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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强行进入封闭的房间----哈罗德-品特的剧本《房间》/By: 李雾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8-12-26 01:39:55

 

[品特在自己的戏中出演]

 

今晨消息,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因癌症,周三在伦敦去世,享年七十八岁。

转一篇李雾老师2005年发表在《南方周末》谈品特的文章。这是我读过的谈品特谈得最好的中文评论。其中涉及的“人类生存困境" (Human Conditions)  的书写话题,这些年来,一直给我很大的启发。感谢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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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行进入封闭的房间——哈罗德•品特的剧本《房间》

 

文/李雾

http://magazine.sina.com.tw/nfweekend/contents/20051201/20051201-031_1.html

              1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 。瑞典文学院的颁奖公告说品特“强行进入压迫的封闭房间”,这句译成中文后貌似费解的话,其实是指国家权力的扩张逼得个人蛰居在狭窄封闭的空间里,而品特在剧本中试图把蛰居者召回公众政治圈。颁奖公告说“封闭房间”而不说“封闭空间”,笔者猜想,是有意应合哈罗德•品特所写的第一个剧本《房间》(The Room)。作为处女作,《房间》并不是品特的创作高峰,但仍然是非常杰出的剧本,里面的有趣对话和由此可以引伸的意义,很是值得一谈。

 

  有人可能会问:品特的人物尽说些反反复复却又短促破碎、罗哩罗嗦更兼毫无文采的老头大妈半文盲话语,这样的对话怎么可能“有趣”?且看《房间》中一个例子。

 

  萝丝是一位从不出门、蛰居在自己房间内的六十余岁老大妈。她对自己的房间很满意,没有人来烦(bother)她。房间很暖和,而外面冷得像“谋杀”——类似我国穷山村里,孩子打碎一个碗就被大人骂“天杀的”,这是在比较封闭、社会层次比较简单的圈子里所使用的缺乏升降微调、意义层次也比较简单的语言。但是再封闭的地方也逃避不了外界的打扰,《房间》的末尾,盲黑人赖利闯进萝丝的房间,给她带来一条短讯:你的父亲要你回家。这时,很短暂的,萝丝的语言突然变得比较正式起来。她说:你打扰了(disturb) 我的夜晚。这一次,她没有用口语化的动词 bother 。我们知道萝丝租下这房间不久,但我们不知道萝丝从哪里来,为什么要蛰居在远离族人的地方。只是从语言风格的细微变化,我们猜想萝丝来自较好的家庭,面对来自族人的使者,她短暂地部分回复了从前的话语习惯。但是,萝丝是决心要逃离自己过去的世界的,她早已改披了下层平民的“语皮”,在赖利面前因一时惊愕而脱开半边,马上又被她重新裹紧。  

 全息映像的碎片仍然可以还原三维图像。品特的天才就在于把那些破碎的话语写成了人生的全息映像。当读者愿意去挖掘这些碎片所保存的人物感情精细扫描时,半文盲话语也就变得有趣起来。   

《房间》作于1956年。当年秋季,品特的朋友亨利•伍尔夫(Henry Woolf) 在布里斯托尔大学新成立的戏剧系当研究生,他问品特能不能写个独幕剧让学生练习。当时品特还是演员,正在外地巡回演出。他用四天的业余时间,写出了这个剧本。由伍尔夫导演,《房间》于翌年5月首次演出。

   独幕剧的场景就是一个房间。萝丝与丈夫伯特住在其中。品特写剧本是在11月份,“房间”外也就是已经寒冷、将要下雪的初冬之夜。伯特要出门干点活,萝丝为他准备食物和茶,同时劝他不要出去,萝丝自己从不离开这个房间。萝丝唠叨着说,这个房间很好,很暖和,我对你照顾得很好,我们在这里很好,比潮湿的地下室好多了,不知道地下室是否住着人,他怎么过活。  

 萝丝在房间里做这做那,但总是坐回到一张摇椅上。品特这一安排,看上去有点像荒诞派戏剧鼻祖贝克特(Samuel Beckett,196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墨菲》。男主角墨菲脱去衣服,用七条围巾把自己绑在摇椅上,只有这时,墨菲才有一丝心境的安宁,他进入了一种恍惚痴呆的精神状态。据说品特非常喜欢贝克特这部小说。但他并没有把萝丝对世界的逃避写成墨菲那样的独居——这是品特高明之处。萝丝有丈夫,而丈夫是个沉默寡言的高大男人。萝丝唠叨的时候,伯特一声不吭地吃饭看杂志。萝丝需要房间的温暖,她也需要人际的温暖,但逃避世界就是逃避人际关系的麻烦,萝丝需要人际关系的温暖却不需要人际温度的忽冷忽热,于是她找了个近似哑巴的男人。她有了诉说的对象,却极大地避免了对话常会引起的冲突。一个喜欢诉说的人,不得不找个“哑巴”作伴而躲开他人,这比本来就懒得说话的失语者的独居更为无奈。   

品特写这一剧本时新婚为久。有评论家曰,萝丝和伯特这一对搭配,来自品特本人的婚姻体念。一定有已婚男读者至此会心微笑,但品特自己从不承认。  

 萝丝来租房间的时候,房东先给她看地下室,萝丝嫌其潮湿,马上拒绝了。萝丝多次将自己的房间与地下室对比,她觉得地下室现在似乎住着人。萝丝的一再唠叨,透露了她心中始终有着阴影:或许她担心地下室的住户眼馋自己的房间(自闭者多疑,而且一个躲避世界的人能找到令她满意的房间也确实不容易),特别在寒流将临、地下室变得很不舒适的时候,躲藏在那里的家伙不定会挑拨房东赶走自己并取而代之。

   萝丝的担心似乎正在转为事实。说不出他有什么事(这是品特的伏笔),房东莫名其妙来敲门了。房东其实也是一个蛰居的人,他甚至不肯告诉萝丝,他睡在楼里哪个房间。听到房东说萝丝的房间本是他的睡房,萝丝把对话引向地下室:现在那里一定有点潮湿。然后,房东回忆旧事,萝丝仍然顾虑她的房间。有的评论家认为这场对话是“荒诞戏剧”中人类无法沟通的好例子——我们所谓的对话,其实只是两场屡屡互相打断的独白。不过,两个看上去互相脱节的“独白”,潜意识里还是有勾连的。萝丝对“房间”的关心,勾起了房东对旧时好光景的回忆,那时家道还没有衰败,他家还不必出租这么多房间,甚至把他的睡房都租出去。萝丝则试图将房东的回忆,连接到楼里是否还有空余房间的盘问(大概在为自己找退路)。   

蛰居的人躲避与外界的接触,这可能影响他们的语言沟通能力。品特不但写出了蛰居生活对蛰居者的负面影响——他们的“对话”沦为“独白”,他还写出了这些“独白”背后的人类仍然顽强寻找理解可能性的永恒意愿。这是品特的又一高明之处。   

房东走后,伯特也出门了,但新的客人又来了。一对夫妻桑仔和桑姊(Mrs & Mr Sands)来租房子。他们给萝丝带来了坏消息:地下室确实有人。他们没有看清相貌,地下室里漆黑一片,没有灯光,他们只是在黑暗中听到一个声音说:楼里有空余房间。绕了一个圈子,三人才发现,地下室里神秘人士所说的空余的7号房间,正是萝丝的房间!   

这对夫妻,从反面证明了萝丝选择伯特的远见。当女人和男人都爱讲话时,磕牙拌嘴就没完没了。萝丝请两人在炉子边暖暖身子,桑姊坐下了,让桑仔也坐,他偏要说自己不冷,站着很好。说了一会儿话,桑仔不觉地把屁股靠上了桌子边,桑姊立即指着他说:你坐下了,你坐下了!桑仔挺直身子,申辩说:我不是坐,我是靠。桑姊问:你以为我感觉不到有人坐下吗?桑仔讽刺道:感觉,你就会这个,感觉。

  这一回,不但已婚男读者要会心微笑,许多已婚女读者一定也在摇头苦笑。   

桑仔和桑姊前脚刚走,房东后脚又来了。房东说,他一听到车子走了,就急忙赶下来。萝丝以为他是指桑姊夫妇的车,赶下来是要请她让出房间;其实房东是指伯特的车,而且品特故意写的让观众听来好像房东对萝丝有非份之想,让大家在剧场哄笑。   

这时已经很明显,贯穿这一剧本的主线悬念,就是地下室里藏着何方神圣。从开场的萝丝独白(也可看作与伯特的“对话”)到房东和桑姊夫妇的来访,品特在一点一点地累积悬念的强度。如果演员功力足够(品特的剧本是公认的不好演),这一悬念应该能够抓住和调动观众情绪。现在,当萝丝气愤地质问房东,“这间房间怎么还能出租”时,悬念也该揭底了。   

房东说地下室里有个人,已经守在那里一星期了。他要房东留心着,一见伯特出门,就来通知萝丝,就说他要见萝丝。房东在伯特出门前的拜访,正是要看看伯特是否在家。

 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人就是盲黑人赖利。民权运动之前的英国文学作品里,黑人常常是神秘信息的携带者,比如福尔摩斯故事里几次有黑人从非洲追到伦敦报仇。赖利似乎与萝丝有过一段暧昧关系。萝丝一再说她不认识赖利,但她一见面就警告赖利:你面对的不是一个小女孩,我现在能够对付你!这可以是一般的自夸,但萝丝也可能从小就认识赖利。赖利叫出了萝丝从前的名字:回家吧,赛尔。萝丝说:不要这样叫我。但她没有说自己从未用过“赛尔”这个名字,她开始承认自己的过去。“赛尔,跟我回家吧”,在赖利一声又一声的呼唤中,萝丝软下来了。她走到赖利身边,抚摸着他的眼睛和额角。   

这时,伯特回来了。见到房间里另有男人,伯特在剧中第一次开口说话。伯特讲了一通他是如何开车回家的。伯特称自己的汽车为“她”,别人的汽车却用“他”。伯特推开了挡路的“他”,伯特占有了道路,伯特跟“她”回来了,“她”很好,“她”跟我走,“她”不跟我乱搞。伯特或许也知道赖利,讲完简单却有力的以动词为主的警告,他一脚勾翻赖利的椅子。赖利跌在地上,伯特又去踢赖利的脑袋。  

 萝丝站在舞台中央,用手遮着眼睛说:看不见了,我看不见了。独幕剧至此结束。   

萝丝为何失明?笔者理解为一种象征,象征着外界的黑暗侵入并吞噬了她的房间。不妨根据剧本的线索作些假设。假设萝丝本是美国南方女孩赛尔,她与赖利之间发生了一点什么事,在当时绝不容许。萝丝被迫出走;赖利也受到惩罚,瞎了双眼。几十年后,萝丝的父亲已是风烛残年,后悔当年的处置,希望再见萝丝一面。赖利自告奋勇,出来寻找。而隐姓换名的萝丝,早已习惯了躲在自己房间的生活。来找房东租房间的桑姊曾说,整栋楼里,她只见到萝丝房间的一点光明。对萝丝而言,房间之外,都是黑暗;某些黑暗之处,比如地下室里,甚至暗藏威胁。赖利的闯入,带来了她一生试图回避的过去。不管接下来如何行动,萝丝的隐居生活已经破碎。萝丝苦心经营起来的围护着房间内温暖和光明的四堵墙,已被外界一次又一次的闯入所推倒。外来的“入侵者”甚至引发了房间内的暴力。平时不声不响的伯特,见到赖利后暴露了内心,似乎萝丝于他只是汽车一样可以占有的物品。外界的黑暗包围着她,像赖利一样,萝丝的眼睛看不见了。品特自己则解释说:他将赖利看作一个拯救者,赖利试图将萝丝从“房间”的限制里解放出来,并请求萝丝返回她的精神家园。   

《房间》给品特打开了成功之路。1957年的英国大学生戏剧节正好于年底在布里斯托尔大学举行,《房间》再次上演。前来观摩戏剧节的评论家中,有几位对品特颇为赞赏。他们发表在报纸上的评论引起了剧院注意,剧院开始来找品特写剧本。而品特也从写作《房间》的经验里,发现了自己真正的才华。接着,《生日派对》(1958年4月)和《蠢侍者》(1959年2月)相续上演,奠定了品特在英语戏剧界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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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另一篇文章(《我们互相伤害——哈罗德•品特的剧本〈宴庆〉》)中讲过,“我们中国人很难体会,生活在‘西方自由世界’的人会受到什么了不起的‘压迫’,《房间》的女主角最后竟要由被压迫的黑人来召她回去。”这问题不容易说清,不过,诺贝尔文学奖本身倒是可以作为一个引子。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又没有颁给中国人,又触动了中国作家的“诺贝尔情结”。常听到的一种说法是:我们有三年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那样惨绝人寰的政治大灾难,为什么我们的作家写不出可以荣获诺贝尔奖的煌煌巨著?   

笔者无缘得晓诺贝尔文学奖的内幕,不过,笔者知道几位从欧洲到美国大学任教的老先生。他们是瑞典文学院院士的同龄人,他们对文学的考量,笔者多少有些了解。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酷,特别是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对欧洲知识分子的震撼,旁人很难想像。这一残酷,发生在欧洲文化的核心国家——欧洲人当时也认为,这里就是人类文明的核心地带。这里有过文艺复兴,有过科学革命,理性曾经在这里大放光芒。但是,对文学艺术的普遍爱好和教育的普及,并不能防止野蛮行为卷土重来。下令点燃焚尸炉的法西斯分子,并不是没有文化的人。屠杀之前,他可能在阅读歌德的小说;屠杀之后,他可能去观赏瓦格纳的歌剧。文化本身不能解决人类的问题,德国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甚至有辩证名言:“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杀害了四百万人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是如此野蛮,以至不去谴责这种野蛮行为的纯文学活动,本身成了新的野蛮。启蒙时代以来对人类前途的信心,认为知识的力量终将驱散愚昧的乐观主义,至此土崩瓦解。回过头来看,很多人觉得,战争中的罪行,其实是平常生活中无数小恶的汇集。根源不在于个别坏人或某一种思潮的坏影响,根源在于人的本性。  

 试看品特的《房间》。独幕剧的主线悬念是地下室对萝丝的房间到底有着什么威胁。房间是光明的,温暖的;而地下室是黑暗的,阴冷的,是外部大黑暗、大阴冷最接近萝丝的触角。在剧本中,代表黑暗的,不是某个凶神或某一恶人,而是地下室和冬夜所构成的整个外界环境。“黑暗”对萝丝的“迫害”,体现在那些从黑暗中突然冒出来的寻常人物对萝丝房间的“入侵”。连本身住在楼里的房东,他对萝丝的拜访,也是先到室外查看水管,然后再从外面进来敲萝丝的门。“入侵者”与萝丝的对话,则充满了误解与规避。《房间》的戏剧冲突,不在传统的人与人之间,而在人与他人所组成的“黑暗”社会之间。萝丝最后被黑暗压倒而失明,用英语评论界的习惯说法,可以看作是人类生存状态(human conditions)的不可突破和不应突破。品特在剧本中要描述的,就是人类生存状态的困境。   

 

这种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反思,在我国大学的西方文学史和西方文论课上,通常认为是腐朽没落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行将灭亡的垂死心态的反映,或类似的话(至少本人读大学时,教科书如此说)。这可以是一种观点。但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认为,人类生存状态的困境跨越文化、跨越政治制度。就拿《房间》中所反映的人际对话、特别是夫妻对话的低效和无效来讲,此中就有我们人类自身能力的限制。  

 人和动物一样,性成熟之后,学习能力急剧下降。不在性成熟之前教会雄鸟鸣唱,性成熟之后就学不会了,永远是哑巴。学习过程到性成熟停止,对基因的传递是有利的。性成熟之前,后代与长辈共同生活,雄鸟向老鸟学到的是本属本种的特征调子。性成熟之后独立了,如果仍然有学习能力,学了它属它种的调子,交配季节,一展歌喉,雌鸟都吓走了,基因就传不下去。如果我们在三十岁之后,学一门外语还像三岁时那样容易,吃上三、四顿西菜,就觉得和从小吃惯的川菜一般有味,现在一定会有更多的中国姑娘要嫁西方人。复兴民族文化,是把女人的婚配对象局限在本民族之内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但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性成熟之后学习能力的下降,固然有助于传递本族群的基因;另一方面,却也使成年人之间的契合变得比较毛糙,如果未成年时的学习内容相差很大,契合就更为困难。  

 在更为接近“自然状态”的古代社会里,比如李白《长干行》中所写,“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女孩子十四岁就出嫁了,而且嫁的是从小玩在一起的本村男童(这样的婚姻大概更符合人类的生物进化程度),小夫妻在性成熟之前共享学习过程,一年后才十五岁就“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当然,这是仅作参考的理想状况)。现在的城市青年三十岁还没有结婚,而婚配对象的生长之地可能在千里之外。年纪大了,或许更能节制自己并容忍对方,但在学习能力下降之后,要形成高度流畅的、几乎没有脱节的对话模式,肯定比少年时难得多。   

这一对话问题,就是由基因和生物进化程度所决定的那部分人类生存状态。人很难突破这类困境,或许也不应该突破。西方作家比较倾向于描写这类没有速决答案的生存两难:晚结婚,夫妻间对话犹如两场互相打断的独白;未毕业就与中学甜心同居,生了孩子后只能靠政府补助过日子,做人缺乏尊严。当然,夫妻接受了先进的性教育,对话从此水乳交融,无比幸福中两人舞步翩翩——有了好思想,万事都OK——这类作品在西方也多的是。但那是通俗罗曼司,作者做梦也未想过要得什么文学奖,更不要说诺贝尔奖。  

 反观国人对文革的反思,或许是潜意识里受了“文化大革命”这几个字的刺激,常常认为症结在于文化的破坏。没有文化的工宣队员、军宣队员盲目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政策,害得为国家为民族作出了宝贵贡献的知识分子家破人亡;或者摸进深山老林,在樵子渔夫中间寻找未被革命阉割的原生态中华文化。这种思路下的作品,即使有真实生活背景,在西方人看来,却还没有潜入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度。   

最近见到两部文革中的性压抑占很大篇幅的小说,一是余华的《兄弟》,一是东西的《后悔录》。性压抑其实任何地方都有,任何时代都有,不独中国为然,不独文革为然。性压抑也是人类生存状态的两难。人是社会化动物,而且人组成复杂的社会。复杂社会必有明确秩序,而社会秩序必然对人的性欲望有所限制。中国社会特别严厉的性压抑是中国社会特别严厉的尊卑有序的反映。如果只是写出文革里性压抑的表象,过来之人固然读了感同身受;没有文革经验的,比如西方读者,会不会仅当猎奇?这样揭露文革,大概还不如苏童的没有具体时代的《妻妾成群》更有文学力度——妻妾们的性压抑其实是“老爷”威严下的祭品。小说是中国的故事,但故事表现了普适性的人类生存状态(universal human conditions),所以这本小说改编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能在西方得到广泛好评。   

不过,中国作家即使要参考欧洲知识分子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思考,仍然有一个学习环境的问题。还是拿《房间》的对话作例子。质疑对话的有效性,还有品特那种简单的、突出动词的语言,很可能受到当时流行英国的哲学思潮的影响。在剑桥任教的逻辑实证主义大师罗素(Bertrand Russell)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都对语言和真相的联系抱有深刻怀疑。复杂的句式,要去罗素的数理逻辑公式里滚一滚,榨干水分,分解为主语和谓语的简单句,才能看出真正含义。维特根斯坦考察各类哲学原理,发现这也不能用语言表达,那也不能用语言表达,特别是讨论人际关系准则的伦理学不能用语言来表达。即使品特不读这些哲学教授的书,他们的观点,也会以简约的形式,刊登在报纸上,弥散在知识界。而中国作家中,有几个人的外文水平可以让他们定期阅读原版报纸或刊物?  

 好在没有哪一个有自尊的作家会承认自己只是为诺贝尔奖而写作。《南方周末》记者曾采访瑞典文学院院士马悦然(见该报10月20日),问他对中国作家有什么建议,马悦然说:“我愿意他们写自己喜欢写的东西,不应该听外人的什么意见。”我们中国人谈起文革后新时期的文学成就,陈忠实的《白鹿原》往往要坐到第一把交椅。但在西方,苏童和莫言远比陈忠实知名。或许西方人觉得,这两人书中的残酷,更为接近人的本性。这能证明陈忠实写得不如苏童、莫言吗?很多人,包括笔者在内,仍然很欣赏《白鹿原》的史诗气质。说起诺贝尔文学奖的看走眼,人们常举托尔斯泰也没有得奖的例子。托尔斯泰如果活在今天,如果还是写《战争与和平》那样的作品,要是允许做一次乌鸦嘴,敝人斗胆揣测,托翁还是要落选的。在强敌入侵的严酷环境中,年青一代仍然生气勃勃地成长起来并走到历史舞台的中心。他们或许有着肉体的伤疤,但是战争居然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精神疾病!这种对人类生存状态抱着本质上的乐观态度的史诗式巨著,早已在瑞典文学院的评奖口味之外。但是,托尔斯泰写得比品特差吗?谁的文学史地位更高?——这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问题。 每年10月,似乎总有一种气氛,总让人感到,某些国人就像萝丝一样,关在自己的“房间”内,却时时担心瑞典文学院那不透光的“地下室”里,会放出什么不够份量的某国无名作者,从而再次“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其实,最后真正伤害了萝丝的,却是房间里的人——更广义地讲,是封闭生活所导致的狭隘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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