是小女孩爱看的那种，它也有它的一群读者。另外，像美国很有名的老太太Danielle·Steel（丹妮尔·斯蒂尔），我不知道中国怎么翻译，Steel的作品她能够写成一个王国，她在旧金山那个房子豪华得不得了，她嫁了五个先生，生活就像影视明星的。她的小说说实在，我读了一两本，就不会再想读其它的了，做作得很。她所有的小说就是这个样子。丹妮尔的书出来，全世界范围内会卖出千万本的。走她这个路子的年轻一些的美国女作家也有几位，也很成功，全球大卖，好莱坞改成电影的。她们的路子很清晰的，比如说任何一个大事件，比如说她如果在中国，汶川地震发生了，她就马上会出一本汶川背景的爱情小说；比如美国“9·11”以后就出一个应时的小说，非常煽情的，大众会欢迎的。但是可贵的是，美国的严肃作家，他们有自己的一份领地的。不同类型的作家，他们不会互相攻击，不会发生严肃作家骂“80后”说他们怎么怎么样，他们互相不来往，反正Steel永远不会进美国学院和严肃评论家的视野，提都不提的，大家也不往来。你挣你的钱。就是说是比较成熟的生态环境。但是美国的严肃作家幸运的是，他们的也过得不错。文化水准高的社会嘛，严肃作家的作品也有足够的读者群来支持他们，写一部书出来，稿费可以支持他生活三四年。因为他们的基础教育好，大家从小就有读书习惯，从小每个孩子，文科教育很重视的，都要写读书报告，班级讨论啊，分析作品，分析人物，一个月读一本书的。那小孩子从四五年级开始训练，到大学就养成一种读书习惯，所以美国人经常要买书。当然他们现在也在抱怨，说读者群在萎缩，也在讲。但是相对我们来讲，他们还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在阅读的话，你想想看，那个比例还是不得了的。所以他们可贵的是在这种地方。那我们讲这种图谱，比如说Stephen King（史蒂芬·金）他小说很恐怖，小说写得很好看，很刺激的，他满足于大众的需要嘛，也卖得很好。严肃文学自成一体，社会能支持那他们的尊严。而且我觉得，你说学习什么东西呢，我觉得他们的那种理念特别好。现在讲回那些流行文学，我读过一本，我就不会再读了，它的语言特别重复，一本书里，同样一句话，或者同样一种描述很多的，有时我都怀疑是不是直接拷贝然后粘贴得，但是就有人喜欢。严肃作家的话，你要是读菲力普·罗斯的作品，你读他一本《遗产》，就明白好在哪里了。彭伦翻译得特别好，因为我读过他的原文，我就觉得彭伦译得好，可惜的是，现在中国的翻译太差。我买过十五本哎，我觉得好得不得了，就在中国到处送朋友。他那本不是小说，他是写他的父亲，你就会知道那种朴素的有力的描述，我们未必写得出来，面对我们真实的父亲我们会避讳，我们不敢去描述那个真的，那种充满了爱，但是又特别真的那种感情，充满了大师的手笔，你读一下《遗产》，你就知道我说的美国正在前线的作家站在哪里。菲力普·罗斯已经说要得诺贝尔文学奖很多年，但是因为他是犹太人嘛，政治不正确的，我想评委不会给他了，老头子可能要抱憾了。Anyway，你刚才说界限在哪里，我就说他们的作品回到那种很根本的基点——关注人生存的困境。我觉得文学就应该关注人的生存困境。我刚才讲到的，早年资讯不发达，随便一个小八卦一写出来，比如福楼拜那个《包法利夫人》一出来，全巴黎人人皆是“哇”，就去读它。现在一上网，自己博客自爆隐私那种太多了，所以文学在这个时代已经不是只讲故事的了，当然故事讲得好也好看。西方作家对我的启示就是对人类生存困境的那种关注。这个问题是不会消失的。因为我们人身体的、基因的、人的各方面欲望给我们带来的困扰，是每个generation必须面对的问题。美国作家或者西方作家，他们比较传统，他们关注这个问题。还有，他们也很关注家族史，受历史的影响，他们对这个题材也蛮关注的。为什么我写小说我会关注人物的内心，就觉得关注人类生存的困境，永远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黄伟林：昨天我们还谈到，美国的书评家对读者甚至对图书销售的直接指导作用，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陈谦：我没有那么全能啦，呵呵。

 

黄伟林：对我们大陆的阅读或文学批评有什么借鉴呢？

 

陈谦：我觉得这个有点超乎我的能力，我就是讲我的体会。比如权威的《纽约时报》书评版，每个星期天出来一个书评周刊。能上《纽约时报》书评版也有出版社操作的关系，比如说，兰登书屋出的书肯定会上的嘛，他们打市场的宣传当然会有，但是那几个真正的书评家，大牌的书评家，他们的书评是非常有权威的。他们很自爱，我不知道中国大陆的书评界是什么状况，我不好说，但我只说，美国的书评家大多很自爱的，不会随便去讲一些不真实的想法。你如果不讲真话，不对作品进行客观的评价的话，读者也会抛弃你的嘛。而且，像我们昨天提到的，他们的那种收入，做到那种《纽约时报》的书评家，重要的书评家收到的回报一定是让他们珍惜名誉的，而不是我们大陆的批评家，写一篇批评文章可能才几十块、百把块，所以这中间有差距。这个高薪算养廉嘛，他很自爱，他很珍惜他的这种地位，他乱写的话饭碗也砸了，对不对？在中国我不知道写一篇论文多少钱，我相信一定不会多到能够生活一阵子，所以我想，这中间是两方面的问题。美国批评家跟作家的关系是很冷淡的，他们基本上不来往的，尽量避免接触，不来往。上次我看到韩东在一篇文章里讲，好像是一个美国人联系他还是他的一个朋友，我忘了具体是怎么回事，就好像我要联系你，要写你一个什么东西问你要资料，后来两个人成了朋友，那美国人就说：因为我们成了朋友以后，就不方便写你了。

 

黄伟林：再问一个他们都很感兴趣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大陆文学界女性主义批评很强势啊，你可能不知道，因为我们现在女研究生都很多，女教授也很多，我们的女教授一上课就讲女性主义批评。

 

陈谦：哎哟，我很感兴趣这个话题，女性批评是什么东西。

 

黄伟林：是啊，我还想问你呢，然后我们的学生，特别是女学生净做这种女性主义的论文。我想问一下女性主义批评在美国是不是也这么热门？

 

陈谦：我很喜欢别人问陈丹青美国美术界的一种情况陈丹青形容的，他说没有哪一种叫做“热门”或者“强势”，就是一片生态。我觉得一个成熟的东西它必定是一种生态，是什么都有的，都存在。我不好讲美国的女性主义批评，而且我对“女性主义”这个词很有疑问，我不同意“女性主义”这个提法的。上次开会，在那个华人文学研讨会的时候，我碰到很多做女性文学研究的人，我就问他们，什么叫做“女性主义”？是因为作者是女人是女性主义，还是题材是女性的是女性主义？还是说故事主角或者作者是女人就是“女性主义”？到底怎么定义“女性主义”？后来他们跟我解释，他们自己也语焉不详，用西方的话讲呢一般是讲到女权，女权主义。在我看来，“女权”就比较对了。

 

黄伟林：原来其实中国翻译过来是“女权”，后来改成了“女性”。

 

陈谦：我懂，他说因为“女权”很敏感，称到“权力”这个东西，意识形态上面就讲你们不能这样讲，你们要把这个模糊化。讲到权力，就有对抗。那么西方女权主义就是讲她们跟男性是对立的，是一种互相对立的关系。我听这边的女性主义研究者跟我讲就是上面让他们改成“女性”，一种比较模糊的，他们自己就也变成陷入一个陷阱，因为所有的东西是要界定的，你要界定才能言说。就像我们讲科学，定义不清的话，后面的东西没法讲清楚。那美国，他们就讲女权主义，是很厉害的。大学里面的女教授们都很强势。如果按你讲的强势哦，“左”派的那帮文科女教授很厉害的，她们是女权主义者嘛。美国是一个特别强调政治正确的国家。你敢挑战女教授吗？不敢的，少数民族也很厉害的呀。

 

黄伟林：那你算吗？

 

陈谦：我算少数民族啊。你侮辱我，我要是上告你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年龄歧视，是非常重大的问题，你如果沾上一条，吃不了兜着走。所以他们说女教授不敢惹的，女权主义者是得罪不起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